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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抗战烽火中《新华日报》之艰难发展历程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中旬刊 热度: 16573
刘瑛+维荣

  摘 要:创刊于抗日烽火中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唯一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日报,同时它也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新华日报》在揭露日寇暴行,报道抗战事迹,宣传抗战言论,宣传组织国统区的工人及青年运动,以及反击国民党方面组织的三次反共高潮等诸多方面功勋卓著,也为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新华日报》;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K265;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5-0146-07

  一、《新华日报》的筹备与创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正式提出全党要在全国范围内抓好两件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紧接着,周恩来约见刚出狱的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让他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就这样,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但在当时,要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首肯。好在抗战的爆发,使国共合作成为大势所趋。8月,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开始在南京积极筹备创办。不久,邵力子正式签署了批准《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发行的文件。

  1937年冬,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拜访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随后,周恩来又拜访了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临辞别之际,周恩来谈起创办《新华日报》的事宜,盛赞于右任是中国最早鼓吹革命的报人,约请于右任这位当时著名书法家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慨然应允。第二天,潘梓年送来了宣纸,于右任一连书写了19幅之多,交潘梓年带回。到《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办时,所用报头就是于右任在南京书写的。②

  12月21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次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表态“完全支持”。

  1937年12月23日拟定的《新华日报馆章程》中对办报宗旨的规定十分明确:“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

  1938年元月上旬,《新华日报》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长吴国桢应邀赴会。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作为中共长江局机关报在汉口正式创刊了,也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国统区唯一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日报。《新华日报》的新闻实践和社会活动以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地阐明了其办报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一切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这样,中共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心脏第一张且是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就创刊了。

  整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工作由社长潘梓年负责。章汉夫任总编辑,编辑人员主要有夏衍、熊复、胡绳、乔冠华、许涤新、张友渔。总经理为熊瑾玎。长江局和南方局时期的《新华日报》社长都是潘梓年,历任总编辑为: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夏衍(代)、张友渔(代)、熊复。栏目名称具有浓厚的抗战特色:“前线战况”、“前线战报”、“敌寇暴行”、“救亡消息”、“最后消息”、“沿江战况”、“华北战况”、“晋绥战况”、“晋鲁豫战况”、“豫东战况”、“江南战场”、“世界援华运动”等栏。

  《新华日报》正式创刊时,王明(陈绍禹)担任该报董事会董事长。《新华日报》设有“党报委员会”,隶属中共长江局,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构成;另设有“董事会”,王明、邓颖超等人为董事会成员。武汉时期,王明任董事长。

  为了增加销路,《新华日报》从1938年2月到8月先后设立了山西、广州、重庆和西安四处分馆,同时分布在后方各地的分销处和经销处也加大宣传营销,《新华日报》的发行量逐渐上升。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7?月初,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予以坚决抵制。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分期刊登,王明仍不同意。

  到了重庆时期,才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同时还组成“编委会”,由潘梓年等人负责日常编辑事务。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国民政府或参政会任职,都曾拿出工资来捐给报社。同时在发行1000份以上地区设立分馆,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又成为地下联络站。

  1938年10月,武汉日军兵临城下,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仍同国民党军报《扫荡报》一道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10月24日晚周恩来亲自口述了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的社论。25日的第287期《新华日报》在武汉和重庆分别编印了内容不同的两份,最终由重庆报馆出版。然后才撤离到重庆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撤消了王明的中共长江局书记职务,同时中共设立南方局取代长江局,任命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兼《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长。以后《新华日报》就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办报。在武汉时期,《新华日报》自创刊号至1938年10月24日报馆撤离武汉,共出版287期。③

  《新华日报》迁到战时陪都重庆后,遂即在四川梁山的屏锦镇办了纸厂。由于造出的纸张是鲜明醒目的绿色纸,所以《新华日报》用这种纸张印成报纸后很富有个性特色,并曾在重庆各大报的印刷竞赛中,赢得过排字、浇版和上版“三项第一”。在发行销售上,《新华日报》专用报丁、报童来发行。

