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尹威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

　　比较《情人》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形象及其背后的性别立场

　　赵尹威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

　　男女之间存在着无限的相异性，投射到文学领域，则造成了男女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所秉持的不同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无论从作品情节、人物形象，还是文本意蕴的角度来看，在女性作家执笔的文本中，女性总是被赋予一种高于男性的权利与魅力，颠覆了传统文本中男权主义对女性形象的文学虚构与文本骚扰；而在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塑造出一种“超人”的男性形象，女性则被视为“第二性”。这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男权主导意识分别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与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男权主义；女性主义；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

一、女性人物对比：《情人》中的“我”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特丽莎”

（二）人物形象分析：骄傲的“我”与纠结的“特丽莎”

　　杜拉斯曾说：“我发现书就是我。书的惟一主题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①《情人》中，杜拉斯有意颠覆男权主导的文化世界中对于女性“脸谱化”的认知，刻画出一位“偏偏喜欢带着男式帽子”，性格倔强独立的十五岁法国白人女孩：富于外在的、超越的阳性精神“我”从小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不完整的家族构成使“我”处在一个男权制的半真空的环境中，也使“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我”恨大哥哥，爱小哥哥，对母亲的感情则“左右矛盾”，这个家庭需要男性的支持，偏偏“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无能之辈，使得“我”从小就有“为家里弄点钱”的责任心。因而，小说提供了女性得以有勇气和能力向男权挑战的心理预设与现实铺垫。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特丽莎有这样的一处描写：“她走进屋去穿衣服。她站在一面镜子前。不，她的身体可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她的肩膀下面没有大皮袋，两只乳房可以说相当小。以前她母亲常笑话她乳房不够大，没有应该的那么大，这使她产生某种自卑情结，直到托马斯来了，才把她解救了出来。”②特丽莎身上有着典型的“母亲原型”的印记，母亲那种完全丧失灵魂的肉体从小就充斥在特丽莎的世界之中，这种对于女性自身肉体的放逐，破坏着特丽莎的女性气质，使之迷失在“肉体集中营”之中，发生着女性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小说以此交代了特丽莎性格养成的背景。

　　（二）女性灵魂的强与弱：女性主义作家的自我书写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按照法国作家波舒哀的说法，《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的故事或许可以传达出这样的文化含义：夏娃是从亚当“多余的肋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类始终是男性的，男人并非从女性本身，而是以男性为标准来定义女人的，女人被看做为一个非主体性的存在、相对的存在。

　　在《情人》中，杜拉斯有意突破这样的男权意识，激活了一个被封闭在女性躯体内部的女性真实自我的存在：“我”，这样的形象往往是以女作家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的，是对自我认知和自我发现的演变过程，是解构与颠覆的过程。

　　男性经典文本之中，男作家习惯依托自身带有浓厚性别观念的“男性经验”塑造出一个纯粹臆想的“女性文本”，特丽莎便是典型的例子：这样“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脱离女性本体，其灵与肉按照男性审美主体的意志发展——男性对女性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女性脱离男性则无法生存——男性按照自身的审美理念塑造出来的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男性对自身性欲，即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提出的“里比多（libido）”的释放或转化，而特丽莎对自身躯体的质疑、对托马斯的依赖，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对于自身特质的混乱认知，以及对于男权不自觉地顺从。

二、男性人物对比：《情人》中的“中国男人”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

（一）人物形象分析：自卑的“中国男人”与富有魅力的“托马斯”

　　《情人》中的“中国男人”不同于以往男性主人公刚健的性格，以阴柔的面目出现，他优柔寡断、怯弱多疑、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处于一种内在的、消极的状态；杜拉斯从种族、性别、阶级、年龄以及性格等全方位地刻画她笔下的“中国男人”，她似乎有意模仿此前男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对于女性采取的歪曲、贬抑和丑化的态度，将“中国男人”作为颠覆根深蒂固的男性既定形象的工具，褪去男性头上英朗、霸气的灵光：小说中中国男人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掌握着他的经济、生活甚至是命运，长期的压抑导致其性格懦弱；同时，优渥的环境使他不学无术、耽于享乐。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蕴含丰富，在他身上本身透露出作为男性的特殊优越感：较高的文化水品和社会地位，拥有成熟的现代男人的思考方式，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感受能力，这些因素使他能同时获得一位保守本分却又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女记者的依恋，以及一位才智颇高、头脑清醒的女艺术家的钦羡，而这两位女性的组合恰好是西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歪曲认识的两个极端——天使型的女性（特丽莎）与妖魔化的女性（萨比娜）。

　　（二）男性身躯的壮与孱：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男性与男性作家的自我描述

　　在叙事谋略上，杜拉斯解构了经典文本中对男性的刻画，消解了既定的男性形象。以往男性自身体验创造出来的、融合脱离实际的理想色彩而创造出的“男性形象”，在杜拉斯笔下被全盘否定，或者可以这样说，为了使笔下的女性形象成功地反抗自身遭遇的身体或思想上的压抑，获得在社会生活中以及男女恋爱关系上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杜拉斯只能设法贬抑男性的形象，以便女性在反抗过程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则捍卫着男性的既定形象，继续给男性读者提供自满自傲的资本，标榜、炫耀男性优越的现象。男权主义者坚称，男性是超越的主体，他本身代表着家庭的利益而参与社会事务，相反地，女性则被编制进繁衍后代、操持后勤的印象中，因而在无形之中，男性的自我优越感便愈加膨胀，这样的现象在昆德拉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作品中多是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士，他们无疑是作为昆德拉的替身而出现的，代表着男性对于自身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自我审视。

