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论新加坡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主体演变
——以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华社团体为例

　　陈曦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来已久，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的主导者主要由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及华社团体担当。在新加坡开埠至今，差不多二百年的时间里，三大“传播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关系复杂，影响力各有轻重。鉴于此，笔者将作深入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华社团体

一、背景概述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新加坡的发展得力于华人的开发建设，这个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的独立国家，历经二百年历史，始终离不开华人。所以说，没有华人，就没有现在的新加坡，整个新加坡就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这些华人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在海外辛苦耕耘，于开垦建设新家园的同时，也将原有的家乡文化注入新家园。

　　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主要归功于由政府机构、学校教育与华社团体。文章主要针对1819年——1876年（新加坡早期开发时期）、1877——1911年（清朝设领期间）、1945——至今（迈向独立时期）三个历史时期作研究：从宏观上把握三者在不同时期内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同一时期的三者作横向比较，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及不同影响力。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新加坡历史环境的变换，文中的“政府机构”一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所指，具体将在文中讲解。

　　因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舍弃了1911年至1945年这个时段。此阶段前期正值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大爆炸时期，随着辛亥革命、五四革命的爆发，新思潮、新文化也跟随一些新兴人士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期间，文化信息量之庞大已严重威胁到之前独居“文化之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各种新文化激发起海外华人兴趣，并接受华人考验与抉择，可以说二十世纪初期是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自由选择期，这一点与国内极为相似。加上后期中国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及国共两党内战的相继爆发，中国陷入一片战乱与政权交替中。心系祖国的新加坡华人将目光转移至中国，并积极开展各种爱国救王运动。相比之下，带有“守旧”意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的传播活动却因外部不安定环境被新加坡华人暂时性忽略，传统文化昔日的光芒在此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逐渐暗沉。

二、新加坡早期开发时期（1819—1877年）

新加坡享有“南洋第一埠头”之美誉，但对其正式的开发比起东南亚其它地方却相对较晚。至始1819年，英国莱弗士登陆新加坡，新加坡才开始面向世界，被世界知晓。据史料记载，当时已有三十个中国人在此居住，可见华人与新加坡的联系不晚于1819年。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内陆，西方国家用武力强制打开了中国国门，因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大量劳工，英殖民政府遂招引大批华工进入新加坡开垦。由此，新加坡华人人口激增。

　　随着新加坡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移民的群体观念逐渐形成。华人意识到只有彼此团结互助，拧成一股绳，才能在海外更好地生存。于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为主要单位的华社团体开始形成，如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各种宗亲会所如“台山黄家管”、“林氏九能堂”、“福建林氏宗祠”；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广邦“宁阳会馆”、潮邦“义安公司”、福邦“福建会馆”；基于业缘关系形成的“北城行”。因英殖民政府对华工劳动力有不断的需求，殖民政府对华人的管理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并不干预华社团体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下，华社团快速增长，发展壮大，并成为保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强有力组织。

　　早期的华社团体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尤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组成的各种宗乡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体现在它们举办的团体活动上，活动有包括祭拜祖先、奉祀各种神祗；开辟坟山，为客死他乡的同胞提供死后安葬之所；举办春秋两祭、各种传统节日；同时，宗亲会也是华人协商与议会的主要场所，乡人内部的纠纷与难题在此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由上述的活动来看，宗亲会所举行的活动大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包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祖先与神灵的崇拜、对死的关注、对传统佳节的重视。从华人角度来看，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只是暂居他乡，终有一日会停止漂泊，回归家乡。而这些华社团体的文化活动不仅让身居海外的华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唤起了他们对祖国“根”的执着，对家的眷恋，更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乡之土新的生命。

