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

　　（湖北武汉430000）

　　中国中产阶级音乐的人文观察

　　杨浩

　　（湖北武汉430000）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它从封建社会的本土化到当代的现代化可谓是历经了各种历史尘埃。其阶级内在的构成在变化，其音乐也随之发生改变。本文将结合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探讨其音乐的构成，以及其存在的状况。

　　中产阶级；当代；传统

　　阶级、种族、性别是文化研究的三大母题。这三大母题皆因体现为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时代性而备受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运动呈愈加激进的状态，性别、种族、民族性、性取向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阶级矛盾有退居幕后，隐入以性别研究唯标识的女权主义、以及聚焦种族问题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之势。尽管如此，针对阶级文化本体的研究依旧未能完全的施展拳脚。有关文化的话题至多都围绕在对阶级的定义和阶级划分的取向之上，还未彻底渗透到文化本身。本文直接从中国的中产阶级音乐着手，将阶级和文化都限定于一个范围之中，以阶级文化框架中的音乐为对象，探讨其置于中国历史和当下处境中的境况。

一、当代还是传统：什么才是中国的中产阶级音乐

既然阶级得以形成，与其共生的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也必然构成一定的共性。基于这种同阶级的共性以及异阶级间的差异，每个阶级内部会流传着一套固化的生活习惯、文化模式、信仰对象、消费方式甚至审美品味等等诸。而这些特性正是取决于判断和划分阶级不同标准的各个方面，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取向。由此，一个阶级的音乐自然会随着其文化模式及审美品位而形成相应的特征。

　　中国有存在了上千年的本土中产阶级，进而在后工业时期又形成了世界一体化下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在经历过数次社会变革与动荡之后，其音乐文化理当发随之嬗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复苏，他们经受的是一次空前的洗礼。与此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音乐开始走向商品化、市场化、工业化发展。彼时，中国社会的主导发展理念被称为“小康社会”，这一理念可以说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学说不谋而合。改革开放前后，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处于中等偏上的经济水平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消费品来判断，所以就有了“旧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到“新四大件”（彩电、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的转变。在这新旧四大件之中，唯一保持为一种新旧共通的衡量标准便是对音乐的消费。它们体现在具体的商品之上也保持了前后发展关系，即从收音机到录音机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国民的消费品发生了从收音机到录音机的发展正迎合了商品化、工业化音乐的时代背景。音乐迈向工业化是后工业时代科技进步的一个枝脉，录音技术和播放技术的成熟促使了音乐从音乐厅走向了私人家庭。量产的、物美价廉的录音机以及小巧、精致且容量可观的卡带、唱盘极大的丰富了后工业时代人类的音乐生活。中国的中产阶级在重振其辉煌的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让他们有能力来消费、有空间来存储、有时间去欣赏丰富的音乐商品。

　　若言促使音乐商品化发展的内因是后工业时代突飞猛进的技术，那么其外因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大众传媒洪流。而流行音乐正是这股洪流里最为强劲的一波浪潮。于彼时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解禁的华语流行音乐以及港台地区传来的大量流行金曲都冲击着他们鼓囊的荷包。经历过文革期间的压抑，他们对流行音乐早已蠢蠢欲动。一时间，流行巨星们玲琅满目的录影带开始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影院中堆砌，获奖金曲的卡带和磁盘开始在各式各样的商铺中售卖。可以说，对于刚刚复苏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对音乐的品味是建立在一种带有时代烙印的消费观之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国民一下子跨步到了缤纷的后工业社会，把握住这一时代机遇让一群人迅速提升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让他们与其他的阶级拉开了距离。中产阶级在此时为了迅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脚步，将当下流行的快节奏价值观和快餐式的生活方式据为他们的标杆。风靡全国的华语流行音乐以其简单明了的思想内容，短小精致的歌曲长度以及朗朗上口的旋律音调爬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标杆的顶端。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于经济决定论，即依据收入和职业进行划分的历史阶段，他们在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特性时便暴露在后工业社会世界一体化潮流之下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基于这些因素，流行音乐便捷足先登，率先占据了中国后工业时代中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制高点。

　　与当代中国尚且年轻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同，中国的本土中产阶级千年以来根植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已经形成其独立的特性。他们有着丰富的兴趣爱好，，同时他们还喜欢结社聚交，力图将共同的兴趣爱好扩大化。而他们其占据的地位和资源也形成了音乐上特定的审美品味和欣赏内容。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民间音乐按照体裁进行的分类，笔者认为，在五大类中能够满足中国本土中产阶级音乐审美体验者非民族器乐莫属，而其中更以丝竹乐、弦索乐（以下简称“丝弦类”）这两类最为突出。

　　首先，从直接关系中产阶级定位的经济因素来看，丝弦类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丝弦类乐种流传的地域都会在自然环境、政府政策、水陆交通、物产资源等多方面占据优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因这些优势而催生出繁荣发达的经济条件。中产阶级能够坐拥优良的经济环境才能最大限度的施展他们的兴趣，丝弦类乐种才有了广泛流传的先决条件。

