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勋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商丘 476100）

　　体悟和哲思
——苏轼对抗忧虑的法宝

　　彭勋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商丘 476100）

　　苏轼一生饱经忧患，但是总能积极乐观地面对，除了亲朋的帮助外，最主要是因为他博学善思，每当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习惯用文字进行人生的体悟和思索，以获得心灵的释放和解脱，文章以苏轼的人生轨迹为线索，重点探究其利用写作来对抗忧虑的方式和途径。

　　忧虑；哲思；体悟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青年苏轼进京赶考，一举拿下状元。1058年他参加“制科”殿试又一举考中第一，这位青年才俊的才华给宋仁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准备让苏轼先行历练然后加以重用，1061年苏轼走马上任凤翔签判一职。

　　上任之后，苏轼团结同事，给当地百姓做了几件实事，一时间美誉广传，被人称为苏贤良。但是因为和太守陈希亮关系紧张，所以在凤翔并未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凤翔任职结束后，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后因父亲过世，回乡丁忧三年，回京后，任职于史馆。不久因为反对新法，触怒了皇帝和王安石，1071年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变相地被逐出京城。尽管身遭贬黜，但是苏轼在杭州任上，和上司的关系很融洽，政治主张颇能施展，再加上能够经常游览杭州周边的美景，心情还算舒畅，这时间苏轼诗兴大发，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风景诗，最著名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明艳欢快，妙语横飞，展现了苏轼纵情山水的洒脱和自在。

一、超然台上悟超然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任密州太守，成为了这一地方的最高行政官员，这使得苏轼建功立业的责任心和自信心空前提高，上任开始，苏轼便开始忙于政务，带领百姓平定了蝗灾，领导进行了剿匪，并制定政策资助想要弃婴的家庭，大大降低了密州的弃婴率，一时间密州被治理地仅仅有条，一片和谐。颇有成功感的苏轼在次年秋天，写出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展示了自己被百姓爱戴的情景，也写出了内心的豪放和志气，尽管词中也蕴含小小的抱怨，密州边远贫穷，朝廷让自己治理这里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放逐，但是在词的结尾苏轼用报国的决心来消散了这一点不平，表示一定不辱使命，在密州要做出一番成就来，并随时等待朝廷的召唤，奔赴边疆战场，杀敌护国，建立功勋。

　　苏轼在密州建造超然台，在济南做官的其弟苏辙寄来了《超然台赋》，苏轼写了《超然台记》。密州的生活工作条件非富足天下的杭州所能比，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面对如此环境，苏轼不是圣人，自然会有哀叹疲倦的时刻，但好在苏轼能够及时排解这种消极情绪。

　　苏轼在《超然台记》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密州尽管贫穷荒凉，但只要用心发现和创造，仍然会感受享用它的美。修缮营造超然台便是苏轼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这座台阁的命名，自然也有苏轼的深意，“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中秋之夜，苏轼在超然台上喝酒赏月，醉后，诗兴大发，写出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词中情景交融，既有对中秋月景的奇妙想象，也有对弟弟的思念之情，更有对人生悲欢离合的哲思和超脱。

　　困苦和艰难往往可以磨练人的心智，启迪人的智慧，不难看出苏轼诗词通达洒脱的个性，其实是发端于密州任上的。

二、燕子楼旁思茫然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迁任徐州太守。上任仅两月，便遇黄河突发洪水，苏轼带领徐州官民奋勇筑堤抗击洪水，最终水退而徐州城安然无恙，凭借这一功勋，苏轼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苏轼在徐州期间，经常深入乡村，密切接触底层人民。因此不少作品描写了田园乡村的生活情景，风格非常淳朴自然。

　　如《浣溪沙五首其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另外经过时间的积淀，较之前期的激绪难平和努力超脱，游宦多年的苏轼心境渐趋平和，稳定成熟的心境使他在欣赏景物的时候，产生了颇多的人生哲思。

　　比如这时期写得七言代表作《百步洪》，前面写到了百步洪河水的激流险峻，河水犹如骏马奔跑，鹰追狡兔，又如离弦之箭、闪电过缝、露珠坠荷，即使经验丰富的河工在驾船穿越此处时，也心惊胆战。作者连用七喻，生动展示了河水的湍急危险，让人如临其境。笔力出神入化，非常人能及。