  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就在1938年2月9日刊登了朱德的《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1939年冬,太行山上寒风凛冽、白雪飘飞,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不断。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壮大的蒋介石,背弃承诺,断绝供给八路军武器、被服和粮饷,并致使顽固派军队大搞反共摩擦。英勇不屈的八路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吃着黑豆煮野菜,仍然斗志昂扬,鏖战在冰天雪地中。在这种背景下,朱德写了一首《寄语蜀中父老》,同时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朱德的这首诗于1940年12月15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国内各界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表现出极大愤慨,对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将士无不拍手称赞,纷纷募捐衣物,支援前方。

  二、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做大后方人民的喉舌。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周恩来对于这份报纸的创立和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为团结人民、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争取广大同盟者,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赞扬说:《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

  周恩来在1938年1月9日专为即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从此,《新华日报》成为在国民党统治政治中心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全国性报纸。

  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为党报撰写了连载三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观点,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念。⑤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领导是全面的。从办报思想、宣传方针到采访、编辑、出版、发行,从人员骨干的遴选、培养到物质条件、生活的保障,从反封锁破坏到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政府当局的交涉,从开展各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到重大新闻、言论、社论稿件的亲自撰写,这些均倾注着他的心血。

  随着日军逼近武汉,10月24日晚,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具体工作,他指出《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

  1940年10月,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说:“为你(郭沫若)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纪念活动举行。会场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冯玉祥致开幕词。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等致贺词。同一天的《新华日报》还出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影响。身处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在困难重重中坚持工作,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重庆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社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是在1941年1月11日,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正在报社与报馆工作人员共同庆祝《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周恩来当即发表了讲话。12日,《新华日报》引述周恩来的讲话时向读者透露了“皖南事变”的消息。

  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刊出了周恩来1月17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时为了绕过新闻审查,报社最后决定印两个版面,一个用来应付新闻检察官,另一个刊有诗的版面大量刊印。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报纸贴满大街小巷的阅报栏,令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在国统区各界人士和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事后,毛泽东曾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赞扬这次行动,“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

  与此同时,为了表达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周恩来要求时任《新华日报》社长的潘梓年立即到重庆多家影响很大的民间报馆去,揭露国民党歪曲皖南事变真相、封锁《新华日报》来达到妄图遮掩天下人耳目的险恶用心。潘梓年走访了《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报馆,赢得了众多爱国报馆在舆论上的同情和慰问。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新华日报》紧紧围绕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题,展开广泛宣传和报道,1941年7月7日正逢“七七事变”四周年之际,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七七”四年》的代论,对此精辟地分析道:“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敌人既已侵入我们国土,杀戮我们人民,我们只有起来自卫,起来应战……四年抗战,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长期抗战,已不仅是可能,而且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胜利的解放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前后为《新华日报》撰写文章58篇,题词11次。《新华日报》在发表他的文章时总是用他亲自书写的标题和签名,以增强报纸的公信力。如从1941年5月25日至7月20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周恩来写的评论就有5篇,分别是《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在他的领导下,身处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以此为平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国统区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期间发表的重大社论、代论、声明、谈话、大都出自周恩来之手。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指的就是郭沫若创作并从1942年1月24日起在《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连载的大型历史剧《屈原》。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

  (一)明确办报中心主题

  作为一份战斗在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统治心脏地带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从其创刊开始,就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坚持“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新华日报》经常发表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讲话、著作。

  1938年12月7日、1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论全面抗战与游击战争》,并连续四天刊登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论新阶段》重要报告。

  此外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何凯丰等人,请他们撰写稿件宣传中共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纲领和主张。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刊登了许多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有关研讨文章,如1938年5月21日刊登了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5月23日,刊登了彭德怀的文章《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

