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菊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纪录片《老唐头》之口述史分析

　　唐金菊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文章从口述史学角度分析徐童的纪录片《老唐头》，阐述口述史在纪录片中的作用。

　　《老唐头》；口述史；纪录片

　　《老唐头》是徐童的纪录片“游民三部曲”之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老唐头倔强、孤独而又乐观的独居老人。在影片中通过他个口述方式把他一生的经历一一呈现出来。从他几个月大小母亲去世讲起，尾尾首来，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开动火车、他结婚、他退党、他妻子去世等等，直到他现在生活。他的一生反映了中国社会里，小人物在宏大历史变迁中既传奇又卑微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折射。“老唐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是二人转式的，而他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在每个节点都有对应关系。所以你听老唐头的个人野史，一个小人物的个人口述史，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真的比那种国家化宏大叙事里的那个历史，有更真切的感受。”①

　　老唐头的现实生活一面沉浸在记忆中，一面又常常陷入与儿子、女婿的强烈冲突。这个很就脱离体制的老人，被儿子称为“家里的昏王”。儿子评价他“聪明，但注定失败，他还活在那个时代时”。老头在儿女面前有时是暴君，有时是孩子，同时也是一个仍然有性欲望的男人。他的生命力既精鄙又坚忍，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那么有活力地存在着。这让人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那么独立、那么不可磨来。

　　影片《老唐头》采用了两条线，一条是老唐头自己的个人回忆口述史，一条是他现在与儿女们的生活状态。个人口述部分窜插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是两个时空不停地交叉轮换，却相得益彰，自然、和谐。历史映投在他现在的生活，现实生活又折射了他的个人历史。在展示个人成长史的同时，更精彩地呈现出一条历史脉络。通过老唐头最纯粹、朴素的表达，一个国家七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就这样穿越时空缓缓而来。而小与大的反差，个人悲欢与国家命运的交织，成为影片中一明一暗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

　　本文重点从个人口述史的角度来分析影片的特色，影片中个人口述的片段共有12段，其中除去唐小雁口述她自己在看守所如何被救出来，以及如何又去赎出小莹莹那一片段以外，其余11段全部由老唐头一个口述完成。他的11段谈话里有11段故事，有11段历史。比如，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辽沈战役、人民公社、知识分子下乡、毛主席逝世等等重要历史事件都在他的口述之中，以一个老百姓的视角来阐述了那段历史，小历史与大历史在这里碰撞、融合。

　　副语言是口述史一个显著的物征，口述者的表情、头、眼睛、手等动作所传达给观众的生动与真实，不但是文字所不能达到的，也是其他形式的影视所不能达的。

　　《老唐头》开篇就充满了雄性、蓬勃的能量：老唐头用亢奋的手势与口技，回忆自己1950年代开动火车的辉煌岁月。他那铿锵的语气，以及模拟火车进站时清脆弱“咔嚓，咔嚓……”声音和那近乎可爱的动作，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脉搏。觉得这个老头很有意思。

　　他讲自己如何“抛弃党”：一是他看不惯当时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二是他带着残疾的女儿去外地做手术，因为超了几天假，单位竟把他当自动离职处理，一颗“坚决加入共产党的心”为此“很凉”。一气之下，1948年入党的老唐头也决定“抛弃党”。老唐头说他1958年离开单位、离开党时，是“掉着眼泪走的”；然而当年的《党章》，在纸张层层叠叠包裹下仍“保存得好好的”……老唐头家的墙上至今还并排挂着马、恩、列、斯的大幅画像，大扫除时小心取下，打扫完再在儿女的不理解乃至嘲笑中放回原位。从他复杂的表情与气愤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党既愤愤不平又依依不舍。

　　在这里，“各种各种的生命，像泥鳅一样，就在你身边，你根本都表达不完。我的生活就这么跟他们贴在一起，就这样往前走，能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我就挺满足。一度我甚至产生一种妄想，想把拍摄生活和人物的实际生活合二为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有些可怕，我怎么就放弃了艺术家的身份，知识分子的身份，一个初来乍到的导演的身份，混在他们中间？但后来，我越来越认同这种身份变化，就是应该先生活、后拍摄，或者边生活、边拍摄。”②

