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霜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看《春尽江南》

　　王凌霜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格非的《春尽江南》通过主人公们的精神衍变与历史现实，展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本文试图借助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论，以小说中的人物群像为对象，分析探讨主人公们的心路历程和变化原因，并试图探寻作者在创作背后，所进行的关于人的生存等问题的思考。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春尽江南》

一、人格分析理论的阐释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心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当人的某些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产生激烈的冲突，那些被压抑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就构成了人类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基于这些意识层次理论，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这个结构模型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是人最为原始的、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遵循享乐原则，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自我，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此时，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遵循“理想原则”。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是处于一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的，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解释。

　　对于格非来说，精神困境一直是他进行创作和思考的母题。格非自己说过“物质意义或者说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变化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当然是精神史，或者说心灵的反应史。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都会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阴翳。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我一度悲哀地发现，似乎很难透过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不管我们的反应是多么麻木而迟钝，也不管这种反应是多么的微弱，我认为它是存在的。”①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心理活动也极为复杂，这源于格非总是尝试从无意识层面进行挖掘，分析人物的心理，也让人物分析自我和周围世界。可以说格非笔下的这一群人物形象是一个整体，它代表着作者对整个历史与现实的全方面思考，不同的人物及其性格形象也是整个精神史书写与分析中的一环，代表了当下人们生存的某一种状态。

二、人物群像分析

先来看《春尽江南》中的主人公谭端午，他可以说是整本小说的核心，由他牵连出以妻子庞家玉为代表的现实生存的妥协者；以哥哥王元庆为代表的随性而为的理想者们。谭端午本身的性格也较为复杂，他存在于现实，既没有完全按照“享乐原则”自我放逐，也没有按照“理想原则”超脱现实，他只是以一种得过且过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一方面他进入现实的生活，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拿着只够自己抽烟的两千多块，在百无聊赖中自我过活。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自己的世界，愿意在海顿与莫扎特里“堕落”，静默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一种乌托邦幻想中存在。如此，以谭端午为中心，将其看做一种“自我”的状态，妻子庞家玉可以被看为“本我”状态，哥哥王元庆则被看做是谭端午的“超我”状态。

　　庞家玉，一个时代的追赶者。她原名秀蓉，作为一个仰慕诗人的少女与谭端午相遇，一夜雨露之后，两人分离。一年之后的再次相遇“谭端午已经清楚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②过去的秀蓉已然死去，她改名换姓，自学律师，过上了时代所要求的体面生活。可以说，庞家玉遵循着享乐原则，追逐着想要的一切。但是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本我”形象，时代的纷繁复杂与她个人的敏感忧郁格格不入，一方面她“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也不要落下”，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有一件隐身衣，能够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她不断努力，只求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却也不得不沉沦在这世俗的肮脏之中。她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平静，却只能在肉欲的高潮中宣泄内心的渴望。家玉的存在就是一个矛盾体，她越想逃避痛苦，痛苦就越如影随形。庞家玉都处于一个追求的极端，呈现出的是内心对安全感、满足感和快乐的无意识的追求，这些都是本我的体现。“本我”是最原始的“自我”，庞家玉被现实所俘虏，她的所作所为，都是谭端午内心的一种对现实的追逐的一种放大体现，所以她对丈夫谭端午评价为“烂掉的人”但同时也为他那种忧郁与疏离的姿态所着迷，那个西藏之梦也一直在她心中。庞家玉身上已经表现出在一种“本我”的褪去以及“自我”的成长。而作为“自我”的谭端午对于“本我”的庞家玉更是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一方面，他压抑着对于物欲的追求，对于功名浮华不甚在乎，另一方面，他又心安理得的享用着妻子挣来的一切物质生活。对于“本我”的欲望，谭端午控制和约束着，不愿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所以他身上的“本我”欲求，就通过彻底改变自我，妥协现实的庞家玉这一形象来体现。

　　谭端午的哥哥王元庆是一个“超我”状态的存在。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曾满怀希望建设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花家舍公社”时，却遇到合伙人的反对与打击，那句“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③直指时代的痛处。现实的种种束缚使得“超我”难以实现，王元庆对乌托邦的追逐只会与现实的铜墙铁壁相撞，头破血流不够，他便为之疯狂。当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之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他自诩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他更是时常写下一些话语，成为箴言般关照整个文本。他以理想化的自我来要求自己，却只能是走向死亡的“疯狂”。他始终以“理想原则”来生存，相较于庞家玉的“本我”存在，王元庆是小说中的“超我”存在。

　　“超我”对“自我”有指导作用，体现在谭端午对与哥哥王元庆就潜意识的追随上。年少时他就因为对哥哥的羡慕而走上诗人的道路，哥哥身上那种不顾一切，追逐理想，潇洒随性的做派，使他疯狂着迷，虽然中年以后的谭端午成为社会边缘人，日渐沉沦，逃避一切现实生活，但谭端午仍渴求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还能有种“诗意”存在，这种渴求就是哥哥的“理想”气质的指导在某种意识上的体现，虽然他嘴上并不承认，但他潜意识下对已经疯狂了的哥哥的羡慕，对仍然怀有乌托邦梦想的绿珠的亲近，都是他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向往。

三、自我身份的融合与重构

由此，可以看到谭端午身上具有双重属性，他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断冲突中挣扎，是选择无法退回的古典时代的纯粹“乌托邦”，还是彻底剥去传统的外衣走进迷乱的时代，谭端午都不能办到。

　　小说的开头中，有一篇谭端午所作的《祭台上的月亮》，表面上是对已经改头换面的秀蓉的一篇告别，而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对于整个时代的祭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祭台上的祭品。从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过去，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理念也颠覆了之前的传统，太多的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中，一切都呈现着变异与诡异，用文中的话来说“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吉士呢，很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享乐。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④，多么讽刺，原本应当成为社会成员自我展现的平台，却成为欲望交织的肮脏交易场，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被颠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已是不易，跟何况“诗意的蹁跹”，时代的桎梏让人们不得不紧跟现实的步伐。到底应该如何存在，“本我”和“超我”的二重属性使得人物内心挣扎彷徨，放逐欲望，恐将画地为牢；超脱前行，恐将陷于时代的孤岛。

　　所以格非让谭端午做一个旁观者，用旁观来抽离自身，避免自己的堕落和走向虚无。他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也没有滑向物质的现实立场，而是游离于体制外，在边缘处观察着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中间人”。用一种独特而冷静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历史的变迁，并观察人们在此之中精神生活的演变过程，进而对自我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这是小说整体人物群像的“自我”状态，是格非在进行历史与现实、人的生存、乌托邦的意义等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后，特别是关于人的内心的一系列“如何存在”的问题的自我反思后，给出的答案。

　　注释：

　　①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2（02）.

　　②③④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9，7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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