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女性历史的言说
——女性主义叙事学视阈下解读《幽灵之家》
张沁园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10年智利国家文学奖得主,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宏的全景式小说,集魔幻现实主义、社会历史、女性主义于一体,用断裂的情节和碎片的语言展现了拉丁美洲国家智利从二十世纪初到1973年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本文尝试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叙述声音、形象塑造以及叙事视角方面解读这部拉丁美洲女性写作史上的代表作品。
《幽灵之家》;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声音;沉默;叙述视角
在《幽灵之家》中,阿连德以“家是小国”为视角,微缩时代变迁,烙上时代印痕,以女性的命运折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家族兴衰变化和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女性的视角洞察社会变迁并赋予女性主体地位,以女性的价值标准重新诠释历史,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阶层物的生存状况。它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家族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两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为生活、思想状况。
作者伊莎贝尔·阿连德运用引证、记事、论述、虚幻、联想等技巧,以女性经验为素材书写历史。长期以来,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一直被作为他者与男性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史是一部由一个个文学经典汇成的男性文学的历史,这些经典以男性文本和男性经验为中心,处处显露出对女性的压制和排挤。女性成为男性被观赏的对象,始终被物化成为满足男性优越性的工具和手段。在父权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这种从属关系表现为将女性边缘化,女性只能扮演附属角色,成为男性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女性生存状态在以菲勒斯中心主义为基调的男性文学作品中往往遭到曲解和遮蔽。提倡“女性写作”的埃莱娜·西苏强调“写作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女性应通过书写来重新解释这个被菲勒斯文化扭曲的世界,使其对自身所遭受的压迫有所察觉,怀疑传统的批评工具和价值观念,进而寻找自身特有的异质性和反应方式。
近代拉丁美洲女性文学开始于十九世纪独立运动以后,但是由于她们仍然无法超越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女性文学创作微乎其微,只有少数文学作品谈论到女性的人格特点和内心欲望。面对以“文学爆炸”为世界享誉盛名的拉丁美洲文学呈现的是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阿连德致力于在传统男性文学历史中开创属于女性的文学世界,掀起了拉美“爆炸后”文学中女性写作的新高潮。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发展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前沿理论。其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在其1981年出版的《叙事行为:小说的视角》一书中创新性地将叙事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相结合。随后在1986年发表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中首次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阐述。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融合的交叉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弥补了叙事学忽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同时摈弃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分析过于主观性、充满政治色彩的缺点。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理论和方法融入性别因素,引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具有的研究体系,为文学评论开辟了新的视阈。二、错综统一的叙事声音
“声音”是女性主义文学评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术语。许多书的标题宣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和“不同的声音”。女性主义的目标就在于追寻女性失落的“声音”。由此可见,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声音”已超越了其生理内涵,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在叙事学里,“声音”则涉及叙事技巧研究。女性主义叙事者把声音作为理论切入点,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中对声音的诠释结合起来,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声音如何体现性别政治和话语权威。阿连德曾说过,写作是一种希望的表现,而女性终将打破沉默,用文字这强有力的声音来质疑这个世界。