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君

　　摘 要：音乐的创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建立“对话”意识。本文主要针对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对话”意识展开了探讨，对音乐的创作给出了一系列的有效建议，以期能为有关方面的需要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音乐创作；“对话”；意识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4-0084-01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音乐的创作已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需要更突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对话”意识。因此，我们就需要在创作过程中，积极寻求有效的途径，将“对话”意识加入到音乐创作中，以创作出更为优秀的现代音乐。

　　一、艺术的本质是心灵再现，音乐创作也不例外

　　创作的先觉要素是有感而发，这对作品品质高低的影响至关重要。音乐创作过程可以认为是创作者把自身体验大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心理境界通过技术符号勾画出来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创作者通过自我“对话”感悟人生。这种“对话”如同画之“立意”，就是创作者“对客观物象产生某种共鸣或者物我两忘的独特感悟，随之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并通过创作不断使这种感悟情之幻象、境之想象、形之意象、神之味象的逐步主观化的外化过程”（美术家李魁正言）。

　　音乐创作之所以牢牢吸引着音乐家们为之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同外界发生接触“对话”的过程中获得丰厚的精神滋养而使其处于丰盈甚至亢奋的精神状态，并深切感受到了心灵上的自由。音乐作品一旦问世，自我“对话”的产物便告形成，这不单是音乐家对所描述事物、观念的简单说明和评价，更多地是秀过作品向受众传递着“对话”的精髓，如传达心声、吐露感情、净化灵魂。从这一层面理解，音乐创作中的“对话”就是音乐家在汲取音乐传统营养的基础上，超越固有音乐成就，展望现时代的发展轨迹，突破种种限制从而积淀情感、表现内心和传递情感的过程。

　　二、音乐创作中的“对话”，内涵之一就是考究和对待音乐传统的问题

　　創作就像垦荒，传统就像土地，如果离开传统，创作就会失去根基和灵魂。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最能体现中国音乐之“根蒂”的那一部分。释义“传统”，“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汉.刘熙《释名·释典艺》），颜师古注引如淳云：“传，继也，“传统”，本意就是世代相承。

　　遥望浩如烟海的中国音乐之海，不乏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器乐作品《梁祝》、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民族歌剧《白毛女》等作品经久不衰，享誉国内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些作品鲜明的民族特性使得当那些轻盈流淌的旋律响起，便能迸发出浓烈的民族气息，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家喻户晓。这几部作品音乐创作中对传统的承继，恰如其分地彰显了作品强大的精神张力。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艺术家正是基于对传统音乐历时性特征的照应才取得了与传统“对话”的成功，随着不断传播，这些音乐会在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并结出同宗、同源的簇簇繁花。从这些成功的范例看来，“对话”意识无疑是保持音乐创作民族化的重要文化精神和创作观。传统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积累、总结、沿传下来，进而固化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遗产，像传统音乐中的戏曲、民间器乐、民歌等，这些都能为现代音乐创作提供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与传统的“对话”，既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创新。没有继承，创新就会淡化甚至丧失自身的文化符号，没有创新，继承又会陷入固守自封。只有“对话”传统，才能深入洞察音乐传统中的内在动源，发掘更加丰富的音乐文化养分，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创作出更富民族气息的精品力作。

　　三、“对话”意识的创作观，还要回答好“如何正确处理和科学对待西方音乐因子”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中西音乐的差别后指出，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思维上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音乐（主要指15世纪以后的发展阶段）走的是“组织化”路线，而东方音乐几乎自始以来走的是“原本化”路线，前者贴近科学，后者则贴近自然。一言以蔽之，西方音乐长在于精密的组织机构，东方音乐长于自然的情趣音韵。融合二者之所长，成为当今音乐创作不得不认真考量的问题。

　　“纵观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西合璧成为其显著特征点……从20世纪下半叶创作的大量音乐艺术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新的中国音乐风格体系正在形成，虽说至今它尚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将来的它肯定能发展演变成为中国音乐的一种新传统。”自从西方音乐传入我国以来，我国几代作曲家和理论家试图将中国音乐纳入组织化音乐的轨道之中。西方音乐创作技法需要学习和加以借鉴，需要更加深入的“对话”实现“合璧”，但这种“对话”不能是一味地做“相加”或“混合”的功课，而是要从思维路线而不仅从表面上的高音组合、乐器配置、风格形态、结构组织等方面将东方音乐内在神韵和西方的精密组织合为一体，这样，才能逐步达到“大千贯一、纵横捭阖”的更高境界，创作出既有鲜明个性，又有精湛技艺，既有现代意识，又有民族神韵的中国现代化新音乐。

　　笔者认为，既然是“对话”，就要坦诚相向，倾心交流，找已之不足，取他人所长。蔡仲德先生指出：“向西方乞灵是学习它对音乐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学习其有利于更充分体现人的灵魂的语言的美学思想，学习其有利于充分地表现人的灵魂的方法、技巧、表现体制。”“本土与西方的对话是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这一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近现代中国人为改善自身生存状态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就音乐创作而言，本土与西方的对话就在于探索东瞻与西顾的视界融合，这就是继承与借鉴的协调统一。”借鉴，则要强调“化”，即：重视作品中不同元素的互化，对其他音乐元素兼收并蓄，让创作出的每部作品都有其独特个性，又很难或几乎找不到某个民间固定音调的原型，但是又能感到它们有着不可忽视的血缘关系和绝妙的独特意韵。

　　四、时代性也是音乐创作不得不认真加以考究的问题

　　作品虽是音乐家灵魂的触动之声，但从其所处时代的语境下分析，它也一定和必将随着时代的绵延不断演变，时代的烙印和印迹显而易见。一部好的音乐作品能够久唱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和着时代的节拍，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它又与人民群众血脉同流，谱出了人民心声。因而，音乐创作的实践不能脱离时代之外，要积极向时代“发声”，创作者要争做时代的“歌颂者”。

　　作为艺术的分支，音乐作品一旦创作，便属于这个时代的成果，便会交由时代对其进行评价和筛选。时代性已经成为音乐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只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品才最有可能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从音乐创作的规律来看，创作过程从感受、创意再到塑形无不受到创作者所处时代“因子”的影响。音乐创作积极与时代“对话”，就是要强调创作的时代性，准确把握多元因子带来的积极影响，体现人民群众主流价值观念，创作出题材新、内容新、手法新、形式新的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并深切寄语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已经成为创作者肩上的重任，也成为大众对创作者的深切启盼。

　　回归到创作实践本身，就是要以进取的姿态弘扬时代，以开拓的心态面对时代的多元化。在文化交流与发展不断融合、加深的今天，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把握时代脉搏、感悟人民冷暖越来越成为应受予关注的创作之路，由此向前大步迈开，便会使一大批反映人民大众普遍的情感、愿望、理想和要求的音乐作品能够经受得住时代的洗礼和检验。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上，“对话”意识将会贯穿于现代音乐的创作过程中，为此，我们需要将“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艺术哲思融入进行创作过程中，以为音乐创作方法论的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而创作优秀的音乐作品。

　　参考文献：

　　[1]林东坡.论近现代二胡音乐创作中的“对话”意识[J].音乐创作，2012（04）.

　　[2]赵冬梅.中国传统音乐的“单个音”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J].中国音乐，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