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昕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

　　极端父权主义下的畸态社会运作
——浅析影片《白丝带》中的人性悲剧

　　吕昕彤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

　　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电影《白丝带》由德国导演米夏埃尔·哈内克执导，以干净透亮的影像揭示了毁灭人类的罪恶之源——故事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以德国北部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乡村作为社会的横断面，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令人背后冒冷汗的人类暴力故事。本文将从女性的客体地位和极权下的孩童两个角度浅析影片《白丝带》中的父权主义，探讨影片蕴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父权主义；白丝带；畸态社会

　　何为“白丝带”？孩子们做错事受到严厉惩罚时，作为父亲的牧师说：“你们小的时候，每次犯错误都会在胳膊上系一条白丝带。白色象征着纯洁和无辜，它时刻警醒你们，直到错误最后得到改正，才可以摘除。”乡村教师范森多夫作为讲述者，以村子体系外的“独立”个体身份来旁观这个群像式的社会缩影。德国人特有的冷静与严谨在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虐待与报复的黑色心理扭曲了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带有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残酷理性。《白丝带》具有显著的父权制色彩——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的、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由男性占据统治地位。著名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将“父权制”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扩展了其含义：一指男性统治女性；一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20世纪60年代，男权制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在男权主义至高无上的家庭与社会权利分配体制中，女性是受害的弱势群体，更可怕的是下一代对暴力属性的潜移默化。

一、男性专权体制下的“他者”：女性的客体地位

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权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则处于劣势与服从。这种专权式的蛮横与后殖民主义极其相似，进而可以联系到“他者”的概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分析：“他者”的显现对构成“我”的自我意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冲突的结果是强者成了主人，弱者成了奴隶。对于主人而言，奴隶就是“他者”，由于“他者”的存在，主体意识才得以确立，权威才得以确立。

　　《白丝带》中的小村庄尽管与世隔绝，却有着一套完整且坚固的权利体制，以群像式的人物关系网络——六个分别从属于不同阶层的家庭构建了一战前夕德国社会形态的缩影。影片通过对不同家庭里女性生存状态的直观描摹，以冷静的镜头语言呈现了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男性附属品的社会悲剧——道貌岸然的医生不仅对已逝妻子加以虐待，还与助产妇在妻子遗像前通奸并最终残忍抛弃助产妇，他的女儿面对父亲的猥亵还要欺骗弟弟说自己在穿耳洞；男爵助理的妻子面对丈夫痛打儿子只能默默心痛；农夫妻子在辛苦劳作中悲惨去世。村中的牧师和男爵作为村民们的精神依靠与物质权威，家庭中的女性地位并未因为家庭地位的至高而有所不同：男爵妻子无法容忍他对孩子施暴而决定离开，却只被质问是否出轨；牧师妻子甚至协助丈夫的暴力行径，并且一同为孩子戴上可笑可悲的白丝带。

二、溯源法西斯主义：绝对管制下无奈的下一代

哈内克一直试图探讨一种“深刻的童年”：愧疚与暴力是会传承的，特别是在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这种代代相传的黑暗总能够引发某种无法逃避的诅咒。他筹备了十余年来创作这部电影，目的就是想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骗的孩子，是如何对待他人和自己人的。白丝带用于提醒孩子纯洁向善，可正是这种伪善的极端教育使这种恐怖的恶意一代代延续，考究的黑白影像在此刻显得令人毛骨悚然：管家的两个男孩出于嫉妒，大冬天将窗户打开使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重病；为抢夺笛子竟将小女孩推入池塘；柔弱的小女孩把剪刀戳进小鸟的身体以示对父亲的抗拒；智障小孩惨遭毒打并被戳瞎双眼，凶手还留下了“为父母偿还罪恶”的字条。

　　马鞭这一重要意象反复出现在父权的标榜过程中，象征着绝对权力：父亲挥起马鞭，犹如战争中不容置疑的发号施令。最残忍的是，这种暴力行为完全没有原则，更不要说怜悯之心。最终这些可怜的孩子，在耳濡目染的暴力成长环境中，学会了如何施暴，并且变本加厉——在一个世纪之内疯狂蔓延，终于获得了用红袖章诠释了丝带的伪善教育本质的力量。如果说《白丝带》充当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微小样本，那么所谓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就是如纳粹谎言般冠冕堂皇的束缚与压制。但该片的社会意义远不仅是探讨德国的纳粹主义养成史那么简单，哈内克也反复强调：“并不能因为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德国就被简单称作是一部关于法西斯的影片，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于统一的模式和腐蚀的理想这一全球普遍存在的症结。”

三、结语

“不管哪个地方由哪种意识形态主宰，你都会发现有些人非常不幸福，被虐待、蒙羞辱、无希望。一旦有人说‘我知道如何帮你们摆脱困境，照我说的做’，那些人必定会照办，这是一种人性悲剧。”哈内克如是说。狭小的德国乡村，从无意识起便被灌输绝对价值观的孩子们，父权意识形态下的极权暴力，如法西斯主义前兆般的残酷现实。影片的欲言又止留给观众很大思考空间，一切的诡异事件犹如关于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

　　[1]谭永.论激进女性主义的婚姻观[J].人民论坛,2011(30).

　　[2]李芬.社会——现代男权制理论的沿革[J].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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