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璐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浅议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吕文璐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沈从文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不仅因为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的身份，更因为他独特的批评风格和批评理论。

　　沈从文；京派主张；独特风格

　　在了解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京派”这一作家流派做一简单概述。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鼎立于文坛的是左翼、京派、海派这三个作家流派。左翼作家群势力庞大，人数众多，以鲁迅、巴金、王统照等人为首，主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海派的主要人员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作品充满商业化气息。京派即学院派，以北平的高校师生为主力军。刊物以沈从文负责的《大公报》为主，人员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凌淑华、孙大雨等人。其中，京派作家的文学思想和主张是远离左翼作家所主张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的密切联系，远离海派作家文学的浓厚的商业化气味，而倾向安静闲适，不被打搅的自在平和的生活和创作，坚持文学本身的审美艺术价值，反对文学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和被其他事物所利用。这种创作观点在京派的任何一位作家中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沈从文在他的《边城》中，描写的俨然是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翠翠、天保、傩送等主人公完全是山野中的自然之子，由此可以看作作者所向往的艺术的化身；再读周作人的散文《自己的园地》，里面全是自我感情的抒发。在这里，文学只为文学，不为政治，不为革命，不为其他。

　　此外，文学史中讲到的京派作家的主要观点与文学主张还有：（1）京派作家始终坚持文学是“共通人性”的表现这种文学观念；（2）理性节制情感是京派作家共同遵守的艺术表现原则。沈从文一再强调他的作品所建造的是供奉“人性”的“神庙”。朱光潜的审美“静观说”和“距离说”，沈从文的“情绪的体操”的创作论，李健吾的“理智地表现激情说”等，都表明他们对理性节制情感的坚守；（3）京派的最高美学理想是“中庸”，他们折中调和主客体，艺术和人生，理性和感性，试图清除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障碍，开拓出一条融合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理想文学之路。因此，沈从文作为京派作家代表之一，必定具有与京派共通的文学批评观。

　　但作为独特的个体，沈从文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京派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

　　首先，他的文学批评注重整体风格，喜欢一开始就对作家作品进行一个总的概括，这样有利于读者从总体上了解作家作品。例如《论冯文炳》的开头说“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并且认为冯的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有着周作人的“清淡朴讷”、“原始的单纯”和“素描的美”。

　　这种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角度，在于其自我创作的借鉴需要，因而对乡土文学、抒情写意文学、富于悲剧感的作家作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对其批评对象的创作特点进行了一定的阐发。

　　其次，“感悟式”批评是沈从文最擅长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类似于京派另一位批评家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是一种借鉴和继承古典批评中的感悟印象的批评方式。沈从文的“感悟式”批评并没有严格的逻辑系统性，多是从自身直观感性的印象出发，类似读后感一般，但却总能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作品的主要特征。如在《论落花生》中，沈一开始便说明他对许地山的论述，“是近于抽象而缺少具体引证的。是印象的复述。”不过，就是这种“印象的复述”依然使我们觉得沈的论述很是到位、贴切、中肯、恰当。沈认为“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之一。”在许地山的作品中，将基督教、佛教的精义融合在一起，便有了“东方的，静的，微带厌世倾向的，柔软忧郁的调子”，所以，正如沈所言，许地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是“奢侈的，贵族的，情绪的滋补药品”，而不会像其他乡土作品一样“把文字熔解到农村生活的骨里髓里去。”这是多么透彻的见解，多么精彩的批评。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的批评语言，他重文学化的描述，而不重概念术语的周密和严谨，这种文学化的批评语言使读者读他的文学批评，如读小说一般自在放松，有美的享受，有艺术的感染力，使我们不在拿起文学批评就开始畏惧于它艰涩深奥的专业术语和严密的如同数学般的系统，不在把它当成理性的科学活动，而是审美的再创造活动。沈从文在他的批评过程中，不同于大多数的批评家，用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作为指导标准摆在那里，作为模型，然后把作家作品尝试着套在这个模型上，如果大小尺度不合，便进行批判，大有削足适履的情形。沈从文自始至终是以一个欣赏者的姿态去看待作家作品，与作家共同参与创造。

　　最后，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喜欢用比较的方法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他将风格相近或完全不同但可以对比的作品放在一起，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互显异同，互相照应，也能使读者参与其中进行思考。如他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将施蛰存和罗黑芷二人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如此“有方便处”。他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中，将郁达夫和张资平放在一起写，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点，他们的作品都是面向年青人的，郁写感伤小说，张写恋爱小说，这些都是年轻人“最切身的问题。”但他们彼此又有不同之处。沈对郁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郁写的真是不取巧，“缺少取巧，不作夸张的郁达夫，是仍然有可爱处的郁达夫。”对于张资平，沈持批判多于肯定的态度，为的是张的文章虽多却是“千篇一律”，有“孪生”之嫌。至于张小说能“抓着年轻人的心”，是因为写的内容能挑逗起年轻人的欲望，张“懂大众”、“把握大众”、知道“大众要什么”，所以将文章写成小报的花边新闻样。但如此却“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故而沈认为张的小说“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的”，而且还形象地比喻说张的小说“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同时，沈也肯定张的“写故事的勇敢与耐力”，而且希望能在张的作品的影响下“产生轮廓相近精神不同的作品”。但事实证明，张后来走了下坡路，不仅在文章上，也在人格上（抗战期间，张曾做了汪精卫政府的技术官员）。

　　沈从文还时常拿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作比较。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而是在对比中显示出二者不同的风格，从而让读者（学生）理解的容易些罢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论冯文炳》中将冯文炳的《桃园》与自己的《雨后》比较，同中求异，指出二者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可见沈从文对待作品的坦诚心态。

　　另外，沈从文不仅在作家作品之间做比照，而且还将某一位作家作品中的优劣方面做比较，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作家作品，对部分作家作品进行未来的预设，很是准确，如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对罗黑芷的预设，“作者的作品，在现代中国小说作品中，是容易使人遗忘的，即不然，也将因时代所带来的新趣味压下了。”可谓确论。这或许和沈从文本身是作家的身份有关，他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因而对作品具有一场敏锐的洞察力。

　　除了上述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三个最主要特点外，他还有其他一些特别之处，如强调作家创作中“恰当”原则，讲求“和谐”、“适度”、“中和”、“节制”，即对“度”的把握，这其实就是京派作家中共同追求的“中庸”的美学理想；还有他“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善于从作家的内心世界，即站在作者本身的角度去解读作品等。这些主张也与京派的文学观念多有吻合之处，或包含在沈从文批评的三大特点之中。

　　总之，作为一个专业的作家和后来的文物专家，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批评家，沈从文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批评风格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异样美丽的一笔，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别样的精神风格，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这份精神也将愈加闪耀。

　　[1]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

　　[3]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刘泽友.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J].吉首大学学报,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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