  大力宣传抗战,弘扬民族士气:如对1940年9月在枣宜战役南瓜店战斗中光荣殉国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1942年6月在山西辽县麻田反扫荡作战中壮烈殉国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1942年9月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幸殉国的国军200师师长戴安澜等都作过重点报道。

  《新华日报》提出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原则,坚持通俗化、大众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针。

  (二)牢固树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广交朋友,普结人缘

  如争取国民党中的拥护中共抗日主张的元老、左派领袖、爱国民主人士撰稿发表,如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沈钧儒、李公仆、黄炎培、张申府、史良、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等人也经常在重大纪念日及《新华日报》周年报庆之时撰稿、题词,扩大了中共在大后方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1942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北京大学教授、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专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贺信:《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饱含深情地称赞《新华日报》是“抗战的一个有力精神武器。…每一提起‘新华,我总是联想到新中国。实在,‘新华就是新中国的象征。”并对《新华日报》的未来发展提出希望:成为“天下一切反法西斯人的报。”张申府对党满腔热情的文章不仅受到南方局的关注,更受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的3月9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阅后非常赞赏。3月14日专门致电周恩来:“他对于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

  柳亚子因在皖南事变后为新四军鸣不平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赋闲在家的柳亚子在新华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文。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还曾于著名画家尹瘦石联合举办《柳、尹画联展》,毛泽东亲自题字,为此《新华日报》专门为此发了一期特刊,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新华日报》的影响力。

  1940年陪都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会,《新华日报》发表《我们怎样纪念鲁迅先生》社论:“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和他一生所把的为民族、为人民和要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要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社长潘梓年专门撰文《中国文化革命伟人》,并配发了特写《陪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这是六十年前一颗伟大的文星诞生时候,从那时起中国睁开了苦难的眼睛,中国有了一张呐喊的嘴。在这以后几十年,通过这个巨人的笔尖,中国正视了世界而且向人类喊出自由的心曲。”

  (三)办报群体中精英辈出,群星璀璨

  郭沫若是《新华日报》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报上发表各类文稿302篇。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上连载四天,通过明朝覆灭的事实,告诫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如果专制独裁下去,其下场必会与即将覆灭的德意日一样。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其后,毛泽东让《解放日报》转载并写了按语称“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

  1942年9月,乔冠华(笔名于怀)被周恩来指派为《新华日报》编委,主编《国际述评》专栏和《群众》周刊。乔冠华为《新华日报》写了60多篇国际述评。此外,王炳南、夏衍、戈宝权、龚澎等一大批精通外语的编辑,也纷纷为《国际述评》写稿。廖沫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三年时间里(1942—1945),不仅主编国内外新闻,还撰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并经常配发有欧美通讯员及时提供的重大新闻稿件。

  《新华日报》在陪都文化界广交朋友,为新华副刊投稿的名流众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者队伍。如文艺界的茅盾、夏衍、阳翰笙、何其芳、林默涵、徐迟、周立波、艾青、丁玲等;史学界的翦伯赞、邓初民、吴晗、侯外庐等;教育界的陶行知等,都是新华副刊的热情撰稿者。

  (四)积极争取对国民党当局有抵触情绪的“中间派”著名报人写稿

  1945年3、4月间,《新华日报》曾连续四次刊登著名作家张恨水的《茅屋诗存》,并配发专文荐评他的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高度评价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在张恨水创作生涯三十周年之时,《新华日报》又专发了纪念文章。张恨水原来标榜自己是“超党派”,本不打算为《新华日报》写稿的。经过这番真情交往,融化了自己心中的坚冰,很自然地十分关注起新华副刊。为此国民党中宣部十分恼火:你们怎么搞的?张恨水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怎么也给《新华日报》写起文章来了!

