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迎春

　　摘要：鲁迅批判国民性可谓深刻，他在敞显国民灵魂的隔膜，解构使国民人性隔膜的“高墙”，批判其劣根性的同时，也在摸索人的灵魂，探求理解的何以可能，并从中流露出内心深沉的寂寞和渴求交流理解的生存情绪。

　　关键词：鲁迅批判国民性隔膜理解诉求

　　中图分类号：1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060-03

　　鲁迅的小说，试图写出国人的魂灵，但又不确信，因为他时时感到有些隔膜。但他在杂文世界里仍表现出一种绝望挣扎：明知有隔膜，却仍努力去摸索国人魂灵，以求相通。他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生”(《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书信·60·致李秉中》)，孤独对于他。虽有缘于生命本体自我眷注的凄怆，但更多是缘于他渴望理解的欲求遭到拒绝的一种焦虑。

　　其实他是一面执著地做着解释——传达国人的生存困境，一面又深味了解释本身的寂寞。鲁迅说过：“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华盖集·后记》)。他的个人体验太痛苦太黑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他参人社会的理解。面对愚笨卑劣的人世，忍住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不惮烦地向人们解释人类的脆弱，世事的矛盾、生存的尴尬。他得到的却是“四面楚歌”。不被理解的痛苦。

　　在他文章里充斥着许多描述他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的意象词：诸如黑暗、虚无、荒原、沙漠、无物之阵、铁屋子、寂寞、孤独、绝望、空虚等。这是一个深味了孤独、冷漠与心灵隔阂的绝对痛苦者，也是一个深昧了非人间浓黑悲凉的“守夜人”。正因此。这位“看透了造化把戏”的“叛逆猛士”，在“洞见一切已有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达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野草·淡淡的血痕中》)后，以“横眉冷对”“在场”的站立姿态，解构着风雨如磐“故园”周围的一座座“高墙”，敞显人性的隔膜，摸索人的灵魂，探求理解的何以可能。他在敞显国民灵魂的隔膜，批判其劣根性的同时，也流露出内心深沉的寂寞和渴求交流理解的生存情绪。

　　鲁迅描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两个著名的象征性比喻：一个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熟睡的人们”，一个是“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这里的“铁屋子”和“高墙”，涵盖了鲁迅对现代中国生存的本真反思。“铁屋子”和“高墙”都仅为着阻隔而存在，弥漫其间的是一种无形且无声的死寂。外边的“新鲜空气”吹不进来，里边的人又蜷缩着不愿走出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寂寞地生，寂寞地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集外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寂寞是因缺少爱，无关心元同情，寂寞更是因为无交流无沟通，没有理解。因为每一个人不仅生活在“铁屋子”、“高墙”里，而且每一个人心里还各自有一“铁屋子”“高墙子””，且信守着其规则：“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坟·灯下漫笔》)真可谓天网恢恢。无一人能逃逸这等级规范。它决定着人们衣食住行、权利义务。一直到姓氏血统，道德人格的一切不平等。并且要求每个人都信守自己的等级身份，安分守己，别无奢念。

　　在这样的体制下，“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御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稍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坟·灯下漫笔》)。这种包含着所有个体经验和教训的等级意识，经过每一代人的无意识沉积，经过每一代人的深化和巩固。最终堆砌成一道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使我们不会再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在集体无意识的惯性之下，整个世界成了“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野草·希望》)的荒漠，人们在这样的世界里习惯安然的守着一己的“平安”。“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坟·灯下漫笔》)。鲁迅用这悲凉中夹杂着愤激的言词解释着传统文明这一堵“高墙”带来的隔绝。而且他以思想者的敏锐看到作为传统文化的“先见”是如何地影响和制约着一种新的“理解”的生成和达及。

