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丰

　　摘 要：爱尔兰移民是美国历史上一支大规模的移民群体。以其他移民相比，爱尔兰移民在政治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他们进入美国社会后，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促成其政治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定居模式即“地理条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爱尔兰人；定居模式；地理优势

　　中图分类号：K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4-0075-01

　　如果把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艰难的爬升比作是一场战役，那么爱尔兰人除了拥有抵达时间上的集中这一“天时”外，还占据了足以让他们施展政治才能的“地利”优势。

　　虽然没有哪一个民族到美国后都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各移民群体聚集的地域分布倾向却是很明显的。爱尔兰移民作为自于西欧的“老移民”（19世纪美国有两次来自于欧洲的移民高潮。始于独立战争前的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称之为“老移民”。相对的，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来自东欧、南欧国家的移民称之为“新移民”），较其他“老移民”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占据了有利地区。据186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611000美籍爱尔兰人中有2/3居住在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新英格兰地区。1880年第十次人口普查时爱尔兰移民依然集中在东北部地区。虽然19世纪后期之后，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潮水般涌入东北部地区，稀释了爱尔兰移民在东北部城市的人口密度，但他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依旧是举足轻重的。

　　出现这一现象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海运航线问题；二是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三是美国农村缺乏让爱尔兰人从事宗教活动的条件。

　　拿破仑战争之后，跨大西洋贸易繁荣了起来，一艘艘巨轮把北美的木材、棉花和香烟运往欧洲，然后再把欧洲的工业品带回美国。由于工业品的体积远小于木材、棉花等原材料，这些货轮在返程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剩余空间。为了获取最大限度地利润，船主们便开始通过中介代理人大量地招揽移民，而这样的顺便运载移民的船只并不在少数。1820年时从北美到英伦诸岛运木材的船只便达到1000多艘。之后又逐年增加，1840年前后已增加到2000多艘。而大饥荒后爱尔兰移民大多都是乘坐这种货轮来到美国的。因此爱尔兰人到美国的移民航线就是由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航线所决定的，这就决定了爱尔兰到达美国的固定目的地都是美国东北部地区、大西洋中部的港口城市，如纽约、波士顿。此外，虽然英国政府为鼓励向加拿大移民而给予移民补贴，但聪明的爱尔兰人借此去往加拿大后，立即转往毗邻的美国诸州，大大增强了新英格兰地区爱尔兰人的密度。

　　当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漂洋过海到达美国后，贫困的爱尔兰人再无前行的路费和精力了，所以想到边疆去寻找土地已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了。况且，由于当时美国的交通网尚未建立起来，到美国内地去需要几经周折，最后的费用甚至高于越洋来美的旅费。当时留下的一份记录写道：1843年时，从费城到匹兹堡需花13—20美元，如果加上伙食费则在41.5—58美元之间；从阿尔布尼到布法罗大约16—21美元，还不包括伙食费。而1815—1820年，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伦登德立以及英格兰的利物浦到美国要花7—10英镑，而到三、四十年代，只需4英镑。所以，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只好滞留在最初登陆的城市。

　　爱尔兰移民中天主教教徒所占比例很大，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入境的爱尔兰移民几乎全部都是天主教徒。有数据表明：1830—1850年，每十年天主教徒占爱尔兰移民的比例高达82%、82%、80%。爱尔兰移民基数大，其天主教人数也十分可观。就总移民而言，也是如此，40年代1713000名移民，天主教教徒530000名；50年代共有2314000名移民，天主教移民有602000名。而这些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在国内长期遭到英国新教徒长期迫害剥削的经历，使得他们虔诚地信仰自己的教会。这一点，在其漂洋过海到达美国后，依旧没有改变。作为基督的信徒、文明的使者，爱尔兰人无法忍受美国农村没有实行宗教活动的条件。而美国东北部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础设施集中且较为完善，这为经济困难且有宗教活动需求的爱尔兰移民提供了价格相对低廉且便捷的宗教活动场地及经费等。

　　基于以上的主客观原因，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最终选择了美国的东北部城市。而这一定居模式对其政治参与而言百利而无害。

　　移民的定居模式对他们“政治功效感”的培养和提升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的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中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这影响着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热衷程度。这种“政治功效感”的形成与强化对爱尔兰移民的参与政治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工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工匠制度，爱尔兰人作为能从事非熟练劳动的新移民很快被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了。爱尔兰人在城市中从事着方方面面的工作，城市中政治上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市政府决定是否进行铁路、运河等的修建就会影响到作为城市居民的爱尔兰人的工作选择。政治上的改革、政策的变动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远大于处于美国中西部广袤的农村地区的其他移民。所以，爱尔兰人作为政策的直接影响者，其政治敏感度远高于同时期到达美国的另一大移民群体—德意志移民。而此时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市政管理的巨大漏洞给已经具有较强“政治功效感“的爱尔兰人插手城市管理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大量地投身于由市政当局任命的工作中：警察、消防队员、办事员和别的市政工作。在1855年近40%纽约城的警察都是移民，而这些移民中约3/4都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所有的主要城市的警察力量和消防部门中，爱尔兰移民都占压倒性优势。

　　此外为弥补城市政府社会功能的缺失，以爱尔兰移民积极筹建政治组织，“城市老板”孕育而生。“城市老板”为社会各种团体，特别是广大移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除政府之外，而且比政府更加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城市老板”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从事过众多行业，整天穿梭于城市之间，了解街头巷尾的琐碎事件，特别是城市事务。而绝大部分的“城市老板”都是爱尔兰移民或者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这些“城市老板”懂得如何和广大民众建立了私人之间的联系。而他们的移民身份对于当时城市中的大量移民而言更具亲切感。他们和政府官员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他们是和蔼、友好、平易近人的。通过和他们的深入接触，“城市老板”知道怎样和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知道采用何种方法可以打动民众的心，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获得他们的支持。普伦基特曾经形象的描述过他是如吸引追随者“我听说一个小伙子因为自己的声音而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唱歌很好听，我叫他到华盛顿大厅并加入我们的合唱队，结果他成了我的终生追随者。这样一来，你就很容易看到他在第二天的选举中为我投票。我给所有年轻人机会，我并不用抽象的政治观念来束缚他们，我仅仅是看到了他们的优点并给他们提供施展的机会。

　　“城市老板”在获取广大城市底层居民的支持的同时，没有忘记他们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通过建立政治机器，来控制市政大权。“城市老板”作为一群职业政客，他们靠收买到的城市贫民和移民选票控制政府，利用政府合同收取回扣，利用政府职位酬劳党羽，政府成为“城市老板”组建的政治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尔的摩等许多城市都曾沦为“老板”操纵的工具。他们可以任意篡改税收记录，也可以自由选取任何一个印刷商、银行、或者其它公司来接受他们提供的政治特权，给他们出售特许权和合同。当然这些特权都是有一定的“价格”的。“城市老板”成了政府和商业集团之间联系的特殊桥梁一方面政府官员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面财富拥有者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取更大权利。

　　综上所述，愛尔兰人就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种城市管理系统不健全和城市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利用管理漏洞，发挥自己的各种优势，一步一步攀登上政治的高峰的。如果说拥有大量选票的爱尔兰移民人口是其参政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爱尔兰移民自觉不自觉选择的定居模式就是其攀登政治高峰的梯子。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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