  (五)以宣传抗战、服务抗战为己任

  《新华日报》从创刊到抗战胜利的七年半时间里,所刊发的文章直接反映抗日的内容始终占据大部分的版面,全面报道抗战战场动态及业绩。1938年6月10—18日,《新华日报》在敌寇暴行栏目中,连续9天报道日寇敌机多次对广州、桂林及粤汉铁路进行狂轰滥炸的情况,运用血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当时的陪都重庆有十多家报纸,所有的军事报道几乎全部由中央社包办。中央社刊发军事电讯对所有作战部队统称为“我军”,而不提不敌的番号。这样做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保密,更有不愿让世人知晓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两支经常“打胜仗的军队”的存在。而《新华日报》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新闻,大都用本报专电,也多标明了这两支共军的番号。《新华日报》的这一大特色,对于广大关心抗战前途和同情共产党的读者具有鲜明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939年1月8日,《新华日报》以一版半的篇幅刊登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一篇讲话,题目是《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专门介绍了八路军在晋东南区、晋察冀边区及津浦线一带收复了五十多个县的国土。同年的《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在苏南和皖南的抗战斗争作了连续报道,并接连两天刊登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元旦时在新四军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2月初的《新华日报》以最快的时效、最好的版面、广角度、大篇幅、多形式的深度报道,来对中共主导的“百团大战”进行了全方位、浓墨重彩的报道,如1940年8月26日,八路军袭击正太铁路取得胜利消息传到重庆,当天的《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以胜利回答敌寇暴行》:“只有抗战,才是生路,只有团结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及时、准确地报道中共军队的抗战业绩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情况:1939年2月起,《新华日报》对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作了系统深入的连续报道,诸如《陈毅将军访问记》等通讯,将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国统区广为传播。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超过了100篇,内容涉及包括直接战果、国际反映等诸多方面,极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抗战影响力。

  (六)公开发行“新群丛书”来宣传中共主张

  《新华日报》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出版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并向国民党军队大力宣传,效果显著。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给手下的指战员每人发了一本《论持久战》,要求属下认真学习八路军的战略战术。

  (七)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捐募、义卖献金等支援抗战活动

  “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一直到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止。”(1938年1月31日《新华日报》刊发的社论《节费集捐从春节起》)。

  1938年12月18日,《新华日报》举办“义卖献金日”意在鼓动“各地民众援助抗战的热忱和出钱出力的踊跃”。为此派配发了贺绿汀所作词曲的“义卖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要员邵力子等在街头购买了当天的报纸,孙科以100元预订一份,孔祥熙以200元预订一份,又在街头用100元购买了毛泽东新作《论新阶级》一书。当天共义卖报纸14000多份,义卖献金近6000元。

  (八)高度重视副刊建设

  1940年《新华日报》副刊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和参与下,从2月到5月,陆续创办了《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路》等六种专刊固定在第四版轮流出版。这些副刊推动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

  如1940年2月10日创办《文艺之页》时,老舍发表《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的文章:“出来吧!艺术家们!青年们热烈地等待着你们,呼唤你们呢!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上前去啊!”

  1942年2月,副刊《木刻阵线》创刊并以《我们的方向》一文代发刊词,“今天,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为了反抗疯狂的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成世界的反侵略战线。《木刻阵线》正是整个反侵略阵线中的一小环节。在这个阵线上,全体刀笔战士,共同举起他们的武器——刻刀,检举并肃清破坏团结组织的少数败类更随时随地地提高警惕性,彻底消灭破坏木运进步的蛀虫。”同年4月10日创办了副刊《时代音乐》半月刊。

  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改版后,除保留“团结”、“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外,另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版,即“新华副刊”。在创刊当天的《编者的话》中,《新华副刊》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希望这副刊能够名副其实地做到,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新华副刊》有小说连载、文论、史论、诗歌、散文、杂感、漫谈等子栏目,胡绳、林默涵、徐光霄(戈茅)、郑之东(郑林曦)和李亚群等人还先后担任过该刊的主编。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自始至终坚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宣传抗日为己任,进行了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强有力的舆论引导。

