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复超

　　摘要:“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这是一个礼制问题,也是关于君权和神权、佛教与儒家名教的关系问题。佛教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也就是见到世俗的任何人都不跪拜,只合掌致敬,不受世俗的礼法道德约束。按照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皇帝是天子,奉天的教令,这种教令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这就形成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最大冲突。本文简要叙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的“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始末,

　　关键词:沙门 礼制 敬王者

　　中图分类号:B94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印度佛教有着浓厚的出世主义传统,原始佛教从“人生皆苦”基本价值判断出发,认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妨碍个人解脱的系缚,只有超世脱俗,了断生死,消除烦恼,才能走向涅槃解脱之路,因而视富贵如浮云,目权位如粪土。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对早期的中国佛教有着很深的影响,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①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

　　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出家人不再礼敬在家的俗人,上至国王,下至父母,概莫能外,《梵网经》云: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大般涅槃经》云:“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应当恭敬耆旧长宿,以是长宿先受具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供养恭敬。” 僧团内部虽然确立了长幼次序,并相次礼拜,但这些规定不适宜于世俗的礼节,因为既然出家,就当厌离五欲,厌离世间的名、利、权、位、势等种种诱惑,不再动心与尘世的恩怨情仇,当然就不再对政治发生兴趣。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传统迥异于印度,中国自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尊基于先秦的孔孟儒家学说成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家族宗法伦理关系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儒家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所设定的纲常名教,特别是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以及与“忠”、“孝”观念相对应的“敬天法祖”的本土宗教信仰,成为中国古代最牢固的上层建筑。以“修齐治平”为宗旨的儒家入世主义哲学对佛教的出世主义理想有着本能的拒斥和免疫力。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主流地位也决定了佛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和行为在中国必须做适应性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

　　中国佛教僧人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戒律传统,他们不拜父母君王,对俗世的任何人只合掌致敬,口称“贫道”,不受世俗礼法道德约束。这个问题在东晋以前还不重要,因为东晋以前的佛教还不发达,政府不允许本国人民出家,只给外国僧人以外交特权,且外来僧人不多,但东晋以后,本国的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迅速增加,佛教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佛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社会团体,成为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国中之国。这样,沙门不拜俗的问题已构成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徒的出家行为是“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②批评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不可饶恕。唐高祖曾下诏质问僧人:“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③佛教这个“无君无父”的弱点一直被抓住不放,每当佛教与封建王朝的关系紧张之时就会被提出来,历代朝廷还为此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

　　从东晋至于唐朝,历代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五次,简述如下:

　　第一,东晋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冰代成帝诏令,谓沙门应尽敬王者。其诏曰:

　　夫万方殊俗神道难辩。有自来矣。达观傍通诚当无怪。况阿跪拜之礼何必尚然。当复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岂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然则名礼之设。……假服饰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诸君并国器也。悟言则当测幽微。论治则当重国典。苟其不然。吾将何述焉。④

　　指责僧人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但尚书令何充及仆射褚翌、诸葛恢,尚书冯怀、谢广等三度上奏沙门不应尽敬。结果不了了之。

　　第二,东晋安帝元兴年间(公元402-403年)时太尉桓玄重申沙门应尽敬王者,并写信给王谧反复辩论,特别突出皇帝的地位,强调君道比佛道伟大,但也遭到一批朝贵的反对,慧远曾做《沙门不敬王者论》,做调和性的反对,并系统表述了佛教的态度,论证了僧人不拜王者的理由,成为中国佛教僧人对该问题的权威著作。其文曰:

　　沙门所以不敬王者,意义在尊主崇上。……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⑤

　　第三,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革前政,令沙门拜帝及诸长官,时诸僧道士持异议,帝令先须致敬然后陈理。时有沙门着《福田论》以抗之,帝后朝见,诸沙门并无敬者。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至西京郊南大张文物,两宗朝见,僧等依旧不拜。并对之曰:“陛下弘护三宝,当顺佛言,经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违教。”⑥

　　第四,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下诏令曰:“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尊崇,然後为法?圣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公、孔子之教,异轸同归。弃礼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贵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馀尊属,莫不皆然,有伤名教,实斁彝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⑦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帝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皇太子及父母所致拜,或恐此事非一日所定,宜付有司详议奏闻。是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并州县官一千余人,于中台都堂议其事。道宣等沙门三百余人将佛教经文及众人奏本上呈,请求裁定,众议以签名为定,结果不分伯仲。又请上表,各陈其见,结果同意沙门不拜俗者32篇,同意沙门拜俗者29篇。六月五日,诏停沙门拜君,父母之拜,亦同虚设。⑧

　　中国僧人什么时候开始跪拜皇帝?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要看南北两地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较早地要求沙门礼拜皇帝。早在东晋恭帝元熙年间据夏州的赫连勃勃“谓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礼。乃画佛像披于背上。令沙门礼像即为拜我。”⑨在北魏,沙门领袖法果曾带头礼拜皇帝,史载:“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⑩由于北方帝王拥有绝对权威,又崇尚武力,沙门自然屈服于专职的王权之下。至于汉族建立的王朝,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行刳斫之虐,鞭颜竣面而斩之。”【11】僧侣只好屈服。但这是一个特例,而且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从东晋到隋唐,汉族朝廷不断地讨论沙门拜俗的问题,但每一次争议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皇帝最后妥协,佛教保持了尊严。从唐玄宗以后,朝廷没有再讨论沙门拜俗的问题。但到了唐肃宗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敕僧尼朝会表奏毋得称臣。”【12】这个信息完全可以从反面理解,就是在唐肃宗的时候已经发生僧人向皇帝跪拜称臣的事情了。到了宋代,佛教与王权的关系更加密切。宋代的僧侣们虽然想保持以往不拜俗的旧例,但对于君主的绝对权威已经习以为常,不再违逆。欧阳修《归田录》上有条记载: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注释:

　　①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五

　　②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七

　　③⑥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二十五

　　④⑤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十二

　　⑦唐,杜佑,《通典》卷六十八

　　⑧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⑨唐,彦悰编,《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第二

　　⑩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

　　11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

　　12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卷第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