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芬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1）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世情因子
——由《金瓶梅》和《红楼梦》而感

　　许丽芬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1）

　　文章通过定位世情小说的门类，进而对其进行粗线条的历史勾勒。尤以其发展历程上的两颗明珠《金瓶梅》、《红楼梦》为线索对其进行脉络的整饬。再从中感悟张爱玲小说中受其影响的而发展的世情因子。分析清末民初世情小说的发展，进而分析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张爱玲小说。由此，通过串联《金瓶梅》、《红楼梦》及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得以将张爱玲作为世情小说史上一颗历史的明珠进行定位。

　　世情小说；张爱玲；《金瓶梅》；《红楼梦》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①。其中的“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可谓较早而且精到地接触到世情小说的精神实质。回顾世情小说的发展历史，向楷先生认为可以分类七个阶段：（1）孕育期：唐以前；（2）萌生期：唐、五代；（3）发展成熟期：宋至明中前期；（4）第一高潮期：明中叶至清前期；（5）第二高潮期：清中叶；（6）衰微期：清后代；（7）清末为新世情小说的崛起期。②

　　习惯上认为，我国小说在唐代进入自觉阶段，尤以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正式萌生。宋明之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勃兴，宋话本兴盛于市井至达官贵人之中。此时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开始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越来越多的作者描述着平凡人的细琐之事，明清之际，世情小说由成熟而大兴，其标志性的两部巨著便是《金瓶梅》和《红楼梦》。

　　《金瓶梅》为世情小说史上真正意义上粉墨登场的第一篇。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主要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而《金瓶梅》，常被世人认为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之后，明清两代所兴盛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描写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等。《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具有诸多独特的内质。全书以北宋末年为故事背景，但其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立足于现实的，如鲁迅所记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③。以其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那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艺术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而《金瓶梅》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写“活”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金瓶梅》的语言成就：“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阔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意而尽相，或幽伏而含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④。《金瓶梅》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小说塑造出生动而复杂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着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而之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

　　正如向楷先生在《世情小说史》中所认为的，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明中期至清初，其中主要由《金瓶梅》及其续书等组成。⑤接着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第二个高潮，向楷先生把《红楼梦》称之为世情小说发展史上的“无限风光的巅峰”⑥。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以其所塑造的异常出色的艺术形象和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评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点，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之论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金瓶梅》是第一部将画面缩小到只描写一个家庭生活的有限范围的小说。由一个家庭兴衰辐射当时的社会生活。《金瓶梅》的成功经验启发了后来的作家。《红楼梦》从《金瓶梅》的起点上攀登到小说艺术的顶峰。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红楼梦》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其大部分故事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为舞台，叙写了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间的传奇。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⑦。这块顽石被道人带到人间得以幻化为贾宝玉，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比起《金瓶梅》的语言来说，《红楼梦》可谓语言著作中华美的瑰宝。它的叙事文字，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重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物形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使读者如闻其声，似见其人。如写黛玉、宝钗分别在贾母面前点戏那一段，将黛玉与宝钗对比得精到又淋漓。在西方古希腊以来，悲剧一直有着相当高的文学地位，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著《诗学》中所论述。而在中国，悲剧一直在文学的长河中缺席。一直以来，中国所传承盛行的只是反省，反省的目的也不过为了修身养性。王国维曾指出中国只有两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一是《桃花扇》，一则为《红楼梦》，而以后者为胜。一部《红楼梦》所蕴含的世情因子被脱胎换骨般雅化了，大量诗词使书墨之香溢于字里行间。其情之深，意之真，使读者沉浸于角色之中，悲欢偕同。

　　世情小说在经历了《红楼梦》的高峰之后，便开始跌落，自清乾隆之后，世情小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衰微期。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将张爱玲的真正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自己《紫罗兰》的创刊号上。这一年,1943年，是这个传奇女子真正发达的开始。之后她一口气创作了《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心经》、《十八春》等小说。

