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婧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浅谈《西厢记》中崔莺莺叛逆性格的发展

　　刘婧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传统观念上，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被塑造成一位闭月羞花、清丽脱俗的闺阁少女，但内心却是个渴望自由、不畏礼教、大胆追求自我幸福的叛逆形象。其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变化，且始终与自身的软弱性相依存，并没有完全跳出封建礼制的束缚，而这种双重个性，是其外部环境和自身性格两方面的互相作用。

　　崔莺莺；叛逆性格；发展变化；双重性

　　在《西厢记》中，女主人公崔莺莺是敢于反叛封建伦常的典型，但由于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和家庭内部的干扰，其“欲进还退，欲退还进”①的行为贯穿始终。因此，她的叛逆实际上伴随着对封建礼教的妥协，具有了双重性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剧本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来说，当时的封建礼俗制度依然根深蒂固，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仍占主导地位。就崔莺莺的身份而言：前朝相国之女，闭锁深闺，与世隔绝，显然是一个深受封建传统礼教熏陶的典型形象。加之其特定的教育背景，也决定了她无法摆脱封建女性所固有的软弱性。比如在《赖简》一折中，红娘传书递简时就唱到：“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不肯搜自己妄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②”……这里，王实甫实际上就通过红娘的满腹牢骚之辞，表现了莺莺软弱的斗争方式所招致的结果，刺其“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小则小心肠儿转关”③；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明显体会到莺莺的反叛是从一而终的，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秉礼佳人。在剧本一开始，王实甫就为其“带孝女”的特殊身份埋下伏笔：父亲的尸骨未寒，而她却唱“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④”。这样的伤春之作，可见其内心对爱情与自由的渴望。再者，佛殿乃是庄严肃静之地，而她却在这里暗送秋波，甚至在追荐先考的道场中，赞美张生的才学冠世，与他“好生顾盼”。这样，无须再费一字，只需临行前的一个眼神，便将其叛逆心理展露无遗。此外，莺莺与张生的“一见钟情”也说明在反礼教这一点上，双方亦是有共通之处的，从而就构成了下文情节发展与矛盾高潮的一个隐形线索。

　　其次，莺莺的叛逆还表现在她与崔老夫人的斗争上。剧中，老夫人用封建礼教严格调教莺莺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宗法制的纽带将其许配与门当户对的郑恒，以维护其封建家族的利益。而恰恰相反的是，莺莺却与一介书生相爱并私订终身，这本身就是对封建门第观念和传统礼教的强烈反抗。而当她发觉老夫人食言赖婚时，矛盾进一步锐化，不仅在心里咒骂其“积世老虔婆”、“口不应心的狠毒娘”，而且通过“掷杯”的行为也表明了她拒不接受兄妹关系。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现出莺莺的反抗意向。而在经过了“闹简”、“赖简”、“酬简”一系列复杂的自我思想斗争后，在明知自己已有婚约的情况下，依然以情反“礼”，其叛逆暴露无遗并发展至顶峰。

　　然而，莺莺对母亲的反抗也非完全独立，她的叛逆始终是在与母亲的斗争和妥协中不断发展的。一方面，她在极具封建传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潜意识里始终无法摒弃传统礼教的束缚；另一方面，即使她内心也极度反抗，但无奈老母的严厉管教，使她在行为举止上无法随心而为。这种矛盾，在《赖简》一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若不看红娘的面，扯你到老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此三句道白，无一不提到老夫人，虽然这时老夫人对此并不知晓，但其威严显然还笼罩着莺莺，使她产生了恐惧感，况且此时她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红娘。这里，莺莺既要打破封建枷锁，追求自由爱情，又要遵从潜意识里的礼法约束并维护自我身份，处在两难的境地，所以这种种的惧怕和隐形的约束导致其不得已变卦，也是她妥协与斗争矛盾的突出点。

　　在《拷红》一折后，莺莺与张生已成定局，但无奈老夫人的强势之下，张生被逼赴试，莺莺的叛逆便转向了第三阶段：继续与其母相争，但更多表现出她对终成眷属的期待。而在这侥幸胜利的过程中，莺莺仍是有诸多的妥协和隐性情感，最典型的便是“长亭送别”：当老夫人向张生交代“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时，莺莺表面上没有什么异议，但紧接着，在二人独处时，她便立即嘱咐张生不论得官与否，须尽早回来，不要在外逗留。这些话，她不是当着老夫人的面说的，而是避开老夫人之后与张生说的“知心话”；可见，莺莺在功名问题上，一方面强烈不满母亲的决定，甚至对其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她依然不与其母公开心事，更不要说进行面对面的抗争了。因此，莺莺的叛逆从始至终都是隐性的，这其中掺杂了复杂的情感和家庭的阻碍，使其斗争更具两面性。

　　从《西厢记》整部剧来说，崔莺莺是集大胆与软弱、传统与不羁于一身的典型形象，其矛盾的叛逆性格随着她对爱情的逐步深入而发展变化，更多的包含了“不能也，非不为也⑤”的感情因素。然而无论如何，作品所体现的对于人性觉醒和“至情至性”的爱情追求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是有着永恒而普遍的生命存在⑥”，而莺莺的意义，正是在于用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从而成为千百年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光辉典范。

　　①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07.

　　②④王实甫.张燕瑾校注.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37,2

　　③⑤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89,82.

　　⑥张燕瑾.西厢记浅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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