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月霞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沉默中重生
——《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女性失语现象解读

　　夏月霞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我儿子的故事》是南非作家戈迪默众多作品之一，故事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黑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长期沉默不语，后来和女儿一起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人格的转变，重新构建了女性主体的新形象。

　　戈迪默；艾拉；贝比；沉默；失语

　　当代南非犹太族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曾经获得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众多其它文学类奖项。戈迪默的作品多以南非社会的阶级问题、家庭关系和黑白冲突为主题，从人道主义立场述说种族政治对人类关系的扭曲和重压。

　　《我儿子的故事》写于1990年，是戈迪默众多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学术界评论最多的一部作品。该小说以一个黑人小男孩的眼光看南非的现实，讲述了一个黑人家庭的悲欢离合。故事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黑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长期沉默不语，她一方面忍受着南非社会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承受着丈夫背叛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后来在女儿的帮助下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人格的转变，重新构建了女性主体的新形象。她的女儿贝比也不堪家庭的特殊氛围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企图自杀；后又偷越国境参加了自由战斗队，为实现黑人的平等而斗争。她们打破了种族和性别加在她们身上的双重限制，重新诠释自我，以一种新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女性失语的社会根源，沉默的艾拉和贝比，重生后的艾拉和贝比。

一、女性失语的社会根源

自古以来，女性就处于父权主义的压迫下。父权制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他代表了男权的话语，这种权力形式从家庭到单位、机构，到整个社会，是一种独断集权的家长制结构。女性主义的先驱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父权文化系统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前提，它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方面对其精心地维护，使其合理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在这样的理论统治下，男人不仅是经济文化生活的主宰，也是女人的主宰。女人则是臣属的，次要的，边缘的。她们这个群体往往无力、顺从、卑微，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言说。因此，在父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一方面，它是一个顺从的标志；另一个方面，它是对由此导致的个人身份、地位的模糊性的一种反应。女性失去话语权后，变得不能表述自己，她们被迫接受男性对现实的观念，使她们的沉默更为深邃。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制度的最好写照。西方中心主义者用一种帝国主义居高临下的傲慢眼光拒绝非西方的人，因此可怜的黑人便被迫远离白人生活的区域，并与所有贬义词画上了等号。在南非，白人却对占全国总人口87%的黑人实行种族主义统治，其中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星期六市场”。只有在星期六，黑人们才有权进城，用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购买一个星期所需的生活用品。而在星期六以外的日子里，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便会从城里消失，温顺地被逐回镇外专供他们的栖身之处，“就像某种称王称霸的野兽划定自己的捕猎与嘻乐范围，不许别的野兽进来一样，市政当局好像也用某种警告的气味——某种不变的权威气味划出一个势力范围，禁止星期六的人民进入其中”。正如萧伯纳所形容的：“美国的白人贬黜黑人到擦皮鞋的地步；结果这些白人的论调是：黑人什么都做不好，只会擦皮鞋”

　　在南非，黑人收到如此的压迫、排挤，黑人女性的地位就更为低下，他们处于种族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度的“双重”甚至还有夫权制度的“三重”压迫之下，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愿望，默默的忍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艾拉和她的女儿贝比就是这样的两位女性。

二、沉默的艾拉和贝比

在父权制和种族隔离政策的长期压迫下，女性失去了话语权，她们只能借助男性的话语系统来表述自己，或是在边缘化的模糊状态中发出暗哑的声音，不得不压抑“本我”，成为失语的“他者”。没有话语权的人是毫无“自我”可言的，因为“父权对女性的内殖民实践就是以剥夺女性的话语权否定了女性的独立存在”