　　在拍摄中，我是在感性上，人情上都是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的；同时，在理性上又会提醒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的观察和表达。在游民的世界里摸爬滚打，转眼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对游民气息，游民意识的了解逐渐深入，逐渐丰富，也更有质感了。我的生活也不知不觉为之彻底改变了。有时候我会想，融入游民社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选择。我希望通过“游民三部曲”的完成，刻画出一组个性鲜明的游民形象；进而呈现一个隐性的游民社会。他们是有血有肉有热度的真实存在。这也正是影像的力量所在。③

　　从以上这两段对徐童的访谈里，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徐童在拍他的“游民三部曲”时，一直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感受。他的理念就是要放到和他们同等的位置，融入他们，才能拍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老唐头》里，这种平等性也是显而异见的，导演在影片里从没有发出声音，但他们生活中的一份子，老唐头把他当作自己人，碰到纠纷时，还会让徐童给他作证。正是在这样一个平等的前提下，老唐头的口述才会自然呈现，即使面对镜头也像拉家常一个侃侃而谈。这就是口述史的第二个特征：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平等性。因为，口述者在表述个人和社会对事件态度时，是需要高度依赖语境，高度依赖传统的。

　　此外，在影片中呈现出来了口述史的第三个特征，语言与思维的无修饰性。老唐头在口述自己的一生时，都是用一种平民老姓的原生态语言，非常口语化，没有任何修饰。谈到开心和不开心处都会时不时冒一句粗话；东北口语中的很多地方性的俚语也会时时蹦出来，很鲜活，很有色彩；当谈到女人时，对性的表达，也从不遮避、修饰，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对日本人在村子外休息吃饭的描述中，与我们以前所认知的日本人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对毛泽东逝世后，屯子里人与人相见时的表情原因的分析；在谈到辽沈战役时，他对于那些伤员的描述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以及误知的历史。对于这些重大历史，老唐头的表述都是无修饰的，这种无修饰的口语化表达，是人谈至所兴时的一种本能的表达，也就说只有以口述史的形式才能无拘地呈现，这样，也使得影片非常有生活的质感。老唐头的思维也是无修饰性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历史”，这种“碎片化”是紧贴老唐头的人生经历和他极端个人化的叙述方式的。

　　最后，从影片老唐头的口述中，笔者还领悟到了口述史的隐喻性，这种隐喻性并不是口述者有意而为之的，而在他们表情、眼神以及语气间接地表达出来的，这是口述者的一种潜意识，也正是口述史最有魅力的地方。

　　1940年前后东北伪满时期实行的是日化教育，当时在上小学的老唐头至今还能读出日本教科书中的单词。因为异常调皮，他曾被老师体罚向日本旗下跪，他不肯，拿起书包跑了……

　　大炼钢铁时期，浮夸之风盛行，那些“糊弄人”的做法，老唐头亲眼目睹，他不愿参与，“不行，咱和他们怎么也不行”。

　　1958年，虽然心里在流着泪，但还是咽不下那口气，说退党就退党了，成了体制外的人，也就游民。

　　从以上三件事本身以及老唐头的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唐头的性格特征是自命不凡的，是倔强的，又是义气的。这和他郁郁不得志的三儿子身上，和长年漂泊、命运多舛的小女儿（《老唐头》与《算命》中都出现的人物）身上都有迹可循；并且这一双儿女还在无可奈何中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宿命，因为社会历史并未真正改变。当三儿子唱起李双江的《送战友》时，不难想见，片头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唐希信同志”——的出现为什么会伴以李双江的另一首老歌《北京颂歌》。近在跟前的三儿子和大女婿时常与他发生激烈冲突，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而老唐头在洞悉小女儿的营生之余，也预见了小女儿的不幸。在徐童的观察中，老唐头家已经没有了农业社会背景下传统家庭的温和与宽容，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支离破碎；那种混乱的、仿佛弦要绷断的感觉给他触动很大。隐喻以这个家庭为象征的，中国普通人心灵空间的“支离破碎”，以及深层情感的彻底崩溃。

　　注释：

　　①雪风,老晃,张翰.“游民三部曲“导演徐童专访：游民中国[Z].电影世界,2012.

　　②同上

　　③王丹华.徐童谈纪录片《老唐头》[EB/OL].艺术论坛,20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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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5）02-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