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蕾

　　摘 要：杨朱是道家学派的早期人物，战国时期其思想成为显学，盛行一时。作为最早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者之一，杨朱提出了“为我”、“贵己”、“全性保真，不以外物累形”等主张，确立生命最为人的终极价值，并且坚持个体生命的主宰性。当然，杨朱的思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終衰落下去，被更为成熟的老庄思想所替代。

　　关键词：杨朱；为我；贵己；外物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7-0259-02

　　杨朱此人，晚于孔、墨，先于孟、庄，其思想在当时一度成为显学，时人以扬、墨并称，后逐渐没落。由于并无著作篇章传世，其思想仅散见于先秦、两汉的部分古籍之中，记载较多的有《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庄子·骈拇》、《胠箧》、《天地》、《徐无鬼》、《山木》，《韩非子·说林下》、《八说》，《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俶真》、《氾论》等篇章。杨朱之说，已经不可考，从这些篇章的零星记载当中，我们可见杨朱的思想的大体方向：

　　《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吕氏春秋·不二》：杨生贵己。

　　《淮南子·氾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劳思光总结其思想“杨朱学说之大体方向似不外以下两点：第一、杨朱肯定“我”或己。第二，杨朱否定‘物”。①可知杨朱主张“为我”、“贵己”和“全性保真，不以外物累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理解加以解释。

　　一、杨朱思想的起点何在

　　杨朱首先强调的是“为我”和“贵己”，把个体生命看待地无比重要，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地步，这种思想的起点何在呢？“人从动物界脱身出来，形成了人性心理，这种人性心理是通过社会群体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而实现的。”②，而人之所以能从动物界走出来，依靠的是社会群体，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体的生命得以最大程度上的保全。当个体无法从其生存的社会群体获得安全感之时，那么这时彰显保全个体生命的言论就会产生。杨朱的思想起点就是战国时期，对秩序大变动时代的生存体验。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周王朝的统治瓦解，社会陷入了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倾倒，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巨大的思想冲击。杨朱从周王朝的崩塌中感受到了事物的短暂和无常，属于外在的“物”似真实幻，而属于内在的“我”似虚而实。生存意识，永远是人类心灵当中最为深刻的存在。人性就是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费孝通曾提过：“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的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③这是指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伦理领域的开辟，但是费接着又讲道：“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上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杨朱的思想印证了这一点，他关心的是涉及个人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即一个生命的生存问题。他们这类人不入军旅，不近危险之地。此外，那个时代道德理性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笼罩一切，思想家有较大的空间，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是旧权威被颠覆的标志。在新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思想都在重估之中，杨朱的思想是在对现实的真切体验中寻找到了另一种关于“人”的思路。杨朱具体经历不得而知，但他大概是有一妻一妾，三亩园田的普通人。因此，身为平民的杨朱不会追问人类如何对社会有益这样的问题，他追问的是：什么真正的对个人是有用的。这与儒、墨不同，二家都没有把个体生命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二、杨朱思想合理性何在

　　（一）生命是终极价值

　　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家重视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他们习惯于把“共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不习惯把“个性”作为不容置疑的依据。儒家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他们对于一个人的判断，是以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品德和功绩为标准，如果没有获得社会的肯定和赞扬，没有取得家族的尊重，会被认定为没有实现“人”的价值。在儒家那里人的生存意义取决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品性修养，修养又取决于人的等级秩序，因此等级从开始就决定了人的价值。

　　问题是为什么人的生命意义要依据社会的评价才能得以凸显？难道个人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吗？这个问题，最初给予明确回答的人应是杨朱。《孟子·滕文公》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之学曾一度成为显学。杨朱之学必定在当时颇受世俗欢迎，“为我”和“贵己”的主张确立人的个体价值的存在。这个思路背后“依凭了一个自然主义的合理理想，即‘天道自然，人是宇宙之子，就应当按照宇宙的法则去生存，顺应宇宙赋予的生活轨道自然的完成生命”④每个人都要遵循宇宙的法则，在“天道”面前，人人平等。人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是符合天性的，杨朱只是公然提出了“为我”和“贵己”，把个人的生命作为终极价值，这说出了绝大多数大变动时代人的心声，因此受到世俗的欢迎成为显学。

　　（二）个体生命的主宰性

　　杨朱所重视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命，更重视的是对生命的主宰性问题，即“全性保真，不以外物累形”。劳思光认为杨朱是最早言“生命我”的人，“生命我”即“情意我”，与“德性我”及“认知我”相对，“凡是肯定‘生命我者，必贬斥‘德性我及‘认知我”。冯友兰和劳思光等人都把杨朱归为道家的先驱人物，是有根据的。杨朱认为“全性保真”必须要做到“不以外物累形”。何为“外物”，显然在杨朱那里除了“己”以外的都是“外物”。庄子在杨朱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发展了这一点，由于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妨用《庄子》中的“胜物而不伤”来加以阐释。“胜物”一词，并不只是指支配或者是统治物之意，更多的是不为外物所支配，即心灵或者自我不役于物。而“不伤”就是“不以外物累形”，即“使生命不作任何意义之工具”，这样方能“全性保真”。这意味着，杨朱否定一切外在的“物”，追求本真纯粹的“我”。

