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疆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3）

　　林语堂先生宗教文化底蕴浅析

　　吴疆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3）

　　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他既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充分体现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

　　林语堂；宗教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牧师家庭，生活环境、文化教养的特殊性使他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林语堂晚年曾对阖家崇信基督教的氛围作出这样回忆：“晚上我们轮流读《圣经》，转过头来，跪在凳子上祈祷。”基督教无疑成为林语堂宗教文化观的核心，但他的宗教文化观又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和中西杂糅的特点。在他看来，宗教是非常宽泛的，他说“旧的宗教的外形是变迁至模糊了，然宗教本身还在，即将来亦还是永远存在的，此处所谓宗教，是指激于情感的信仰，基本的对于生命的虔诚心，人对于正义纯洁的确信之总和。”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使林语堂没有自己稳定的宗教信仰，在20世纪30年代他有时自称异教徒，有时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有时又声称自己的唯一宗教是“人文主义”。1939年在《我的信仰》中，林语堂认为孔子、摩西都不大适合现代社会，倒是老子那种广义的神秘主义更有魅力。五十年后他又不满足道家信仰，批评道家那种回复自然和拒绝进步的本质，认为它对于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不会有什么贡献，宣传早年的基督信仰。

　　林语堂对道家哲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跳跃——由否定批判到走向肯定推崇。在那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道家文化因其消极遁世而属于被批判否定之列，林语堂对此也深有认识，中华民族“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与道家人生观有密切关系。在《中国人之聪明》一文中他更对老庄哲学进行一针见血的剖析：“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滑巨奸之哲学……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立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对中国人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安贫乐命的保守落后性格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予以深刻的揭示和批判，显示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林语堂思想激进的一面。

　　然而，对道家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鞭辟入里认识的林语堂，在30年代提倡闲适小品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道家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理想。定居国外后，他更以救世的精神热情地向西方人士介绍道家文化，传输道家思想。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文学传记《苏东坡传》、专著《老子的智慧》及有“三部曲”之称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等长篇小说都是旨在弘扬老庄哲学的创作。《老子的智慧》是继《孔子的智慧》、《中国与印度之智慧》之后又一部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著作，全书每章先录用老子的一段话，随后译为现代汉语，再译为现代英语的体式，另外每章还翻译、介绍《老子》流传之后各家的评注。

　　在融学术性、通俗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精神指导下，林语堂向西方读者详尽地介绍了老子、庄子的人生观、政治观、自然观和社会观等各个方面的主张，使西方人有了较为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编译本。《苏东坡传》通过对苏东坡充满传奇色彩一生的展现，除了发现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佛家的悲天悯人思想体现在苏东坡身上外，更发现道家思想的光辉，即身处逆境而顺其自然、达观乐天的人生态度。《京华烟云》塑造了一个道家的女儿木兰。表面上看，木兰是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的牺牲品，是个个性脆弱，不去力争自由恋爱的幸福生活，缺乏个性解放意识的思想保守者，但木兰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就是她对“逆境”所采取的达观与超然态度。如果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木兰是个道家思想的信仰者，所以她相信“天命”、“运数”、“缘份”、“不争”和“顺性任情”。

　　《风声鹤唳》以一位年轻女性崔媚玲(丹妮)的坎坷多变的生活经历为中心，描写了抗战初期三位思想各异的青年男女离开北平奔赴大后方参加救亡工作的故事。博雅为道家信徒，大度、豁达，富于狭义精神；老彭信奉佛教，慈悲、友爱，富有牺牲精神。对这二者，林语堂都投以欣赏的眼光，更赞赏道家哲学。《唐人街》通过西方的“靠拳头打出威严来”与东方的“了解刚性但以柔性来处理它”的两种处世哲学的对照，从而说明“硬的和松脆的东西迟早都会破裂，但柔软的东西仍然存在着”的东方哲学的优长。

　　远离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主潮，躲避来自左翼文坛的批判，林语堂在异域的土地上自由构建其以道家哲学为核心的理想人生，由于林语堂的努力，道家思想渐渐为西方人接受。另外，他的作品中还有对故乡如冲喜习俗、结婚礼仪、古玩酒令、命相神签、中医中药等乡风民俗的介绍描绘。这些内容对西方人而言无疑是奇异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林语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者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弥补了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不足。可以说林氏驳杂的宗教思想决定了他所塑造的众多理想人物在精神上都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既有儒家的伦理观念、庄禅的人生态度，又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对自由意识的强调和向往，还杂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作为学者，作为东西方文化积极传播者的林语堂的一生，他对东方文化的介绍，不仅影响了欧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了解，而且也撼动了海外华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林语堂既坚持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又追赶了世界文化的潮流，他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理作出了堪称语堂式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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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5）05-026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