　　其次，中国的本土中产阶级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他们在地方作为皇权的代理，参与政务之时也不多。这从本质上给予他们充沛的休闲时间来从事其他的业余爱好。丝弦类音乐脱离了文字采用器乐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再加上不同器乐组合带来的创造性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他们的闲暇时光刚好适应了这个想象空间的容量，令其完美的嵌入到他们的休闲生活之中。

　　此外，以士绅为正统身份的中国本土中产阶级，其阶层内部的结社聚交活动十分普遍。他们建立了许多以经济利益或者以兴趣爱好为指向的会社组织，而丝弦类乐种里的大多数班社就来源于此。无论是以娱乐为主还是保护与传承观念的介入，它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在运作。而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观念里没有官僚和皇室那般唯我独尊，也没有广大劳动群体那般偏安一隅。他们能在共同玩赏丝弦类音乐的过程中找到彼此间对话的桥梁，建立文化的认同感。既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又有结社的社交习惯，那么这一群体相应的享乐场所也需一应俱全。对于他们而言，修建庭院池馆、戏台堂屋已是家常便饭。而如今我们熟悉的丝弦类乐种都经历了一个从私家宅院走向普通厅堂的过程，并且在巅峰之时常出现于繁华都市的茶馆内。

　　最后，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丝弦类又何以迎合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审美需求？他们最大的业余爱好：读书著述，吟诗作画。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诗文、画作和书法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是他们表达直观情感和抒发个人情怀的主要手段。而欣赏音乐则是他们情感上的间接表达，他们需要一种跃然于纸张和文字以外的审美方式，一种通过听觉来满足的审美诉求。这个群体不为国家大事烦忧，所以不喜好悲壮的号角和气势蓬勃的场面；他们也鲜与普通百姓为伍，所以不欣赏喧嚣的锣鼓及劳动人民的欢歌。他们纯粹追求美感体验的音乐观让丝弦类音乐能够调和他们身份中“民”与“官”的矛盾。所以，以江南丝竹、福建南音、广东音乐、纳西古乐、老河口丝弦等一类丝弦类乐种才形成了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音乐表达。

二、狂喜还是镇痛：何处才是中国中产阶级音乐的出路

同样作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因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变化和发展，本因殊途同归的群体在过去与现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野。要论共性，两者本质上都属于社会的中间层。在评定标准上也无非是以经济取向为基础，结合政治、社会、文化等若干支撑。但在诸多共性之内，将这两者断然分隔为两种不同身份群体者便是文化，而音乐又是其中得以传衍至今的部分。正是由此，音乐才能够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前后差异性的比较范例，令其出路在当下社会中显得彷徨迷离。

　　后工业时代所掀起的文化浪潮似乎没有给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多喘息的机会。风靡大陆的港台巨星席卷了家家户户的录音机，而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至今都尚未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专利保护法。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疯狂的传播经历了两个重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以大量贩卖的盗版音像制品，或称其为盗版碟为标志。在正版观念尚未普及于中国大陆之时，一张盗版碟或者盗版磁盘不仅内容丰富，可以涵盖远超正版专辑之外的大量歌曲，其价格更加低于正版商品若干倍。如此划算的买卖令中国刚刚复兴的中产阶级兴奋不已，让他们囫囵吞枣般享用各自中意的歌曲。对于盗版商而言，流行音乐的音像制品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而传统音乐、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等这些种类都因受众狭小而得不到“盗版”的机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传播。第二阶段始于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家用电脑、智能手机和MP3播放器的普及让流行音乐更加蔓延得彻底。个人计算机集工作、财富、地位等各类象征于一体，令中产阶级趋之若鹜。而互联网的普及则直接将“盗版”的行为搬到了网络，他们不再消费实体的磁盘、碟片，动一动手指，歌曲就像成熟的果实一般任人宰割。这种零成本的音乐欣赏体验几乎令中产阶级陷入癫狂，他们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享受所有流行音乐人的作品。同时段，他们还经历了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流行音乐的入侵。这一次，对于此般“侵略”他们不仅没有设防，还大张旗鼓的追逐风尚。外国流行音乐进一步拓展了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的潜在市场，刺激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一时间，欧美流行金曲俨然成了中产阶级彰显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的版权法和专利法的缺憾被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视为一种机遇。对于一个尚未形成特有文化，仅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群体而言，流行音乐带给他们的收获无疑是巨大的。他们用低廉的成本，几乎为零的代价去享受流行音乐给予他们短暂且快频的刺激。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流行音乐的迅速爆发使他们以一种狂喜般的行为来填补文化的空洞，满足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文化空虚感。

　　与之相对，中国的本土中产阶级虽已解体于乱世，但其文化却能碎片化的幸免于难。他们的音乐虽能残喘至今，但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政策而逐渐流向了其他的阶层。在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穿梭于城乡和城镇社会之间的不同社会、族群文化之间，开始走出其固有阶级的边界，走上了“去阶层化”的道路。