　　时人以“杨、墨”并称，墨家讲求“兼爱”而杨朱主张“为我”，可以说他们的主张是截然对立的，所以经常被加以比较。墨家主张“兼爱”，认为有天意，而天意让人们兼爱，这类似于西方的宗教观念：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道的，是爱的。兼爱之人，不分亲疏远近，不分差序，在这种观念之下形成的社会，类似于西方的“团体格局”，这和儒家向往的人伦差序截然相反，因此孟子才会怒斥墨家“无父”。儒家的“我”是“德性我”，儒家着重于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道德领域的开辟，挖掘除了生存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标准。“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⑤这种道德往往是维系着私人关系的道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道德实施的标准也因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一点从孔子对仁的解释上可观一二，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仁”，一方面他曾明确解释过“仁”的含义，即“爱人”；另一方面，对这个字又欲说还止，“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事实上，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终还是回到了“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私人的道德要素上来。孔子对“仁“言说的困难体现出了儒家所提倡的等差之爱，在一个等差之爱的社会里，很难具体的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仁”是具体的，具体表现在个人的“孝悌忠信”的道德要素当中。杨朱把除了“我”以外的皆称为外物，坚持“生命我”的主宰性，因此他反对束缚于“生命我”的“道德”和一系列社会秩序，对于用礼义与矫情来扭曲生命的方式而感到不屑。他排斥“德性我”，不为外在的社会秩序所役，坚持自己生命的主宰性，这也是孟子为什么把他和墨家一起加以排斥的原因，称其“无君”。

　　三、杨朱思想所面临的挑战

　　杨朱的思想在兴盛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沉寂下来，到荀子时代已经不见记载。其实，杨朱思想在各家转述的时候，就已说明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一）来自人性能力的挑战

　　墨家主张“兼爱”，但在某种意义上“爱”人是艰难的，尤其是无差别的博爱，因为爱的行为成本往往大于行为收益，爱通常是依赖于个体的自觉。即使是个体愿意去爱，但是爱的成本会让爱变成艰难的事情。但是，爱同样又是人无法拒绝的，人总是以共在的方式在此，这使爱成为可能和必然。人爱自己，这使天性使然，同样，人爱他人也是天性使然。爱是对共在的确认，这能确认我们个体的存在。我们生活在共同体当中，“共同体关系建立在各种类型的情绪的、情感的或传统的基础之上”⑥，便很难去割裂其中的血缘关系、性爱关系、民族共同体关系等一系列的共同体关系。杨朱有一妻一妾，如果要真正“为我”和“贵己”的话，他会排除所有外物，包括家庭和婚姻，这些不属于“我”的范畴，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做到。先秦多隐逸者，离群索居，独善其身，不参与社会上的事情，但是他们隐居的方式往往还是与家庭亲聚居一处，而不是舍弃所有的血缘亲属和社会关系。“爱”是艰难的，只有博爱的人才能超越爱的界限和等差，去爱所有的人。但是，某种意义上“不爱”也是艰难的，人们可以不爱陌生人，但是却无法去拒绝爱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

　　（二）来自他“物”的挑战

　　这里的“他物”，主要指个体生活在其中的社会集体和社会秩序。虽然周王朝这个权威被颠覆，留给了思想者广阔的空间，但是新的权威体系很有可能会再建立起来。伴随而来的是又一套社会秩序，而且历史的事实也已证明，中国几千年在不停进行王朝更迭，但是人类不可能再倒回到没有秩序的混沌朴素的原始社会。现有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杨朱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杨朱如果当时有这一方面的言论，必然也是与儒家对立的，从孟子“拒杨、墨”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儒家旨在依照三代重新建立上下有序的社会，而杨朱“贵己”，把个体生命作为終极价值，他必然不想去建立个体生命的意义要靠社会来赋予的秩序。当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人的知识被开发，人们开始服从秩序，那么朴素纯真的本性就失去了自由的状态，而进入了运用理性与知识来约束的时代，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三）思想自身的挑战

　　杨朱思想盛极一时，但最迟到荀子时代就衰落下去。其实，杨朱的思想并不是完全消失，只是后来道家更为成熟的思想发展，比如老庄的思想，杨朱被掩盖在了老庄的光芒之下。劳斯光认为，杨朱虽然是最早言“生命我”之人。“但有时仍与‘形观念相混，……其言为最早一阶段之学说，故未能严格。”由此可见，杨朱的思想本身不够严密，反观老庄，“老子以‘善摄生者为‘得道者之别称；庄子则名言‘养生之义，而有《养生主》一篇。且在内外各篇中反复发挥此义，其语甚精严，盖数‘生命我理论之晚期。”

　　杨朱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早期阶段，比较简单、尚欠完善，后来成熟深邃的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盛行之后，便迅速取而代之。

　　注释：

　　①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6.

　　②李泽厚.美学四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1.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93.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1.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07.

　　⑥马克斯·韦伯，杨富斌（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