  (九)积极拓展国际新闻渠道,获取更多的抗战信息

  《新华日报》除了采用苏联塔斯社的电讯,还直接订购纽约、巴黎、伦敦等地的国际报刊,以确保自身拥有独家的国际消息来源,并由章汉夫、朱世伦、戈宝权、吴敏等人及时翻译并刊发,以便给国人提供观察中共抗战的国际视角。如1940年8月30日,《新华日报》专门转载苏联《红星报》的报道,高度赞誉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

  (十)主动出击、团结争取一大批国际友人

  1938年4月16日,《新华日报》以《伟大的同情》为总标题,集中登载国际友人宣传介绍中共抗日的信函,包括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信函等,这些信件既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游击队的抗日创举,极大地提升了国人战胜日寇的信心。

  四、国民党执政当局对《新华日报》严控与封锁

  《新华日报》就像尖刀一样插在了国统区的心脏地带,它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压迫和百般阻挠。

  《新华日报》在办报过程中,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审查,特别室其言论、新闻部分,经常被迫删除。针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新华日报》便利用不引人注意的广告栏目来刊登各种声明、启事,来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1938年2月19日,针对2月17日国民党特务派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破坏印刷设备的行径,《新华日报》特在第四版广告中以发表?“本报紧急启事”的方式既告知世人真相,又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因应抗战,在政治、经济、宣传等各方面建立了战时体制,“战时新闻审查制”为战时体制的重要部分。《新华日报》创刊才一个月,即向《扫荡报》等发起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大论战。最后迫使邵力子亲自来信,说敌方广播已为此大做文章,务必停止论战和发表。国民党方面示弱,《新华日报》初战告捷,令全社欢欣鼓舞。

  不过,刚开办之初的《新华日报》与新闻审查机构的矛盾尚不尖锐。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战时新闻审查机制从1939年才开始逐步完善和强化;另一方面,当时的抗战尚未进入最艰难时期,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微弱,双方力量还未激化。而且,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唯一外援国,蒋介石顾及这层关系,甚至对于前方军队和各报传来的涉及共产党的负面消息,他同样下令给予扣押不发。④

  1939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采用的是记者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形式。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毛泽东的回答使当时纷繁的抗战路线变得明晰起来,很好地引导了当时的舆论,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提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刻意给自己的报童设计如此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不过,在当时的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

  但迁都到重庆后,《新华日报》就成了让审查机关最头疼的报纸。1941年元月6日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栏内只有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它地方均为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原来,当日的《新华日报》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在头版“开天窗”抗议,成为首次抗议新闻审查的激烈斗争“……来不及写第三次稿,故本日无社论。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当时,国民党的舆论机关想出了很多办法,对《新华日报》进行限制。“不许《新华日报》刊登中共的决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文章;不许报纸使用‘边区、‘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等字样;禁止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等等”。同时颁布《新华日报违检案件处理步骤方案》,规定“《新华日报》违检严重警告三次即予以一至七日之定期停刊处分,复刊后可循环使用,至必要时可做永久停刊处分呈准执行。”

  此外,《新华日报》还采取了“开天窗”这一特殊的暴检形式,即把被新闻检查当局扣留的版面索性用空白来代替,或是在被删处注以“被删”、“被略”、“中略”、“略”字样。从1940年11月底开始,改成了“……”或“XXX”,以后干脆直接注明“被略多少字或段”,或直接留空白。从1944年开始,《新华日报》采取登载“编辑部启示”的办法,对扣检行径进行公布,或是用“略事铲划”、“以示遵检”等字样来代替,以此种方式来进行控诉。

  鉴于《新华日报》的“不听话”和“惹麻烦”,在1944年春的国民党政军联席会议上作出决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交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执行。

