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客家“本地说”质疑

　　李海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近年来，对于客家人的由来，有学者质疑“南迁说”并提出了新论“本地说”。新论认为：客家人并非北方迁来的，而是在闽粤赣交接地区独立生长发育起来的一个民系。这个观点新颖、独特，但就目前发现的史料这一观点似乎没有充足的说服力。本文将从“客家”称谓的解释、客家方言以及客家文化特质等方面提出对“本地说”的质疑，并对“本地说”反驳“南迁说”提出的问题给予自己的理解。

　　客家；南迁说；本地说

　　关于“客家人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客家研究奠基人罗香林的“南迁说”，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到：中原人民自晋室东迁开始，先后六次南迁，聚集在赣闽粤交界山区，形成了客家人。另一种是以房学嘉为代表提出的“本地说”。新论认为：客家人并非来源中原地区，而是在闽粤赣交接地区独立生长发育起来的。

　　胡适先生的治学之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学术界认可的科学方法。但客家人不是中原移民的“新论”，笔者认为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一、从“客家”称谓及客家方言看“新论”

首先，从“客家”之称呼及客家方言之来源就能反驳“本地说”。从“客家”之称谓知：“客”与“主”相对应，外来之人才称“客”。《说文》：“客者，寄也”，“寄者，托也”，这“客”字明显含有“客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意。西汉称旅居异地者为“客子”，晋朝称佃田耕种的农户为“客户”。《新唐书·食货二》称非土著人为“客户”，其义与“客家”的意思相同。而“客家”这个称谓明显是一种弱称，这也显示了早期客家先民迁居至闽粤赣之时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的。虽然“南迁说”解释：汉族人及汉化较早的荆楚人、吴越人等对居住在山里的越人和汉人为“山客”，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并非客居之意。但这观点与“客家各姓氏族谱，几乎都强调其根源在中原”自相矛盾。此外，“本土说”提出：客家话是南方一种特色鲜明的方言。并以“现在中原地区找不到客家方言”为依据驳斥“南迁说”。第一，如果真如“本土说”所言：“客家不是由北方迁来的，而是在闽粤赣交接山村中生长发育起来的。他们中的畲族成分不少……”那么，现在客家方言就应该是对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一种沿袭。而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似乎无法对目前客家方言中含有大量的古汉语成分这一现象做出较恰当的解释。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也认为“客家方言受秦汉或晋唐古汉语影响颇深”。但其单纯以“客家方言同当代侗族有相似之处”作为客家方言是闽粤赣本地生长的语言的依据是不恰当的。此外，单以现在在中原地区找不到客家方言便认为客家人是闽粤赣地区自身生长发育的民系实为有些牵强。中原地区地势辽阔，以广阔的平原为主，这与岭南绵延不断地的山丘不同。北方的地域特征造就了北方语言、文字、风俗等的融合是较为迅速。所以，中原地区融合的趋势及进程也远非闽粤赣山区能够相提并论的。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化在历史上一次次改革和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悄然无声地发生着变化。直到今天，北方地区盛行的语言与古代中原通行的已是相差甚远了。所以，今天中原地区无客家方言流传也是正常现象。

二、从客家文化特质看来源

从客家文化特质方面考虑，也能很明显感受出客家文化来源于中原地区。由于客家先民出自受封建传统思想统治的中原，所以客家人在思想文化方面与当地土著有较大的差异性。客家人都怀有“入官出仕”的情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客家人的心中。所以，在客家地区就保留着尊文重教的传统。一个宗族的客家人人往往会集全宗族的力量来保证本族子弟的教学活动。客家地区也广泛流传着“哥哥哥，唔（不）读书，无（没）老婆”、“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之类的童谣。而在法国神父的《客法词典》中记载：在嘉应州，我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客家人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其科举教育水平却远高于闽粤赣地区的原住民。如粤东客地与潮汕、广府等地区相比，经济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科举教育却走在前列。由此可见客家地区如不是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又怎会出现与当地土著严重忽视教育迥然不同的现象呢？另外，客家人重农轻商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与当地土著又是极大的差别。江西的江右商帮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之一。但江右商帮都以客家周边的抚州、吉安商人为主。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而客家“民于耕稼之外，更无别业”。有些客家人虽通过商业发达，但待他们富庶之后，他们常常选择回到家乡购买良田，兴修宅院。如关西新围的主人徐老四，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经商的徐老四从小随父闯荡湖，走南闯北。后得遇红颜知己相助，善心遇贵人讨得做木头生意的免税关文。下赣江、经长江、扬帆大运河。把父亲创下的“西昌”号木头生意做到了苏州，扬州。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在龙南、信丰、赣州又经营钱庄、当铺，把徐氏家族带向鼎盛时期。但最后徐老四还是回归故里，修建了关西新围作为其安享晚年的栖息地。而在关西新围的设计中，徐老四专门修建了供子孙静心读书的梅花书屋。这反映着徐老四对科举教育的重视。管中窥豹，客家人若非出自中原，受封建科举教育思想影响之深重，又怎会于当地土著的观念如此不同呢？

三、对“本地说”的反驳

关于“本地说”对“南迁说”的一些质疑点，笔者认为其实并不构成质疑。“本地说”提出：客家人尊祖敬宗，为什么有人将父祖的骸骨安葬在闽粤赣山区而非北方中原某地？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南迁的客家人来说，要返回中原故地安葬先人，需要较长的时间和经费。而每年又需定期祭奠，若将先人安葬在北方，祭奠的时间、费用对于本家族成员来说会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相反，先人安葬在离家族很近的闽粤赣山区，不仅可以省去不少的费用，对于客家人而言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对于支持“本地说”的学者曾提出的：客家人的“家谱记录，有是非难辨、攀华宗的陋习”这一问题，必须承认有些家谱记载的事情有可能失真。但对于家族先人来源于何方，以及家族先人曾居住地区、发展壮大的主要过程，大多数客家人是不会去篡改的。客家地区，几乎每一姓氏的客家人都拥有自己的家谱。而在他们的家谱上对其家族的来源和先人事迹是有较明确的记载。这样看来，似乎不可能从家族根源上驳倒“南迁说”。

　　而对于“具有客家特性的中原人，自东晋以后的一千多年中，无论迁徙过几次，在异地停留过几代，都不改其固定的习性，既不吸收，也不放弃，一到闽粤赣交界区便是客家！可能吗？”的质疑是正确的。但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南迁说”并没有否认迁徙途中以及定居地区的文化对客家原有的中原文化造成的影响和熏陶。毫无疑问，客家文化之所以称之为“客家文化”就是因为在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上有其他文化的融合。否则，“客家文化”便可以直接称为“古中原文化”。

　　所以，无论是从正面的“客家”称谓、客家方言以及客家文化特质三方面考虑还是立足于“南迁说”给予的立论依据进行反驳，都可以看出客家人依旧是一支由北方地区迁徙到闽粤赣山区的中原民族。“本地说”并不成立。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台北：台北古亭书屋，1975.

　　［2］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3］万幼楠.赣南客家围屋之发生、发展与消失［J］.南方文物，2001（04）.

　　［4］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许怀林.走近客家——“南迁说”质疑［A］.“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5.

　　［6］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M］.香港：中流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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