三、蕴藉在男女主人公恋爱关系中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之比较

（一）《情人》的女性控制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女性受制

　　在《情人》中，杜拉斯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来展开两性交往的细节：男性/女性，肉体/灵魂，理智/灵感，在以往的作品中，女性总是处于弱势，但是《情人》中的“我”却凭借无限的性诱惑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着理性的权威。小说中，关于“我”与“中国男人”在男女恋爱关系中有这样的一处细节：“他只是说话。他说从渡河开始，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得到第一个情人后一定会是这样，他说我爱的是爱情，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至于他，他说我把他骗了。”③通过“中国男人”的叙说，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场畸形的恋爱关系中占据着极端主导的地位，“我”作为“中国男人”的情人，所承担的任务并非是谄媚与诱惑男性，而是极力构筑一个仅仅满足女性自身欲望的感官世界，男性充当的只是催化情感产生的介质，因而，杜拉斯作为女性主义者，她所企图建立的并非是一个两性完全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女权争霸的新世界，她将这样的新型的不平等的男女恋爱关系以小说主人公恋爱关系的模式展现出来，藉由这一场具有革命性与叛逆性的恋爱关系，强调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呼唤女性对自身性别意识的重视。

　　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被三角式的外放型恋爱结构所取代，但从本质上来看，这种三角式的恋爱结构依旧构筑在传统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无论是特丽莎还是萨比娜，她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逃避这个社会的既定规则，这种叛逆的反抗方式是长期压抑的女性力量的爆发，是对传统菲勒斯主义的破坏，但这种叛逆是不彻底的，她们依旧被置于男性统治之下，被视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参照物来映衬男人的“超人”地位。

　　无论是特丽莎对托马斯的顺从，还是萨比娜对托马斯表面上的若即若离，都体现出了在男权主导的文化体系中，女性身份始终处于一种被排斥的状态，女性特质也永远置于一种被控制、被压抑和被淹没的境况，女性可以像特丽莎那样做一个温柔的爱人，也可以像萨比娜那样成为男人的情人，但惟独不可以做回她们自己，即与“男人”这个性别称谓相对等的“女人”，“女人”只能作为与“男人”相异的“他者”。

　　（二）《情人》的男性主体意识的淡漠与《不》中的男性意识的显豁

　　在《情人》中，关于“我”与“中国男人”的性爱描写，笔者认为，可以用“身体写作”的概念来加以阐释，苏西提出：“书写自己的身体吧，女人”④，在男权世界之中，女性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一切女性独有的心理和生理能力都被收缴，只有通过描写女性隐秘的身体，才能使女性重获肉体快感和精神快感。小说中的多处性爱描写，告别以往小说中以男性身体为感受主体而忽视女性的创作方法，勇于坦白女性在性爱中的生理快感和心理隐私，使“我”得以确立自身价值和生命尺度，维持“我”在恋爱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这里，杜拉斯告别了以往传统的男女恋爱关系的叙说模式，深刻挖掘女性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以全新的女性视角来反映女性在心灵和肉体上的主观意义与生理体验，因而，“中国男人”的性别意识遭到淡泊化的处理，女性主体意识得以凸显。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于性爱描写有这样的一句总结：“最繁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在历代的爱情诗歌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接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⑤与“身体写作”所提倡的观点迥异，在由男性主导下的性爱关系，仅仅将女性作为他者，聚焦于男性本体的真切感受，忽视女性的生命体验，甚至让同样作为性爱主体的女性饱受压抑，最典型的表现在萨比娜与托马斯发生性关系的场景：萨比娜喜欢戴着一顶男士圆顶帽做爱，并不时对它加以赞美，即便不愿接受任何传统男女道德约束的萨比娜，也只能不自觉地接受这样的安排——男士圆顶帽不再是男女调情的玩意，它高举于萨比娜的头上，它是男性的化身，代表着女性对自身躯体的摒弃与逃避，这实际上也象征着对萨比娜女性尊严的强暴和嘲笑，隐含了在显豁的男权意识下对女性的歧视与贬抑，暴露了当今社会权利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杜拉斯作为女性作家，自然在《情人》的故事框架中构筑了一个女强男弱的格局，塑造了一个凸显女性自身主导力量的印象，排斥了以往出现在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对女性的文学虐待与文本骚扰。而昆德拉即便在创作动机中并未明确说明是“为男性而作”，但故事及其背后的寓意早已暗示出作为男性作家不被察觉的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男性的视角使男主人公坐拥“中心”地位，给予男主人公更多的“戏份”，挤压作品中女性的生存空间，以营造出男强女弱的氛围。

　　注释：

　　①王祖基.想象与重塑［J］.北京:消费导刊，2009（10）:223.

　　②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37.

　　③杜拉斯.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0.

　　④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4.

　　⑤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4.

　　［1］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杜拉斯.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杜拉斯.广岛之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米兰昆德拉.写作［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徐炫.爱欲与渴求——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审美取向［J］.重庆: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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