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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下的“北上之痛”——电影《听风者》的意识形态分析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中旬刊 热度: 18933
王亚珂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裂缝下的“北上之痛”
——电影《听风者》的意识形态分析

  王亚珂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开放与扩大,从带有实验性质的“合拍片”到如今完全以进军内地市场为目的“港片”,香港电影对大陆电影市场的依附可谓越来越大。包裹在主旋律色彩下的类型片,是香港电影获得主流认可的绝佳策略。但这种不同体系的缝合虽然完美,却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裂缝。

  香港电影;听风者;意识形态

一、叙事层面的裂缝

《听风者》在主体的建构上设置了两种形象,即革命者张学宁,革命他者何兵。整个叙事是围绕着革命者张学宁引领革命他者何兵,从街头小混混到成为革命者这一主题进行的。为了配合这种主题,他者何兵被设计为一个双目失明的市井之徒,在被引领的这个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瞎子—正常人—瞎子。何兵恢复视力是在他已经进入701部队并正式成为其中一员时发生的,这时的何兵有了妻子并被同事领导重视,参加革命让他开启了一段崭新的生活,而视力恢复这个桥段更是“革命带来光明”这一经典模式的外向化表述。在这前两个阶段,对革命主题的彰显都是明确和清晰的,但对于最后一个阶段,即阿兵再次变成瞎子这个最终结果却在一定程度模糊了这个主题,给整个叙事文本造成一丝裂缝。

  何兵以自残的方式再次成为瞎子,这个行动标志着他从一个被引领的他者变成一个自甘自愿的革命者。但这种转变的动因与其说是为革命而牺牲,还不如说是为了给张学宁报仇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惩罚更为准确。革命者敢于牺牲的意识形态话语被替换成了弥补过错为心爱人报仇的道德情感表达。另外,重回瞎子是“革命带来光明”的反讽与颠覆。大胆的试想一下,何兵被发现被引领是因为他的耳朵,这是他成为革命一员的价值所在,而当阿兵因为这种价值而得到奖赏,恢复视力成为正常人后,他的这种价值就消失了,若想重新获取这种价值,就只有放弃成为一个正常人,变回瞎子。这种自我阉割造成了与上两个叙事段落的错位,在正面表现革命的表层叙事结构下反而暗含着革命的残酷与血腥。

二、镜头语言层面的裂缝

电影的镜头语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在张学宁出场的华丽大厅、何兵出场的音乐厅以及街头市井这些场景,镜头都是生活化、常规化的。可唯独在表现701部队时,镜头调度、场景设计均呈现出与前者完全不同的特点,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构图和光影上。

  构图方面,在表现701部队时,影片采用很多封闭性构图。例如,在表现701监听人员工作场景时,镜头是透过窗户的栅栏拍摄的;张学宁与郭兴中在701的对话也是在楼梯和屋檐所构成的框架中进行的;何兵学习摩斯码的地方是由一个个巨大的水泥柱子构成的。在这些构图中,人物都是处在一种被挤压的空间中,而且镜头还往往采用俯拍的方式来扩大这种压迫感。以片头这一段落为例,伴随着摩斯码的敲击声,出现的第一镜头就是俯拍下的全景,监听人员的座位以对称的方式分为规整的四列,但这四列却不是以直线的方式排列,而是以斜线的方式呈扇形散开。而斜线的交叉点是一个圆形的高台,这个高台是各个监听人员信息的总汇集点,作为领导的郭兴中常常是站在这个高台上注视着人们工作。这种构图呈现出非常强的权力话语倾向。

  光影上,与构图相对应,701部队往往是冷色调、具有大面积阴影区的,而这之外的光影却并非如此。以何兵在街头与特工人员对战这一段为例,整个光影的呈现是亮丽且富有生机的:和煦阳光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升格镜头中洒满阳光的风车,这些暖色调是完全不同于701部队的。

  正是在这些构图和光影中,电影的镜头语言呈现出并不统一的风格。而这种不同居然是在代表革命力量的701部队时出现,这与影片传达的主题明显是不符的,是有裂缝的。

三、裂缝下的深层结构

对于一部主旋律色彩的革命题材电影,《听风者》在文本中出现的裂缝,其实反应出了电影的深层结构,即香港本土电影与大陆主旋律电影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香港电影进军大陆的“北上之痛”。

  香港电影市场的衰败从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影碟的兴起,各种盗版光碟的泛滥,以及外国大片的打击,香港电影境况愈下,很多重要导演如吴宇森、徐克都离开本土去往好莱坞谋求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背靠大陆的香港,打入内地市场几乎成了香港电影存活的唯一选择。

  虽然同是华语电影,但是香港电影创作的话语体系是不同于大陆的,特别是大陆独有的电影审查制度对于港片的创作是一大挑战。要想成功的进入大陆主流市场,香港电影必须了解大陆电影的创作体系,进而根据这些对自己作出改变。但这种改变却越来越使香港电影失去自己的特点,成了没了“港味”的港片。所以,《听风者》在表层框架中是向大陆经典主旋律电影创作模式靠拢的,也是要赞扬革命的光荣与伟大。可是文本中遗漏的裂缝却反应出香港电影在进军内地时所不得不做出的对自身话语体系进行改变与妥协的难隐之痛。

  正是由于这种深层结构,《听风者》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风格。阿兵所代表的港片特点与张学宁、郭兴中代表的大陆革命主旋律特点的交叉与对撞。这种对撞往往是采用现代电影理论对经典革命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削弱。比如阿兵的自残双目,张学宁的墓地,以及用复仇来将革命合法化,形成主题的替换。这些在瓦解革命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是对香港电影自身状况的指涉:在依附大陆市场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意义与价值可能被消解的切夫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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