　　这时期的华文学校尚处于萌发时期，学校数量少。华文学校的最初由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倡办。因当时创建华文学校，其主要目的是在土生华人中培养新一代传教士，所以在学习内容，及课程安排上，都以基督教内容为主。虽然课程内容也有中国传统的蒙学课本，如《三字经》、《四书》、《五经》类，但这些仅作为提高基本识字能力的读物存在。且这些学校学生在校园内不能有违反基督教信仰的活动，因而中国式学堂拜祭孔子活动也是被明令禁止的。这种以宗教内容为主，以中文教学内容为辅的学校，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作用微乎其微。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由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华文学校逐渐衰落，办华校的任务自然地落到当地的华人头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打拼，新加坡的华人汇集起雄厚的资本。加上华社团体，各种宗亲组织机构的壮大，如今的华社群体已有足够的财力与人力担负起兴建华文学校的重任。首先出现的，是坐落于新加坡落亚逸街天福宫旁的崇文阁。崇文阁建立于1849年，被认为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学校。它是由闽帮领袖陈金声倡建，但也得到了其他各帮派的支持。但因其位于福建总会“天福宫”旁，所以只能算是总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五年后，陈金声又一次发起创建了“萃英书院”，该华校较之前的崇文阁规模大，更具有学校特性。上述两所华校均由华社团体建立，用华文教学，教导学生读孔孟之道，为本帮孩童提供了接受传统教育的场所，无形中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清政府对华人态度的最初转变是被迫性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以战败告终，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条约下，中国人往外移民得到官方准允。海外移民的增加，随之带来的是华人受不公正待遇现象的出现。清政府态度的主动转变始于清廷在新加坡设置的第一个驻外领事。而在此之前，清政府对华人的关心不够，华人基本上处于被抛弃状态。就算是华人惨遭欺凌，清政府也只能鞭长莫及。此时的中国刚被西方列强蹂躏刚不久，也没有足够的底气与强势的殖民地政府谈判，毕竟弱国无外交。此阶段新加坡华人没有中国政府作支撑，中国政府在新加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也就更不可能实现。

　　由上可看出，此阶段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重要由华社团体担任，不管是其自身的文化活动，还是后期由它们所创建的“崇文阁”与“萃英书院”两所华文学校，都是出自华社团体。而政府机构（清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力不从心，华社团体在清政府还未涉足新加坡前，自行担负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清朝驻新时期（1877—1911年）

1877年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清政府海外第一个领事馆在新加坡成立。自此，当地的华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护。这一时期，派驻的各位领事成为新加坡华社群的主要领导者，且受到了当地华人积极拥护。特别是第一位北京直派的领事左秉隆的到来，给新加坡乃至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带来了福音。左秉隆是第一位由清政府直接委派的驻新领事。在新加坡的华社群中，他的号召力不仅仅来自其领事一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清政府在新加坡的代表。

　　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领事官，上任伊始，左秉隆便开始了“振兴文教”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思想。他不仅鼓励兴办华文学校教育，更是亲自创建文学社团。会贤、会吟两社是左秉隆亲创的文学社，由领事每月出课题，亲自批改。为了鼓励侨生创作，领事甚至将自己的薪金用作奖励。于左氏任职同年创立的《叻报》，是新加坡第一份的华文报纸，它开启了以报纸媒介作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工具的模式。左秉隆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苦心经营模式为继任的领事作了榜样，后来者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为这项事业努力着。

　　这一切都指向清政府对华人的要求，即希望他们在异乡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拥护清政府统治。通过驻新领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清政府设置领事馆的

　　在清政府与驻新领事的共同号召下，新加坡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范围兴建华文学校浪潮，而这一切离不开散布于民间的华社团体的大力支持。华社团体在这一时期，不仅借助于自身的特质继续发挥着其原有的文化宣传作用，同时也积极响应官方，各尽其力，募资筹款，参与创建华文学校。“前后开设的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加以家熟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注诵之声，相闻于道，正如叻报所报导：（一八九0年三月十三日）‘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下面，将对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的主要内容——儒家思想作论述。

　　儒家思想是最具代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之前，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发展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它隐藏于华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中，不为人们察觉。加之上一时期华文学校教育主要受西方传教会掌控，儒家思想在教会学校更不可能以显著的方式出现，所以一直处于被西方文化压制的状态。

　　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对外开放一些港口城市，寓居新加坡的传教士被中国更广阔的传教场地所吸引，纷纷转移阵地，前往中国。由此，为压制很久的中国儒家思想留下了宽松的生存环境。设领以来，传播儒家思想被清政府提上日程，各种华文报纸、文社在领事的号召下开始出现，自行担负起传播儒家思想的重任。仔细阅读《叻报》，或两大文社所创作的诗文作品，不难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不离儒家思想。文题多取自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内容也不外乎仁义礼智信，旨在教人遵循儒家规范，如何为人处世。就学校教育来说，这一时期兴建的华校以华文为教学语言，并从中国聘请一些专业人士前来任教。形式上大致采用中国传统式蒙馆教学体系，以儒家思想教育为重点。