　　《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艾拉是一位美丽优雅的黑人女性，长期生活在父权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中，她是沉默的，她很难去挑战南非社会给予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婚前的她美丽安静，不喜欢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索尼娶她为妻。在家里，他们向来都是职责分明。索尼不让艾拉介入自己的政治活动，艾拉也自觉回避索尼的政治行动。婚后的艾拉成了一名专职的家庭妇女，埋头于家务和儿女。她的丈夫索尼却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对语言有莫大的信仰，入狱后他认为艾拉只会谈家务事，没有思想，因而开始蔑视妻子，开始坠入白人女子汉娜的情网。在得知丈夫的婚外情后，艾拉无能为力，还是只能用沉默来掩饰自己的伤心与失望，也不在儿女前有任何的表示。当儿子威尔试探性地问及父亲出狱后有何变化时，她微笑着掩饰自己的感情，机智地作出回答。但是，艾拉的沉默忍让并没有保全自己的家庭。索尼甚至因为艾拉的沉默更加肆无忌惮，频繁地以工作为借口与汉娜幽会。女儿不堪忍受，先是割腕自杀后又偷偷离境参加了游击队，艾拉还是无法对索尼提出抗议，把悲伤和不幸深埋在心里，继续自己的生活。

　　艾拉的女儿贝比出生于这个家庭中，小时候颇受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宠爱，她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向往美好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她作为一个黑人女性的事实。知道父亲出轨的事情后，她也只能是沉默。她无法对父亲提出抗议，只能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不惜用自杀的方式阻止父亲的婚外情。

　　在南非社会的多重枷锁下，她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解释这个世界，不能表达自己的体验，实际上就是把经验压抑在无意识层次而无法言说，这就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

三、重生后的艾拉和贝比

沉默并不代表思想的停滞，很多情况下，沉默表达出的是一种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思想。在漫长的父权制下，女性的自我意识是沉睡的，被压抑的和被忽视的。但波伏娃认为，女性处境改善的先决条件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苏醒。（胡忠青94）沉默的艾拉也逐渐觉醒了。

　　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艾拉就以她那种无法解读的沉默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的沉默中有一种超出语言的洞察力，她认识到了现实社会和男性权威的不合理性，她认识到了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婚后伊始，她就把自己的沉默转变成一种反抗这双重压力并重塑自我的侧略。为了和索尼在思想和认识上能够统一，她开始上函授课程，并且去找了一份工作；当索尼被捕后，她又独自一人承担了家庭所有的责任，拒绝了救援组织的帮助。索尼出狱后有了情人汉娜，这时的艾拉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还是沉默，把悲伤和失望都压在心底，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被压迫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醒了，觉醒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在出国看望女儿回来后，她的精神和外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摘掉了耳环，而这些都是女性的象征。她去掉了自己身上女性的象征，也就是解除了父权制度压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自己的地位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她不再受制于男性尤其是自己的丈夫索尼的支配；相反，她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在她的家庭里，她有了主导权和控制权。全新回归的艾拉让所有的人感到陌生，以至于她的儿子威尔说，“她再也没有回来过。逃脱了。我的母亲，她永远地离去了。”

　　在社会上，随着她革命者身份的公开，她以一个坚强的女革命主义战士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为了保护儿子，她坚持不让威尔出庭为自己作证。她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最终离开丈夫和儿子远走他乡，成为一个独立于丈夫和家庭之外的新女性形象。艾拉打破了种族和性别加诸于她身上的双重限制。她重新诠释自我，展示自我，不再把自己禁锢于给定区域。

　　艾拉的女儿贝比自杀未遂后，在一次参加为死难青年扫墓的活动中，她亲眼目睹了殖民当局的血淋淋的屠杀，她出国参加了游击队。而且，她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志同道合的爱人，并且做了母亲。这一切表明新生代的黑人不仅能破坏一个旧的制度，同时还重新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四、结语

在《我儿子的故事》中，艾拉和贝比的形象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威尔”叙述的。通过他的叙述，我们了解到了这两位女性失语的社会根源，也认识到要摆脱男权思想的束缚，女性只有发现自身的价值，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身份感，才能真正获得尊严。

　　[1]纳丁·戈迪默(南),莫雅平(译).我儿子的故事[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2]西蒙·波伏娃,桑竹影(译).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詹春娟.从边缘化人物看女性的失语——小说《井》的女性主义解读[J].西华大学学报,2008(02).

　　[4]胡忠青,蔡圣勤.“他者”形象的颠覆与女性主体的重构[J].作家,20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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