  可国民党中宣部给前往延安办报的记者团配备的电台到延安后根本无法架设。多次与中共交涉仍无法解决。电讯不通,新闻稿的来源就成问题。而且边区组织太严密,国民党人根本无法在那里活动。延安版就算印出来了,也无法发行。国民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的计划只得作罢。

  在与重庆的国民党方面相处时,《新华日报》坚持中共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报纸的宣传方针上坚持中共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新华日报》的副刊曾办有《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刊,辟有“社会服务”、“团结”、“友声”等专栏。

  抗战期间的《新华日报》一共开过21次天窗:1938年3月2;1940年1月6日及4月22日;1941年2月5日三处“开天窗”、2月9/11/15/16、3月7日、7月20日;1942年8月31日;1943年4月20日三处“开天窗”、6月30日;1944年2月11日;1945年3月29日、5月5日。诸多次开天窗主要集中在国民党反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期间和抗战胜利前夕。《新华日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无言地揭露国民党执政当局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真相。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禁锢愈发严厉,或是大量扣发送审稿件,或是派特务流氓撕毁报纸拘押报丁。

  同样此刻的《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也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新华日报》的发行份数在1938年5月以前为13000份,到10月武汉撤退前,最多达30000份。但是在“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当局采取种种手段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使这一时期的发行量只有二千多份。

  1941年2月5日,《新华日报》三次“开天窗”只留下标题,头版右下侧只有“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报差四人竟被捕殴,报纸亦遭无理没收”的标题,文字内容全部被铲去,连铲痕也很是明显。对此社长潘梓年连续向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发出抗议信件,卫戍司令刘峙只得批复“分令宪警查究”、“对该报予以保护”。2月10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重庆卫戍司令部批示:分令宪警保护本报》全文刊发批复内容,还特别用花边加框。紧接着又于11、12连续两天在报眼位置上再次刊载,从而令国民党执政当局处境极为尴尬。

  1941年7月20日,《新华日报》拟发表《关于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被国民党当局扣检。当日,再次开天窗,而这篇文章则被印成小册子秘密散发。

  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五年多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辱蔑向世界横飞乱喷,绝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针对这种不利的情况,自1942年开始《新华日报》专门开辟了《边鉴》专栏,广泛介绍了中共开展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展开翔实报道“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已经建立了15个根据地,即:晋绥、晋察冀、冀鲁豫、苏北、苏中、淮北、淮海、苏南、皖中、鄂豫皖、浙东、东江、琼崖等,这支军队在日伪和国民党军夹击下成长,枪支来源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新华日报》1944年8月1日)

  根据1945年1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所作一项关于《新华日报》发行数增加的情报报告指出:最近乃大肆扩充,拟增至五万份,并在化龙桥、小龙坎等地设立分销处。

  此外,《新华日报》还经常在广告栏通过声明、启事、招生、商品广告等多种间接方式,隐晦透露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延安动态,给国统区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解放区真实情况的窗口。至于组织群众进行抗战募捐、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募捐、赈灾募捐的活动更是经常在《新华日报》版面上出现,这也成为联系和组织国统区民众的一条重要渠道。

  五、《新华日报》参与《联合版》交涉经过

  在当时的国统区,已经有三份全国性的大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和《大公报》。其中,《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为国民党的党报,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大公报》则为民营报纸。

  《新华日报》作为当时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于1938年月1日创办于武汉。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毛泽东曾给予《新华日报》以很高的评价,称其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驻重庆,继续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当时表面看来,《新华日报》在重庆仿佛是“孤军奋战”,其实不然,它是在一个广袤纵深的阵地上作战。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中间性质的报纸都被《新华日报》争取过来,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合力。

  战时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自然也成为各党派报纸群集之所在。其时重庆除有中共方面的《新华日报》外,还有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以及代表地方势力的《时事新报》、《新蜀报》、《新民日报》、《新民晚报》和《国民公报》等,另外还有原政学系张季鸾主办的《大公报》。这些报纸各具不同立场,每遇重大问题亦各抒己见。国民政府对这种很难形成舆论统一的局面一直耿耿于怀。

