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670）
略论电视剧《红高粱》的家国情怀
李艳华1宋岷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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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是莫言的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2013年郑晓龙改编成电视剧。剧版《红高粱》毁誉参半，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基本都把握住作品的主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剧版《红高粱》在家国情怀和家国观念上尽管有很到位的表现，但深刻性和广泛性不足，对人物家国情怀的塑造上略显欠缺。
红高粱；家国情怀；家国观念
电视剧《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从筹拍到首播再到各界的评议，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期待。无论从原著作者莫言还是剧作导演郑晓龙或强大的演员阵容，都是强强联合，不同的人们期待值不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书迷们希望能看到作者惯有的主体精神；张艺谋影迷们摩拳擦掌，预与电影《红高粱》细细比对一番；素有中国电视界“国剧之父”称号的大神级导演郑晓龙的剧迷们，期待又一部沸腾的大作；十年后重返荧屏的周迅更是带来轰动效应。
但随着剧情的播出，批评声此起彼伏。剧评人王一冰认为这不是莫言的《红高粱》了，剧本暗合了这几年颇为流行的三角恋、家族内斗、女人计谋、抗日神剧，用上了许多高大上的桥段。剧评人朱白甚至认为郑晓龙砸了自己的招牌，“《红高粱》的整体观感就像是剧中余占鳌对着镜头狂吼几句然后哈哈大笑给人的感受一样——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对民族抗争史和人性压抑等题材并不太擅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肖东发发表评论《〈红高粱〉由历史退至现代剧的窠臼》，从新增人物非小说本来精神和抗日民国剧历史想象贫乏两方面展开评述。
但好评声也很多，剧作获得了大部分普通观众的认可，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赞许。莫言认为剧版《红高粱》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剧情曲折精彩，展现了传统文化道德观中较正面的内容，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符合当今主旋律。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李跃森认为剧版《红高粱》的创作团队没有想办法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广度上做文章，不是在深度做文章。编剧赵冬苓希望在改编的时候，能把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来，在外敌入侵时各个社会各个人物身上的东西激发出来。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家国观念，家国情怀一直是文人骚客抒怀的主题。在中国人心中，家和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尤其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家国观念更强烈。古圣先贤常常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中国人也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怒吼。正如《国家》歌词所言“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华夏儿女都挚爱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她。在文学表现上，家国观念一直是最鲜明的主题，而莫言用他的生花妙笔和惯有的叙事方式，在小说《红高粱》系列中把这一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尽管剧版《红高粱》表现出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家国观念，但是和小说相比还是有欠缺，总觉得在过完眼瘾之后，小说核心的东西却慢慢隐匿，表现的不够深刻和宽泛。
朱豪三，从西北军伤残退役，素以铁腕著称。刚到高密县就夸下海口，要肃清匪、赌、毒三大患，三年使得高密“河清海晏，天下宴然”。剧作前四十集朱豪三主要精力是剿匪，对花脖子、余占鳌、黑眼，他都没有好感，一定要杀伐决断，置于死地，认为这样才能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对日本人的入侵，朱豪三坚决打击对抗，毫不妥协。他听说韩主席要弃省而逃，不顾自身安危，力荐韩主席不要撤离济南。当得知儿子死于抗战前线时，朱豪三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为了抗日，他不惜放下前仇，放下身段，和妻子孙大脚一起，接受余占鳌的百般刁难，披麻戴孝、跪趴着祭拜四奎娘。为了抗日，他接受了张俊杰的劝谏，不再一心剿杀余占鳌，而是联合起来抗日。最后紧急关头，让士兵撤离，自己却和妻子一起，拉响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朱豪三是编剧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为国为民的模范县长的形象，保家卫国，誓死不屈，也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批爱国人士的精神追求。