　　“先见”，先于个人理解的历史文化，不仅作为个人理解的基础，而且使理解成为可能，它是人进行理解前的存在状态。在任何新的理解发生之前，“先见”是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因此要达成“铁屋子”、“高墙”内人们新的理解，就必须彻底摧毁让人们熟悉和理解的“铁屋子”、“高墙”。鲁迅要让人们重新正视反思理解自己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从来如此就对么?”产生自己的怀疑。这是鲁迅为何一味地颠覆和反叛传统的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自身生存状况、生存条件不断提出疑问，敢于怀疑，才能实现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改造和更新，才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的关心。如果未经思考和不加怀疑地接受一切现有规范，无疑会使自己变成顺民或“规训身体”，放弃本真自我。鲁迅曾用一著名公式来概括中国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是说中国人的温顺驯良，野性丧尽，犹如家畜。这正是生命被规训，口渐萎缩的表现。而生命被规训的普遍化和社会化，必定会产生“庸众现象”和“隔膜意识”，滋生一种冷漠怯懦无知、恃强凌弱帮闲的国民劣根性。“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于是人们只要是不干己，还是远远地站开干净”，“所以在中国，尤其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伤人，路上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很少的”(《南腔北调集·经验》)。

　　在这种无任何友爱关心的人际关系中，任何对话、理解和沟通的可能通道都被切断。没有任何心灵沟通其结果便造成整个社会冷漠和人道的死寂。对别人生命不幸和痛苦的漠视，就是切断一种生命的沟通和交流，这就是非人的生存表现。在没有信任交流的群体中生存，谁都没有安全感，除了取消自己，附着于群体，就只能是“合群的自大”，来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附着这样的群体，人人都可“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无疑在这样一个民族群体中，越有个性，越敢承担责任的人。总是越先被置于死地：“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坟·我之节烈观》)附着于群体的这种病态心理，只能是日益麻

　　木冷漠，无情且无能，他们看似合群，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堡，使心灵无法沟通，他们本能地排斥具有生命强力的个体，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个体存在的民族又如何能自我强大!

　　鲁迅始终关注的是真正个体的“在场”。他探究反思的基本问题是真正个体的“不在场”，即自我“缺席”，即被传统在历史运作过程中所扼杀、扭曲、宰制的“可能在场”。而这应属于真正“人”的“自身在场”。是值得个体自身努力去争取和创建。鲁迅要做的正是于反叛传统中，重新解释历史，“还原历史”本真面目，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解构历史，以利于社会大众认清自身被宰制的历史原因。他曾说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从不相信传统真理、历史道德的可靠性。他以“考古学”和“系谱学”方式，对传统历史和道德伦常，进行彻底解构，刨根问底逾越各种“祖传”“秘制”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探索历史“吃人”真相。在“考古”中，他发现所谓的道德伦常，只是一种制御人的等级关系，“人肉的筵宴”不仅“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而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坟·灯下漫笔》)，这种精神隔膜导致对人本己生存的漠视、压抑和剥夺。在“人肉的筵宴”里，每个人“吃人”“被人吃”，既“为人主”又“为人奴”。就是无本己的自我和个体，当然更谈不上对其他生命个体的重视和理解。就连父子的关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和“隔膜”：“幼者的全部，理应为长者所有”，“父对予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在质疑这种权力关系对“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有无作用时发现：传统的道德伦理，只是为了建构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人为地规定的基本规则，依据这样的规则，每个人以特定的方式，对自身和他人说话处事，过一种“正常”的或“合法”的生活。而且每个人以它作判断标准，对自身进行自我规训，把自己训练成为符合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人，同时也以此衡量他人。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塑造符合这样规则的人，建构其特定的社会，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鲁迅偏要撕破这层“合理的”而纱，指出这种建立在权力关系上的“父为予纲”乃是真正违反天然的正常伦理的，它“不但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也就是“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人的真情”，根本妨碍了人的生命的保持、延续和发展。鲁迅认为父辈为子女自觉自愿地“牺牲”才表现出人的“天性”的爱。他提出“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纯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关注的始终是人的健全的、正常的、合理的生存和发展，在此何尝不包括鲁迅对理解这一人的生存模式的诉求：天性的伦常之爱中是必定要有理解存在。