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认为,小说文本都通过文本中产生出来的叙述声音来建构权威的问题,叙事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根据叙述者的不同,兰瑟将叙事声音划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总结叙述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幽灵之家》主要以主人公阿尔芭为小说叙述者,虽然属于兰瑟界定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传统个人型叙述声音通常通过第一人称形式叙述来凸显个体主体性的特点相比,《幽灵之家》中的阿尔芭叙述则多数以第三人称呈现,摆脱了第一人称叙述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局限,叙述者阿尔芭竭力将太祖母、外祖母、母亲等这些女性通过照片、笔记、信件记录下的、传统男性叙述者无法企及的世界以第三人称形式较为客观、真实地传达给读者,流露出作者对整个家族女性品质的欣赏。如果说传统个人型叙述声音是个人独白,那么《幽灵之家》中阿尔芭用以歌颂整个家族女性历史的“多位一体”的声音则是交错与统一的,透过团体意识唤醒女性重新看待自我、女性、家庭与社会,并对传统价值标准提出独属于自己的质疑。
三、“沉默”女性的角色塑造
阿连德笔下的女性置身于拉美时代变革背景下,她们饱受传统父权制家庭的控制和压迫,面对弱势化和他者化的命运,她们选择了“沉默”抗争。她们的“沉默”既包括语言上的无语状态,也包括行动上的不反抗,不作为。于是我们看到面对丈夫施暴选择沉默不语的克拉腊,面对父亲拷问不予配合的布兰卡,面对警察凌辱折磨依旧以一种“无言”的态度坦然接受的阿尔芭。这种沉默被有些人理解为沿袭了传统男性文学作品中消极懦弱的女性形象,其实则不然。沉默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一种非语言的、却又超越语言所能表达的思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性与传入的历史》(TheHistoryofSexualityandIntroduction)曾对沉默做过这样的解读:“沉默本身是那些人们不愿提及或被禁止提及的事情,是不同的谈话者应学会采用的谨慎的态度。沉默并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沉默是伴随话语而言、相对于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沉默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一部分,又渗透于他们对世界的人始终”(陆薇,2000:19)阿连德笔下的沉默本身是一种不同的可被倾听的话语,是一种极端的反抗策略,使她们的沉默拥有咆哮的力量,得以展现,达到颠覆。克拉腊自小的九年沉默是一种拒绝被残酷现实同化、保持本性的方式,更是无声地消解外界的权威,婚后与丈夫埃斯特万保持沉默,彻底粉碎了传统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布兰卡用刺绣、制陶来保持表面上的沉默继而展示出女性对自我的思考;阿尔芭在受尽折磨后,用“写作”这种独特的沉默方式回应现实,捍卫尊严,迎接重生。这些地位卑微、身躯幼小的女性身上隐约具有海明威式“硬汉”特点,她们通过语言行动上的沉默无声消解男性权威,揭露出传统女性经受伤害的不幸命运,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对美好光明的追求。四、双性同体的叙事视角
阿连德在《幽灵之家》中采取了两性叙述,让主人公阿尔芭和埃斯特两个叙述者以不同视角来叙述,避免了叙述片面性,使故事叙述丰富饱满,真实可信。这种双性同体(androgyny)的叙事视角超越了两性二元对立的局限,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认为,“双性同体”是女性进行艺术创作的最佳心灵状态,结合男女特质将男女性内在的阴阳互补特质结合所达到的完满的创作境界。双性叙述策略解构了传统父权制中男女二元对立,更能呈现双性同体的和谐。同时,埃斯特万的叙述呈现出父权制家族中暴虐顽固的家长形象,展现了传统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占有欲,更唤起读者对女性不幸的同情,激起对传统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反抗情绪。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埃斯特万由一位强势固执的家族权威绝对拥有者沦落成脆弱孤独老翁,从一层面上真实再现男性个体在时代变革中无助的生存状态,又从另一面反衬出女性同样作为历史变革经历者所表现出的坚强、隐忍的品质。作者在两性叙述上采取不同策略,用阿尔芭超越时序的非线性叙述消解埃斯特万的传统线性叙述模式,象征着传统男性叙述的瓦解。此外,这种从顺序变化为倒叙或插叙,又从倒叙或插叙中回归顺序的混合时序的叙述使主线故事中出现中断和跌宕,呈现多层立体时空感,体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使人物性格更加丰富真实,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五、结语
总之,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女性主义叙事学从1986年至今,研究内容也逐渐从关注女性叙事情节结构的特殊性,到关注女性叙事话语的特殊性,再到关注再叙事过程和叙事形式中性别的构建。这一变化过程既是女性和研究内容变化的结果,也是叙事学走向文化大语境的标志。在经历40年前军事独裁时代烙印下的历史伤痕仍然无法抚平的智利,同是《幽灵之家》中所记录的历史的经历者和受害者的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正在努力还原那段消失的历史,书写智利女性的“全新”历史。[1]伊莎贝拉·阿连德,刘习良,笋季英(译).幽灵之家[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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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84.06
A
1005-5312(2015)17-0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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