张俊杰，出身富裕之家，去青岛读书，接受先进的教育，受到新文化的熏陶，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一心想为社会做点贡献，开办义学，组织孩子读书，普及文化，希望改变人们无知的现状，教育救国。为了改变朱豪三对余占鳌的看法，证明余占鳌队伍的与众不同，尽自己所能帮助双方解开结怨。后离开县城，加入共产党，见识到日军的残忍，回乡向人们宣传抗日理念，帮助余占鳌逐渐走向抗日的队伍，直至和朱豪三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张俊杰的心里，开始是爱情至上的，准备带着九儿远走高飞。后来经历变故，逐渐成长为那个年代新青年的形象，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又爱着故乡，不忍远离，希望自己能改变余占鳌，改造好余占鳌的队伍，对自己家乡的人和事充满了眷恋和期待，深爱着高密这篇热土。剧作最后，张俊杰带着重伤的余占鳌及其队伍向着西山根据地进发，他终于不负九儿所托，带余占鳌走正道，走上一条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张俊杰是编剧添加的人物形象，莫言原作中是没有的。我们暂且不论他和九儿、余占鳌的情感纠葛，就家国观念上，张俊杰是编剧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形象，他的这种家国情怀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并不是人物一出场就显示的。这一形象代表了当时高密东北行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家国理念。
九儿是剧作的主人公，她的成长过程更丰富多彩也更富于戏剧性和情感因素。编剧让一个单纯善良、如出水芙蓉般的19岁姑娘长成了善于斗智斗勇、大义凛然的女性豪杰，最后点燃自家烧酒，烈火中永生，不输于须眉男子，也震惊了日军高官。九儿的家国情怀是被张俊杰一点点激发出来的，刚开始的九儿，事事处于被动。为了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毅然准备和张俊杰私奔；为了保护自己，和花脖子斗智斗勇；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筹划计谋击败嫂子；为了心爱的男人，不惜放下身段求黑眼；为了一致对抗日军，忍辱和两个叔叔和好；为了自己热爱的这片生长着茂盛的红高粱的东北乡的土地，不惜牺牲自己保全余占鳌的最后力量。在众多的百姓里面，九儿是较早的觉醒者，她意识到了日本人来了老百姓不会有好日子过，不像一般人认为的只要不招惹鬼子，就会相安无事。尽管我们从剧作里看到更多的是九儿为余占鳌着想的一面，但是她强烈的保家卫国的意识仍是剧中亮点，体现出传统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观念，是较成熟的女性代表。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卷首语中传达了主题：“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英魂”应指那些为抗日和保家卫国牺牲的英灵，“冤魂”指无辜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百姓。莫言以他惯有的写作模式点燃人物的激情，激发潜在的能量，唤醒沉睡的民族意识，以文化寻根的眼光穿越历史去寻找民族精神中丢失的宝贵因素。小说两条线并行，一方面展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百姓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悲壮之举；一方面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传奇，两条线围绕着抗日救乡展开写作。在充满生机活力和神秘的高粱从中，高密东北乡人的野性得到呼唤，原始的生命力得到爆发，使他们选择了战斗，自发地抗日。小说以孩子眼光和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展示了这片大地上上演的精彩一幕。尽管莫言发言论，认为电视剧《红高粱》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不少人认为表现得不够彻底和精彩。
朱豪三前期对剿匪的狂热，有时影响了他的杀伐决断。他对余占鳌似乎充满偏见，一步步将余占鳌逼到土匪窝里。人物性格表现的非常偏执，常常采取极端的手段，使得事情物极必反。为了抓住余占鳌囚禁九儿母子；为了让花脖子投降抓了其妹灵儿姑娘；为了剿尽匪患，不顾日军已到县城，仍要置余占鳌于死地。种种事情，似乎削弱了人物的内在魅力。
余占鳌的形象在抗日救国观念上表现得最不到位，和小说差距颇多。小说中余占鳌自己组织队伍打击入侵高密的日军，即使在被冷支队骗了之后，仍顽强抗敌。而剧中的余占鳌家国观念淡薄，属于杠子班的杠子头，靠体力吃饭。后来自己拉起一杆人马，当了土匪。尽管朱亚文的演技不错，但编剧却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变成了长不大的孩子性格，被九儿臊一通就垂头丧气，作了土匪以为有向九儿炫耀的资本就沾沾自喜，跑到单家大院闹事。诸此种种，让观者感觉这不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啊！余占鳌最后在张俊杰和九儿的劝说下，再加之罗汉的事件，才最终走向抗日的一面。但无论怎么看，剧作中的余占鳌总是给人一种无知、冲动、少计无谋的感觉。
当时山东最高长官韩主席在日军进驻之前，打了败仗，仓皇撤离，弃百姓于不顾。驻扎在高密的国民党两个团碍于军令，不敢撤退，却愚弄百姓，骗得朱豪三的粮食之后，向徐州开拔，在半路遇到日军，全军覆没，可说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消极待敌的一面。肖东发评论说剧作对于抗日民国剧的历史缺乏想象力，笔者也认为与小说相比，抗战的成份少了太多，六十集的大戏，从四十集开始才出现日本人入侵。在抗日面前，展现了一批人的丑陋灵魂，钱玉郎和成军师的背信弃义；一些商会头领、各村村长，有点胆小怕事，有的明哲保身，有的巴结日军，在民族大义面前扮演投降者的角色。
小说中罗汉大爷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人惊叹他的坚决和抗敌精神，尤其是孙五活剥人皮一节，让人毛骨悚然。但剧作中对罗汉大哥着墨颇多，却纠结在了大少奶奶身上。
冢本屠村向人们展示了百姓的被动，不觉醒，以致惨遭屠戮。如在百姓在高粱地了躲了两天之后，觉得没事了，不顾九儿劝阻，纷纷回村，那知遇冢本清乡，无辜被害。
总之，作为改编剧作，既要把握和传达原著的精髓，又要合乎电视剧的特点，尤其是它的受众对象，还要起到宣传积极向上的社会功效。电视剧版《红高粱》中家国情怀有所展现，但还不足，没有达到小说的深刻地步和广泛性。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林间.莫言和他的故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3]肖东发.《红高粱》由历史退至现代剧的窠臼[N].新京报,2014-11-07 (C02).
[4]李贺.从“影视有别”看《红高粱》的电视剧改编[J].鸡西大学学报,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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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17-0116-02
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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