　　清廷设领期间应该是新加坡华人与中国政府关系发展的蜜月期。政府一方面作了许多保侨护侨工作，一面大力传播儒家思想，采取“文化策略”增强华人对祖国的凝聚力，从而巩固自身封建统治。然而只凭清政府的单方力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成效，华社团体与学校教育的作用也功不可没。虽然在上一时期，已有华社团体涉足教育事业，但数量之少还未能使学校教育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工作上独当一面，此项工作主要依赖于华社团体自身的文化宣传活动。设领之后，华社团体兴建的学校数量激增。由于受众群体的扩大，学校教育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功能发挥上日益显现，其轰轰烈烈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华社团体。

　　由上述可看出，此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运作是由清政府领导，（在新加坡体现为领事的领导），华人团体响应出力、学校教育具体实施的三者共步现象。三大机构彼此间有序配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链”。

四、迈向自治与独立的时期（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境内，主要矛盾由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转为国共两党的持续内战。新加坡摆脱了日本三年的殖民统治，迈向了争取自治时期。这时期的华人第一次有意识的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内部政治大变革中来。

　　1959年6月自治邦政府成立，新加坡开始踏上了建国之路。期间，华族虽仍是新加坡主体民族，但随着西方民主之风的感染，新加坡各民族的国家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出于公平，政府的各项政策必须惠及所有国民。从此，政府的文化宣传导向不再只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各族文化利益也必须得到兼顾。此现象的出现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必然结果。因为，华人已不再视新加坡为“他乡”，而是以“主人”的姿态，携手其它民族，共同经营着自己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摒弃“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狭隘观念，建立起“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意识高涨的同时，是政府功能的强化、华社团体社会功能的逐渐消失。

　　在此期间，由华社团体创办的华文学校也转由政府机构管理，并进行改制，成为综合性学校。这类学校面向全体国民招生，采用双语教学，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再辅以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为第二语文科目。以英语课程为主的新式学校基本上丧失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华社团体角色也从主办学校转变到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开始时给会员们的子女，后来也包括非会员的子女，而且没有种族的区分。

　　华社团体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政府机构作用的强化以及法制社会的形成，使凝聚华人的各种团体逐渐失去领导功能；不仅如此，现代城市的重新规划，肢解了原本以帮派为主的华人社区；加上华人团体的领导层老化，以及年轻一代“乡土观念”的缺乏，华人团体领导层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况。华社团体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威胁。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空位，给新加坡华人社会酿成了严重后果。没有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环境，年轻的华裔紧跟时代潮流追捧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渐行渐远。这引起了华人世界的堪忧。上述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缓解。

　　上世纪八十年，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是由新加坡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活动，它是政府根据时代现象所作的一次积极回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是年轻一代的过度西化，社会道德严重缺失。为了重整社会风气，政府改变了压制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儒家思想道德”纳入中学生课程中，以冀通过老祖宗的思想正当今社会的“不良之风”。虽然此工程在后期（1990）因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夭折，但其所引起的广发关注与热议，却成就了新加坡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儒学复兴运动。其影响走出国门，波及全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可否认，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反响的儒教复兴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乃至全世界的发扬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它是宗乡团体为适应时代发展所作出的主动变革。对于这一事件，新加坡学者林源福先生将其定义为新加坡宗乡会馆复兴运动的开始。总会的成立由两年前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的促成。经过热烈的探讨，会议认为“无论环境怎样变，改变不了华人世华裔这一事实，而华族本身不受客观环境征服，特别是华族的传统文化。宗乡会馆可在保存和发扬华族文化传统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使年轻一代不会失去华族的根源”。基于这样的目标，总会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文化宣传活动。其活动内容新添了许多现代因素，如举行大型春节文娱晚会，进行有关华族、节日及礼俗调查，制作华人历史纪录片等。总的来说，改革后的宗乡总会比之前的宗乡会更倾向于开展纯文化的活动，而调解与处理同乡矛盾的议事功能却渐渐淡化。

　　这一时期，因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增强，及政府政策导向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被压制。华文学校归政府管理，并进行了英式的改制。华社团体功能减弱，虽后来有所复兴，但是它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也只能限于在民间的推广。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首推政府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传播在这一时期主要依赖于政府机关，可以说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着此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命运。

五、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华社团体主导。三者不仅存在着复杂的重叠关系，且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者所发挥功能的比重也有所不同。但不得不允以肯定的是，没有三者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不会如此地宽广与深入。在面临当今的新加坡，中国传统文化即将被西方文化湮没之际，继续发扬这三者的文化传播功能，应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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