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310000；2.温州广播电视集团，浙江温州325000）
电视问政的温州实践
周玉兰1翁逻沿2
（1.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310000；2.温州广播电视集团，浙江温州325000）
作为一种“社情民意”上下沟通中转的重要渠道样本，温州广电集团的《电视问政》已经有了近两年的成功实践，政府的执政方针短时间内被迅速传递落实，而群众的意见和反馈则通过电视节目的暗访、调查真实呈现，“两代表一委员”和普通市民作为问政方与政府官员所代表的被问政方通过电视节目载体良好地实践了电视对话民主；电视媒体拓展了其核心社会功能，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近三年，“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舆论监督节目的新常态下实现了创新表现，在与互联网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中拓展了其功能与定位。
社情民意；舆论监督；新媒体；互联网
电视问政，是一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电视节目类型，其最为核心的表现形式就是在电视演播室中，由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民众当场询问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全、食品安全、政策法规等等方面的问题，并“原生态”地展示在电视观众面前，可以这样说，电视问政提供了一个由媒体搭建的平台——在平台的两边，一边是对当地社会发展进步谋划设计并执行的政府官员，而另一边则是负有监督质询重任的代表委员和最终承担政策行为结果的普通民众，在第三方问政嘉宾客观公正的点评分析研判下，问政方与答辩方双方在同一时空之内，面对镜头，面对镜头前的万千百姓，说情况、阐事实、论道理，官员们是对自身工作的答疑、说明和承诺，而代表和民众则是通过节目看到与本地社会生活发展脉络和民生走向休戚相关的政策法规实施的状况及效果。
这种新的问政形式一经诞生，就被多个电视台效仿、引用。温州广电集团在2014年一年时间里，共推出了五场《电视问政》节目，收到各类投诉、举报1500余条，电视节目直播期间，参与微信平台互动直播的达1720余人次，参与微博互动的达1000多人次，目前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人数近千人。五场问政所涉及的39个案例，均得到解决或有明显推进。
2015年，《电视问政》节目持续“参政议政”、“舆论监督”平台的搭建和“问政”行动，按照“每月一问政，每场一主题”的策划思路，全面融合微博、微信、互联网直播等多媒体手段，继续打造全新问政平台，搭建起一座民众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桥梁。截至10月底，一共进行了六场问政节目，涉及城市文明、交通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安全生产、治水及食品安全等社会民生话题，涉及案例42项。
节目播出后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电视问政这种特殊的沟通交流的方式，在温州这样一个领风气之先的经济发达地区，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它体现了阳光透明的执政理念，一种依托电视节目产生的特殊的民主形式——“电视对话民主”成为节目在沟通社情民意，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通过程中非常令人瞩目的表达形式；非正常拍摄的电视短片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缺陷的表现和实时播放能够使政府各职能部门真正面对事实，积极思考落实解决和改进之道；将相关区县或职能部门的领导请到现场对电视短片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现场解答，考验了干部的多种能力——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安抚民众、危机应对等等能力，这些能力的现场训练无疑加强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执行力；电视问政也像一面镜子，让每个被问政区县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照这面镜子，看一看自己分管的领域行业工作的状况及缺陷，日常的监管做得怎么样，遇到相关的问题怎样解决，节目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并且反映出了电视问政节目的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作用，这些都是在互联网新媒体巨大压力下传统电视媒体应该重新被认知的特质。
电视问政这种特殊的电视节目形态通过构建公众参与政务监督的互动平台，创新“电视民主”样式，提升百姓参政议政的程度和方式，回应百姓生产生活关切，解决实际疑难问题的特殊形态，整个节目呈现出相当多的亮点，集中表现在“搭建电视对话民主平台，创新多方利益表达”、“突破了互联网新媒体威压，寻找到电视媒体搭建政民沟通基础平台的公用”等两大核心作用。
1.主流媒体“问政语态”的开拓——电视版本的对话民主与直播纪实手段的结合，电视媒体创新民主形态，搭建社会群体多方利益意见表达平台，沟通大于指令，权益先于权力充分展示，电视问政节目成为社会多层群体利益传递、保障的载体；
《电视问政》节目的开办，其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媒体搭建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在“问政语态”的基础上，两代表一委员及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这个公开的平台直抒胸臆、直接参与政策法规的讨论制定，监督行政法规的实施效果，电视版本的对话民主与直播纪实的电视手段相结合，电视媒体创新体现出了一种民主交流的样式。在这个民主交流的层级上，多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了直观的表达，在镜头前，权益先于权力被充分尊重，在电视节目提供的“议程设置”中，沟通交流代替了直接的行政指令，电视问政节目成为社会多层群体及公众利益传递、保障的载体。