　　而下半部分，作者从自然界迅猛飞逝的景物，联想到了在佛法和历史中变是到处存在的“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生命如水，意念如飞，岁月流逝，风流不在。但倘若能超然物外，以一颗不变的心来审视，外界又何尝不是安然静止的呢，任何惊天动地的改变对自己又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苏轼在诗的末尾写道“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余何。”苏轼参透了这一点，情思便得到了升华，再来看世上的险要危难便安然若素了。“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那波涛不息、奔流不止的大河和安静潺湲的小溪没什么两样了。

　　因为渗入了生命的思索和佛学的境界，所以苏轼的作品较之前面，要深沉庄严一些。如苏轼的词作《永遇乐》，这首词是苏轼夜宿徐州燕子楼，有感而发的。其中写出了苏轼心境的清冷寂寞“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也写出了苏轼对宦游的疲倦和对故乡的思念“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更在结尾写出了一种人生的无奈和喟叹“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前代人势必归去，而后代人也会追念前代人，感伤自己同前代一样也要逝去。短暂的生命、永恒的时空、不停的思索、无解的感伤，诸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和着茫茫的月色，人去楼空的景物，给人一种无尽的凄凉之感，相对于苏轼豪放作品的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这首作品所揭示出的生命的痛感，更让人切入体肤，印象深刻。

三、最怜黄州小清欢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在湖州上任期间，不想遭遇到了人生的巨大灾难。因此苏轼才华卓越、名满天下，再加上性格耿直，说话随心所欲，引起了不少官场小人的嫉恨。于是他们就联手从苏轼的诗作中穿凿附会、网罗证据，诬告他“反对新法”“恶意攻击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被蒙蔽的神宗于是下令查办苏轼。

　　苏轼很快从湖州被押解回京，关在御史台，又名乌台。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轼持续遭受辱骂与拷打，生不如死。最终幸逢众人解救，苏轼才得以脱险，被贬为湖州团练副使。

　　这一重大人生变故，对苏轼的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黄州期间，“坠入凡间”的苏轼更加融入到了劳苦大众、平民百姓之中，他亲自参与农业劳动，在东坡躬耕自种。另外苏轼不分贵贱俗雅，广交朋友，在自己的会客厅“雪堂”中苏轼发出了这样的豪言“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此种能上能下、普世众生的心态，标志着苏轼的人生境界到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经过这一灾难洗礼以后，苏轼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互相杂糅交融的思想，艺术性格变得越发的旷达洒脱。而鉴于前车之鉴，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更加谨慎，开始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当时被认为是小技，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小的“词”的创作上。一时间苏轼的佳作不断。

　　苏轼有体悟历史人生的大作品，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被称为豪放词第一。在词中，苏轼写出了自然景色的雄奇壮美“惊涛拍岸，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也写出了大人物的风流姿态，“遥想公瑾，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写出了苏轼对功业虚幻的感慨和对人生快乐的珍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他也有别有天地的小作品。如《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词中没有大功业和大丈夫，有的只是一个寻找人生真味的红尘闲人，所到之处是远处的树林、高山和古城，和近处的围墙小院村社，所见之物是小池塘上的乱蝉衰草，在空中飞翔的白鸟，映水的荷花，所体之境不过是昨日之雨和今日之凉，但心中收获的却是满满的小幸福。浮生若梦，能活着便是一大幸事，活着有如此闲情雅致又是二大幸事，又能遇到如此亲近可人、自然美丽的景物便是三大幸事。有此三大幸事，怎能不暗自庆幸、知足感恩呀。还有《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在这首作品中，作者更是体味到了人生的真意，也就是何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诗中的情境景物都是普通平淡的，没有过多的奇异与波澜，但在作者看来人生的妙趣就在如此。天气微冷，风雨温柔，杨柳稀疏，烟雾朦胧，连进入淮水的洛水都流的慢慢悠悠。午茶中漂浮着浅浅的雪沫，春盘里是柔嫩的蓼芽和蒿笋。一切都是那么清淡，似有还无，太过平常。但作者最后总结道，人生最大的滋味便是一种淡淡的欢乐，这种快乐是平淡的，也是平静的，更是平凡的。没有经过人生苦难的击打和历练，苏轼绝对不会有这等发现。

