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昆明650000；2.成都军区建筑设计院昆明分院，云南昆明650000；3.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杨丽萍艺术审美观的成因探析
鲁丹1李荣2赵胜秋3
（1.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昆明650000；2.成都军区建筑设计院昆明分院，云南昆明650000；3.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在中国当代民族艺术的长廊里，杨丽萍的舞蹈始终是一个神秘而惊艳的所在，当现代化大刀阔斧的文明进程中，杨丽萍以迷人有力的舞蹈艺术呈现了一种人的生命真实的回归。一个来自中国西南边睡的文化符号，何以在数十年里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一个成熟的舞蹈演员，为何会如此执着于本土的民族文化，表现出强大而执著的自信力？在这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背后，是她多年冷静的思考与观察。
民族舞蹈；艺术创作观；丰富性体验；缺失性体验
当现代化大刀阔斧的文明进程中，杨丽萍以迷人有力的舞蹈艺术呈现了一种人的生命真实的回归。必须思考的是，如此独特的艺术审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伽达默尔给体验是这样界说的：“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了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这就是说，艺术品的产生源于艺术家对于所拥有生活的观察体验，并超越生活表象直抵生命存在的本质。所谓生命体验有多种类型，本文将从涉及到的是缺失性体验与丰富性体验这两类相辅相成的体验入手，来探索它们对于杨丽萍艺术创作选择的影响。
一、丰富性体验
丰富性体验，是指艺术家获得爱、友谊、信任、尊重和成就时的内心感受。这是一种欢悦幸福的体验，是从童年开始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来自童年的父母印象、故乡记忆等经历，由于艺术家的出身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童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必然不同。对于爱的体验深刻，会令其倾向于选择与爱和温暖相关的题材。云南是“大杂居，小聚居”为特征的多民族聚居地，杨丽萍体内流着白族人的血液，加上曾经生活工作在不同风格的少数民族区域，贫瘠地区少数民族那种豪爽质朴的特质也融入了她的基质人格中。杨丽萍回忆起大理的童年生活，“在老家，每天喝着玉米粥，吃着南瓜、土豆、弓鱼，那种感觉很好。我每天会去喂猪、牛、马……”杨丽萍自然从小跟着祖辈、父母一起跳牛羊回家、燕子筑巢、日月更迭……她的祖母告诉她：舞蹈是与神对话的形式。云朵变化、孔雀开屏、蜻蜓点水……她看蚂蚁怎么排队，于是《云南映象》里有一个舞者抬鼓的动作，就是在模仿小蚂蚁抬食物——她只是把看到的让人心生喜悦的部分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出来，简单到极致，也就厚重到极致；直白到极致，也就哲学到极致。
就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异域文化氛围孕育了少女时期活泼而忧伤、敏感而快乐的杨丽萍。从前她生活在这片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现在的杨丽萍不可能久居故乡，空间与时间的遥远非但没有使她与故乡疏离隔膜，相反更加深了农村生活在她脑海里的美好印象，童年的丰富性体验与日前生活的当下城市文明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成为其艺术创作时的第一选择。
二、缺失性体验
所谓缺失性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和物质）的体验，它常常成为艺术家的一种重要的创作动因。艺术家往往具有比常人更为敏感的心灵，也比常人更能感受到缺失性体验，他们通常会调动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激发起认知活力、想象力及创作欲望。通过创作，作家往往能从苦痛中疏离开来，通过一种超越万物之灵的视野去反观自己创作的故事，从而使创作的主题意蕴得到更深刻的展现。一次杨丽萍在《艺术人生》接受朱军访谈，主持人说你小时候很苦啊，她回答一点都不苦，不晓得有多好。而事实上的她不是没有感受过孤独和创伤，在寻找艺术的求知路上她比别人更加步履艰难：少数民族，贫穷与受歧视的童年，离异家庭，从未接受过任何舞蹈训练……这就是杨丽萍走向舞蹈人生最初的“资本”。在乡村经历过文革，而后在城市寻找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失败，她默默承受着各种压力，倔强地坚持了自己对舞蹈的理解。访谈间她回忆了一件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文革开始，学生可以打老师，村民可以打村长，很多人很高兴，终于可以打人和报复了。“那个时候起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很悲观的，我忽然觉得人是比较丑恶的动物。”正出于此，在杨丽萍最成功的的系列作品中，主人公的现实困境往往被虚化、淡化处理，我们读不出那个时代常有的生灵涂炭、悲惨呻吟，反而见到一个自己自为的世界中一种简单自然的纯朴生活，有人说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更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在杨丽萍作品中，故乡世界无疑是她刻意营造的“理想国”。因为经历和目睹了太多人的狰狞、贪婪、自私与势利面孔，她把目光重又投向生养并给予她精神滋养的故乡，重新获得了与都市盲流抗衡的力量，《雀之恋》就是最好的说明。
杨丽萍的人生境遇验证了，透彻心扉的早年人生体验，经过艺术家哲理化的提升，也可以演绎成一种人类共有的“博爱”与无法逃遁的“伤痛”，能使其具有敏感的心灵和博大的同情心，引向生命终级意义的思考，继而在作品中得以展示。这些体验增强了艺术家主题意蕴表现的深度和力度，提升了作品的高度。
［1］蔡梦月.舞蹈语汇和语言语汇的民族特征——以杨丽萍《云南映像》为例［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12）.
J722.2；G641
A
1005-5312（2016）08-00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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