政治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形式的日趋多样化，是我国公民的平等意识、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热情得到极大提高的一个明证，就是在这个民意发展的基础之上，媒体创新设计的“电视问政”类节目、“公共新闻类节目”才能逐渐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现象，而如何使电视问政不会沦为新的形式主义，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问政重在问责”。不可否认，电视镜头下的逼问和追责，可能会对某些部门负责人有所触动，种种新的压力和要求会促使问题或状况的解决。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的运行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运行规律的，要以它自身的奖惩体制去规范和约束，媒体最大的功用就是保持这一奖惩体系的透明公开和广泛传播，只有搭配这一“问责机制”的电视问政，才会避免“一问了之”的弊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问政与问责紧密结合，与电视媒体联动互通，问政才能动真格，问责要追究到底，而这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民众面前，这样才能树立问政的威力，打造政府的公信力。
（2）电视问政的关键作用还是要倒逼政府部门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激发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与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是为了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相一致，电视问政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它可以倒逼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知家底、重民生、讲方式、重实效，真心实意扑在工作上，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让各级干部走到群众中，跟群众面对面，把问题解决在日常工作中，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才是电视问政应当追求的功效所在。
（3）电视问政方式也需要创新。电视媒体要做两方面的工作：既要帮助领导干部了解民生诉求，知晓百姓吃穿冷暖，同时还须培养一大批关心社会发展，能为政府职能部门出谋划策的“热心市民”，他们是除代表委员之外人数更为广泛，代表利益更为全面的群体，媒体要培养他们“指点江山”的能力、建言献策的能力，只有公民的广泛参与，电视问政才能问得好，问得准，电视对话民主才能取得最大功效。
2.作为电视媒体参政议政的方式，电视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突破了互联网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发展带来的威压，顺利寻找到了媒体自身参与“生态竞争”的方法与手段，积累大量的有益经验，为更好地发挥出电视媒体在转型社会复杂矛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更好地搭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基础平台做出更积极的尝试；
11月26日至27日，我省开展市级广播电视台深度调查类、评论类新闻栏目抽评工作。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政聚焦》获颁一等奖，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人民问政》获颁三等奖。评委认为上述电视栏目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积极关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全省性重点工作以及涉及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采访、调查深入细致,报道、评论有理有力，有效引领社会舆论，较好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关注本地及域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聚焦社会焦点、难点问题，调查直击要害、披露真相，点评新颖权威、犀利到位，以建设性态度开展舆论监督，促进群众关心热点问题的解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情绪，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
而在笔者看来，评委们的评语只是强调出了两档优秀栏目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记者编辑们的不懈职业追求，更进一步的，中央一段时间以来严格的思想、工作作风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可以说是为全国各地媒体的舆论监督类节目提供了一个广阔迅猛发展的宽广背景，相当于给节目的“生长”吃了一剂“定心丸”，打了一针“强心针”，为建设性舆论监督节目创造了发展的“新常态”，媒体可以更有底气地面对各种违法乱纪、不正之风、懒政庸政，他们开展监督的立场、方式和表现手段更为丰富多样，新创的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类节目以“建设者”的姿态，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把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参政议政、舆论监督产生最佳社会效果。
主流媒体占领舆论监督的制高点，环境好，新闻工作者通过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的新闻舆论监督表现方式，处处以建设者姿态出现，不但不会激化与地方的矛盾，反而能融洽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和记者的威信，尤其是对直接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且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需要引起上级或主管部门足够重视，在一定范围内整体联动才能解决的问题，需把握好时间，公开报道，促成问题的解决。《电视问政》节目就是巧妙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把握了参政议政、舆论监督节目发展的最好的时候，突破了互联网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发展带来的威压，顺利寻找到了媒体自身参与“生态竞争”的方法与手段，积累大量的有益经验，为更好地发挥出电视媒体在转型社会复杂矛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更好地搭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基础平台做出了更积极的尝试。
G206；D63
A
1005-5312（2016）0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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