  1939年,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劫后的重庆街道一片断垣残砾。当时有很多报馆也遭到了严重毁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为找到了统一重庆舆论的契机,遂命令国民党中宣部以疏散各家报馆到郊区重新建房为理由,停止各报单独出版。同时决定由各报共同出版一份报纸,称之为《联合版》,并指令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

  这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刚好从华中新四军所在地返抵重庆,他听到《新华日报》的汇报后,立刻指示潘梓年找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当面交涉。之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叶楚伧,表示“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理及友报迁移筹备之困难”,“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的《联合版》”。同时,周恩来又郑重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

  因此缘故,《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于6月份在重庆共同出版了《联合版》。当时国民政府的用意是想借出版《联合版》之机不让各报复刊以此来扼杀《新华日报》。

  《联合版》出版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即致电中共南方局,认为出《联合版》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有很大的影响,故要求南方局“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的权利”,同时要求在《新华日报》暂未恢复出版期内,“充实和扩大《群众》的内容,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需有系统地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要求南方局尽快交涉《新华日报》单独出版。南方局接中央书记处电后,立刻将《联合版》前后的详细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向国民党中宣部反复交涉,要求尽快恢复《新华日报》。在《联合版》仅仅出版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新华日报》终于脱离《联合版》,在重庆化龙桥新址恢复单独出版。由此挫败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借助《联合版》长期扼制中共声音的图谋。⑥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之27集团军制造了杀害新四军军官的“平江惨案”,当时的《新华日报》正值在重庆出“联合版”,此消息无法见报。就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当日,在广告版用刊登“讣告”《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共达两千多字长文,历数27集团军特务连的暴行,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义愤。

  六、《新华日报》珍档里记录的重要事件

  翻开江苏省档案馆所珍藏的抗战期间的《新华日报》,浓重的“硝烟味”喷薄而出。

  《新华日报》一直将抨击和斥责日寇战争暴行,作为新闻报道的重心工作。如对于南京大屠杀报道的《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1938年1月23日第二版)

  1939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报道了延安各界11月19日举行“拥护蒋委员长大会”的盛况,报纸引用了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

  “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我们应该拥护他!现在武汉广州失守,日寇想在中国组织一个伪中央政府来反对我们的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我们要粉碎敌人的这种阴谋,反对伪政府,拥护我们的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

  1939年第一届四次参议会召开,9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报道赞美蒋介石:

  “曾经为了汪精卫卖国贼的无耻而愤怒,曾经为了肃清汪逆及其遗孽在参政会内进行无耻勾当而奋斗,因而被全体参政员所热烈欢迎继任议长的蒋委员长,今天自然也亲临盛会,当他戎装登台的时候,会场起立,向这位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致敬,从他轻松的脚步中,说明他的健康,也就是说明着中国抗战事业及健康,从他悠然的笑容中,说明着他的愉快,也说明着抗战前途的乐观,所有一切没出息的人动摇恐惧和悲观失望,在这里应当一笔勾销。”⑦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整个“二战”的进程,9日,《新华日报》头版《日寇竟甘冒大险,发动太平洋战争》突出报道珍珠港事件并配发《太平洋大战爆发》社论所描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更见鲜明”,“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恶魔的时候到了;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相关,不分彼此”,“并肩作战,一定将取得最后胜利”。

  同年的12月14日,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发布《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大胆预判:“即使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若干胜利,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斗,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最后还呼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1942年—1945年,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以十万将士埋骨他乡的代价,打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军威,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为一体。其间,诞生于抗战烽烟中的《新华日报》用680篇报道见证了中国远征军的血火历程。