　　另一首《定风波》，则标志着苏轼跳出了原有的天地，到达一种更加笃定的哲学境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作品的序言交代了当时的情景“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朋友们已经惊慌乱遁，而苏轼却依然竹杖芒鞋，吟啸徐行，行动的坚定来自心态的通达，人生的大风大浪已经经过，这些小风小雨又能如何，任由它们无休止的肆虐吧，只要勇敢地往前走，奔向生命的尽头。酒已经醒了，料峭的春风让人感到寒冷，激情和兴奋似乎过去，但是天已经放晴了，山头的夕阳温暖灿烂，仿佛在迎接作者的归来。这时回首来时的路，喜与悲都已经不复存在，雨与晴也变得无关紧要，苏轼已经到达了超然物外，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这首词标志着苏轼人生思索的成熟以及达观性格的形成，此后再遇到任何的艰险困境，他也都会以此来作为法宝，去积极乐观地迎战。

四、慧儋二州心悠然

黄州任后，苏轼的经历可谓是大起大落，差距极大。宋神宗死后，哲宗登基，高太后辅政。苏轼受到重用，他先是被调入朝廷，然后接连升职直到中书舍人直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外派为杭州太守，后被召回京都，任兵部尚书兼龙图阁学士。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推崇新法，旧党再次受到打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阳（今广东省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贬至儋州（今海南儋县）。

　　生活境遇的巨大落差，名利荣辱的转瞬改变，并没有将苏轼击垮，他很快就从艰难困苦中挺立了出来，惠阳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是只要用心寻找和经营，还是有许多美好和值得留恋的事物的。比如惠阳的水果要比中土优质美味的多，所以苏轼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还比如苏轼寄居的嘉佑寺里的和尚对苏轼关怀备至，苏轼也深感幸运与幸福，在《纵笔》一诗中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在《记游松风亭》中苏轼记录了自己对生命的一种顿悟：人只要放下欲念，就可以随遇而安、随时可安。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贬谪到海南岛后，苏轼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差，苏轼在《书海南风土》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面对困难，苏轼从不回避，总是在诗文中详细的记录苦难，真实地展示自己的痛苦、彷徨和无助，同时苏轼又习惯用文字来引发思辨，开启智慧，进而打开快乐之门，摆脱痛苦。

　　于是，面对似乎是必死之地的海南岛，苏轼笔锋一转写道：“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苏轼用自己的理性分析和判断战胜了哀伤和恐惧，继而获得了情感的放松和心灵的释然。

　　海南是座孤岛，四面环海，与世隔绝，苏轼刚上岛时难免有天涯海角、穷途末路的伤感，于是苏轼写了《试笔自书》进行自我思辨：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呼？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苏轼在文中将自己的得失之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去进行展示，从而看出它的微不足道，最终得到了超脱和宽慰。比如从更高远的宇宙视角来看，中土和海南岛都是一样，它们都是被海洋包围的小岛，人们何曾能真正逃离。从世界的永恒运动来看，陷入孤岛的自己和困在盆水之中的蚂蚁也一样，最终都会得到解放。苏轼用高远的宇宙视角化解了自己的绝境忧虑，领悟了人生的大自在和大从容。

　　有了这种人生的思辨和顿悟，世上便再无不可乐之时，世上便再无不可观之物，即使是在穷山恶水、人烟凋敝的海南岛，苏轼也能收获到异乎寻常的美来。

　　那里壮美辽阔的海景让他赞叹不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那里奇异的少数民族风情，让他流连不返。“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之二）》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5岁的苏轼被朝廷特赦南归，当问到海南风土人物如何时。苏轼感慨颇多的说：“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当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

　　苏轼曾经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最引以为傲的事，大概就是自己陷入生命低谷时候，仍然能够快乐洒脱的生活。苏轼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但总能积极乐观的面对。苏轼快乐的源泉就来自于他能够不断思索人生的真意，体悟人生的风味，以此来对抗消弭人生的痛苦。

　　忧患来自外界，无法消除。而快乐来自其内心，可以追寻。苏轼努力从顿悟和思辨中获得快乐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M].北京:文史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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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5）05-01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