　　许多有关张爱玲的传记中都选择用“华丽缘”来形容她贵族血统的身世，而母爱在其成长中的缺席，以至她以后一直觉得是用罗曼蒂克般的爱去爱母亲；而父爱在那个长期破损的家庭中日益阴霾，再加之继母的挑唆与压制。张在《私语》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青黑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上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⑧。就在这样一个弥漫着过去时代的死一般寂静的房子里，张自小便领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甘露。私塾启蒙，教会女中，留学欧洲的母亲与姑姑，将古典诗词倒背如流的父亲，所有这一切带给了张无尽的方便，不仅能够玩味高雅的《红楼梦》，而且十四岁时曾尝试过一个长篇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在父亲的家里，涉世不深的她，能熟读《金瓶梅》、《红楼梦》等。对此，父亲似乎并不干涉女儿，并且在其离婚再婚那一段无聊的时间内曾悉心给女儿讲解这些书。而母亲则有不少小报，也购买很多新文学书籍。光从张第一次拜访周瘦鹃时与周老提到她母亲黄逸梵还曾写信给周老，信中劝周老停止写令人悲伤的哀情小说这一事来看，张也必定深受鸳鸯蝴蝶一派影响。前面所提到的《摩登红楼梦》，便是仿这一派之作，不过这是后话，这里先不深入。新文学队伍中不少人读过私塾，但像张爱玲那般嗜爱明清世情小说，并饱览新文学以来小说作品的人凤毛麟角。单从这点就不难理解她一生终爱小说，并精到于小说的艺术技巧。以至晚年孤独漂零于异国他乡，隔着太平洋她已无法叙说上海，但她并未停止她的爱好，十年著成《红楼梦魇》，译著《海上花列传》。如此一个传奇女性是怎么开始走上她的文字之旅呢？尽管张从小就有尝试之作，八岁构思《快乐村》，十四岁写作《摩登红楼梦》，在圣玛丽亚女校中也有不少作品，港大时曾以《我的天才梦》应征，但其真正走上世情之路的是融洽那些伴着她在昏黄房间中长大的明清世情一路小说于英法等西方现代派技巧。发表于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这是一篇描写战时香港的中篇小说。在港大读书的三年间，正如其在后来的《倾城之恋》中所描写的：“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同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妻妾成群的爵士，春心荡漾的富太。那座东方明珠给这个遗少的女儿打开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给了这颗孤寂的心灵既刺激又犯冲的新感觉。

　　《紫罗兰》庵主人在《写在〈紫罗兰〉前面》⑨的一文就一眼点出，《沉香屑》受《红楼梦影响》。紧接着的《沉香屑·第二炉香》陈述一个淑女因性开化过晚而给一个英国绅士带来悲剧的传奇故事。她用老道得几近冷漠的笔法，勾勒出一个纯洁得没有性意识的中国女子愫细是如何用她的处女情节扼杀了一个正常而又健康的男性。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并不在形式上涉足男人世界的年轻女子，竟然能够在她20岁的梢头对两性生活，尤其是男女性心理及由此负载的人性意义有那般精确把握，而正是这两篇老道独特的文章叩开了闻名上海的周瘦鹃先生之门。前面已提及，张有私淑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作家之嫌，而此时她已粉墨登场，亮相于《紫罗兰》。关于《紫罗兰》，杨义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中有一节专论“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⑩。周先生于1925年底创办的《紫罗兰》半月刊，张的母亲即为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又于1943年4月复刊《紫罗兰》月刊。而其中为周老所牵动情怀的是其哀情的小说，如《留声和片》等。其本身在小说文体艺术上多有探索，但杨义先生认为其逐渐形成鸳鸯蝴蝶派的恶性滥调。而之初，从张选择周瘦鹃作为自己小说的请教师傅，并且之后又极为热诚邀请周先生参加她的茶会，可以看出张对于这一派小说的喜爱。而且在她自己的一些文章中也坦然喜欢张恨水的作品。这其中依孕着《红楼梦》以来的世情因子，只不过在大多数作品中，缘于商业利润的作文态度等给俗化了。无论张小说中显示出何等老道的技法，其内容均无法摆脱那股世情味道。而且其自小便已“浸淫”于这样一股“艳浓之气”之中。从其父张廷重房中藏有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恨不相逢未嫁时》便可以看出，更不用举《歇浦朝》、《九尾龟》这样的小说了。

　　从此，张爱玲禀着她的出名趁早的哲学汩汩涛涛一发而不可收拾，走向其艺术的鼎盛。她是4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上一个奇异的角，但其意义并不在于此。正如近些年来学术界所热忠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如果打破1949年的分水岭，而纵览20世纪文学，张爱玲的确可以视为古典世情小说在20世纪苍凉的匆匆的一个手势。而就如周作人、夏志清等先生所认为的，真正的人的文学并非很多，儒道出发而成的文章很难见出细碎生活中的人生奥秘。新的文学自80年代以来引起悍然大波。主流的失落和边缘，一种“平民”文学日益喧嚣，正如我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②向楷.世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③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⑤⑥同②分别为第152,271页.

　　⑦同①第176页.

　　⑧张爱玲.张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⑨子通等.张爱玲研究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⑩杨义.中国新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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