  抗战八年,《新华日报》的战事报道从未有间歇,1945年4月到9月,更是高度密集。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这天,杜鲁门总统向日本发出一份通牒: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从空中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武器将日本毁灭。可是,等了两天,日本却还沉默着。于是,8月9日,日本又挨了第二颗原子弹,地点是长崎。这个人类历史上不寻常的8月,蘑菇云笼罩着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天空。

  “原子弹在日本首试锋芒,显示了它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空前无比的威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这座三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全城十分之六都被毁灭了。”——1945年8月9日新华日报《原子弹破坏力惊人 广岛大半已遭毁灭 轰炸与招降政策同时并用》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密苏里号军舰上签降仪式一瞥》在报道抗战胜利时就警示世人“日寇毫无悔祸感觉”

  “今日(9月2日)在降书上签字的十二人,已正式结束这次历史上消耗最剧的战事,并在日本悠久历史中表示其首次彻底的失败。……签字之后,阳光也暗示光明的重现,破云而出,照耀在威武可怖的盟军大舰队之上。签约仪式约二十二分钟就完毕了。”

  “日本降书已于九月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美国密苏里号签字。”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昨日签订降书 日皇发表诏书率领全国投降》

  《新华日报》著名记者朱启平撰写的长篇通讯《落日》就刊发在当日的报纸上:“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0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距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无数的华人,今天再加细细品味,依旧能令人荡气回肠。

  70年前的9月3日是《新华日报》真实地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向正义屈膝投降的日子!

  七、根据地里的《新华日报》——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党报《新华日报》(华中版)

  1945年9月上旬,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攻克了苏北地区的枢纽淮阴城,新四军各师也改为野战部队,同时成立了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范长江从淮阴解放的第二天,就带领一批中共干部重组了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并着手筹备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华中新华社利用四部电台先出版了一份八开的《新华电讯》。

  1945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华中版)在苏皖边区的首府淮阴创刊了。为了加强对报纸的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的党报委员会,成员还有张鼎丞、曾山、刘瑞龙、冯定、范长江。社长为范长江,副社长包之静。该报的编辑委员会以范长江为总编辑,成员有恽逸群、楼适夷等。此外,范长江还出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

  1946年5月18日,恽逸群接替范长江出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到苏中“七战七捷”之后,报社随即迁到淮安。到1946年12月,华中《新华日报》与《大众日报》合并,由匡亚明任社长,由此,《新华日报》就结束了它前期刊行。到1948年1月由在苏中、苏北的华中工委恢复出版了《新华日报》(华中后期版)。

  《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历时九年一个月十八天,成为抗战时期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在此期间,国民党执政当局对《新华日报》检扣和处分148次,阻挠与破坏出版105次,下达监视与盯梢的指令75次,调查与迫害读者15起,查禁与检扣营业部的书刊16次,《新华日报》的报馆同仁先后被日机轰炸牺牲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者总计在数十人之多。即便如此,《新华日报》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的抗战报业宣传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刊于激烈抗战年代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从成立以后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和出版时间最长的全国性党报,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忠实报道者、历史见证者和真实记录者。《新华日报》办报宗旨就是要宣传抗战,服务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鼓动全民抗战。在当时国统区尖锐复杂的恶劣斗争环境下,《新华日报》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些都使得它在中共创办的报纸中别具一格,从而在中共的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和号角。《新华日报》是中共主办的所有报纸中,最早向全国发布日本投降和重庆谈判的报纸。

  注释:

  ①熊复.关于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62.

  ②韩辛茹.新华日报史(上卷)[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04-07,156.

  ③闵大洪.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67-468,479.

  ④林肖硖.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天的报[M].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76.

  ⑤熊复.关于〈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M].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67-468,61,71.

  ⑥熊复.《新华日报》的改版与整风[M].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3.

  ⑦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M].潘梓年,吴克坚.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54.

  参考文献:

  [1]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2]潘梓年,吴克坚.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3]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4]黄淑君,杨湘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5]重庆市档案馆.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6]廖永祥.新华日报史新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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