　　解放初期的中国还暂未疾风骤雨的实施一系列指令和计划，此时的中国于传统音乐而言无疑是一片春天。虽然以士绅为代表的本土中产阶级已经瓦解，渗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接受了改变。在他们的生活、生产、教育等诸多细节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时，丝弦音乐因其非物质形态却得以保留为他们休闲生活的一部分。19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丝弦类乐种流传的地区都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乐班、乐社和音乐团体。这些乐社的组件形态不一，目的多样。集中于城市中的乐社多以兴趣爱好为旨立社，并且这些会社都自发的抱有发扬国乐的宗旨。而集中于乡镇的会社组织则开始服务于民间礼俗，在红白喜事的活动中赚取报酬。于是，在建国之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丝弦类乐种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功能性分野，开启了向社会中下层级流动的趋势。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文艺上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双百”政策一经推出，全国各地便开始掀起组建剧团巡演的热潮。剧团通常会按照各地流传的曲种、剧种等群众艺术组建，而民族器乐通常也会纳入各类剧团的节目之中。双百政策将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品种无差别的搬上大众舞台，忽略其内在的阶级特性。于是，丝弦类乐种进一步从私家宅邸、茶馆这类封闭的室内空间退场，登上大众舞台并随剧团上山下乡。丝弦类乐种在产生功能性分野之后，又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而产生了舞台性的分野。登上舞台，奏响于乡间田野的社会底层人民之间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自然为这种曾经唯士绅官吏欣赏自豪的音乐拓展了群众基础。但也正因为国家的这一决策令其去阶层化趋势愈加剧烈，进一步将其让本土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中向中下层阶级流动。

　　好景不长，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敲响了民间文艺的丧钟。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清洗运动中，国家的意识形态陷入极端化的涡流，一切剧团的演出活动戛然而止，而包括丝弦类在内的诸多音乐品种都被批为“四旧”惨遭“革命”。许多乐种的乐器被砸，会社的场地被毁，甚至有相当一批艺人和爱好者被迫害致死。在这场革命中，无论丝弦类乐种保留在中产阶级的部分还是流向了中下阶层的部分都无一例外遭到清洗。但是，在这人心惶惶的十年中，不同乐种的流传地都出现了冒险保存音乐曲谱，暗地偷练曲目的人。得益于这些勇敢的行为，我国的许多乐种才能完好的保存至今。

　　随着文革的结束，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丝弦乐类的去阶层化进程继续由服务于乡镇礼俗的乐社展开。一时间，曾阈于我国本土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音乐进一步涌向中下层社会，在中国后工业时代新兴中产阶级不断发展之际像一股暗流，维持着传统中国的声音和生活。2001年，昆曲被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下简称“非遗”），在随后的十几年内，非遗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国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也日趋成熟、系统。非遗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其内涵是对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总结。阶级、种族、性别之差自然被其磨灭。文革期间的破坏更令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这一工作需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需要跨阶级的合作。于是，非遗冲破了丝弦类乐种去阶层化最后的防线，让它成为一条联结不同社会群体，沟通人际关系和体现社会、族群文化认同意识的“绿色文化通道”。

　　中国本土中产阶级音乐去阶层化这一缓慢的过程给予这一群体的并非宽慰，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决策都深深的刺痛着他们仅存的自尊。他们已丢失作为士绅的正统身份，失去了往日尊贵的生活习惯，音乐于他们而言是硕果仅存的一丝慰藉。但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他们却要又一次的与其他阶级的人们共享。毫无疑问，这种经历对于在物质上已一无所有的中国本土中产阶级是不可名状的阵痛。

三、结语

现在，我们谈论的中产阶级都是身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用共同的行为构筑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在尚未能建立文化共性之前将适应其生活节奏的流行音乐视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本土中产阶级形体虽已消亡，但当代社会还能依稀辩驳出其过去生活的残影。如书法、国画、民乐、文玩等曾经作为他们阶级烙印的东西，现成为一种兴趣爱好供各类人群选择。就连他们努力保留至今的丝弦类音乐也成为一种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共享的传统文化。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有充足的理由狂喜，但是这种建立在空虚之上的狂喜能够维持多久却没有定论。非遗项目的完善将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音乐推向了全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狂喜过后的当代中产阶级终究会注意到阵痛中的传统音乐。虽然中国中产阶级音乐的现状是狂喜与阵痛并存，但是它们同作为广义中产阶级的音乐，会以一种互动的关系发展。当代的狂喜终将消褪，这也昭示着传统阵痛的终结，而中产阶级也最终会拾回他们的文化责任。

　　［1］陆扬.文化研究中的阶级轨迹［J］.社会科学，2007（11）.

　　［2］杨民康.阶层化、区域化和网络化：城镇化进程中传统音乐发展现况和趋向探析［J］.艺术百家，2016（01）.

　　［3］Keith Howard.Music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olicy，Ideology，and Practicein thePreservation of East Asian Traditions［M］.SOAS musicology serie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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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6）29-0171-03

　　杨浩（1989-），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