　　鲁迅在“考古”中还注意到语言文字对人造成的“高墙”隔膜。语言作为表达思想情感的外在符号、人际交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提示了说话者的“在场”。然而鲁迅在“考古”中，沉痛发现广大下层人民在历史中长期“缺席”，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其原因除了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将人等级化，彼此隔膜外，更重要的在于古人造出了一块一块繁难汉字，使“许多人不能借此说话”。而且在一专制国度里，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话语”：权力者不是强迫人们说文牍的话语、集体的话语，就是强迫人们沉默。而广大民众则连认识汉字的机会也得不到，历史上留下的多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多年了!”(《坟·灯下漫笔》)。“无声的中国”没有说“真心的话”的个体，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铁屋子”里的人过着监狱般生活，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他们日渐“由聋而哑”。而且“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语言文字的隔阂，没有交流的无声世界，使中国人的神经日渐“沉静，而又疲弱”(《集外集把遗·<路谷虹儿画选小引>》)以至麻木而使“中国人无感染性”(《书信·200504致宋崇义》)，更不用说接受外来新思想。鲁迅常感叹“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自然“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如此以来，没有对外的了解沟通，“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国人的事业”只是对于一切冷漠的隔膜冷笑。于是，大家思想闭塞，战战兢兢，“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的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热风·随感录四十八》)。无奈而显愤激的言语背后体现着鲁迅怎样的一种焦灼——没有交流沟通理解的世界，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的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样的一种隔膜。又怎么会有了解，会有同情，会有是非爱憎?又何来交流理解?“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在这沉痛的呼吁中。内含着鲁迅的深深焦虑：如果“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现代中国人就会“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准风月谈·由聋而哑》)。“自己觉醒，走出，自己开口”，方有新生之路。“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人类彼此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鲁迅在批判传统文化时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语言以一种无形力量牢牢控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果没有外语的根本性冲击，人们想冲破母语的牢笼，跳出母语的魔障，是不可能的，有如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不可能。对于一直生活在古汉语环境中的人来说，他只能在古汉语中打转，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都深深地被传统的话语方式控制着，不可能超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甚至提出过废除汉字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颇显偏激的主张。

　　没有人否认语言具有沟通人的心灵之共性。但语言表达的思想情绪、意义，应使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能理解。而语言在使用中同时又被赋予一种个性，这就是说，具有共性的语言必须在个人的使用中才发生具体特殊的意义。因为语言的语法规则。相对于

　　个人瞬息而变的思想情感而言，显得僵死固定，难以宣泄出情感的全部内涵、表达意图、思想信仰的深度和复杂程度。没有个人在具体语境中使用的语言。语言就丧失了被理解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语言的活着的生命。如此，个人就会陷入一种语言表达的窘境即言说的窘境。而言说的窘境即是灵魂窘境的表征。灵魂一旦被语言放逐，又何谈个人的言说和思想独立性?所以鲁迅一贯坚决反对“现代”青年人用文言写作。1919年他在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书信·致许寿裳·190116》)这里所谓“汉文”，其实就是“古文”，与“白话”相对。鲁迅认为，文言之所以应该废弃，根本原因在于它“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我们不能“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热风·随感录(四十七)》)，而现代人则只说现代话，如果“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热风·随感录(五十七)》)。鲁迅已意识到语言和思想沟通之间的深层关系，他认为古代语言是和“古事”、古代的“名教”联系在一起的，它与现代语言和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对于现时代来说，它是僵死的。他曾写到：“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坟·摩罗诗力说)。在现代历史语境中，古老的言辞显得贫乏，古老的声音已经喑哑，“老调子已经唱完”。现代人所需要的是能够传达现代中国人生存体验的育说方式语言。对于语言与思想的这种隔阂，鲁迅有本己的深切体会：犹如“背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考古”和本真的生存体验让他意识到，正是圃于古老的语言文字，加上“权力话语的压制”，中国民众“无声”且深深地隔膜。

　　隔膜是与交流对立的，也可以说交流是对隔膜的否定。但交流必须是精神的交流、灵魂的沟通，倘不能进入灵魂精神世界，则隔膜始终如故。从弃医从文起，鲁迅便决心探索国民精神。进入国民灵魂世界。然而国民“昏睡”“无声”，让他屡屡遭受拒绝且深感隔膜的悲哀：他一直把“文艺看成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和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且把自己全烧在那里面。希图以自己的“文字之光”为底层的人们照明。可是，在为他多次诅咒过的繁难汉字面前，他是绝望的，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盲者。“灯火”与“盲者”这是怎样的一种“隔膜”?他寄希望于民魂的发扬，但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他曾痛心地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以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只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而已集·答有恒先生》)痛感交流的失败受挫，于自嘲中更多的是一种“隔膜”的悲凉孤独和精神的苦痛。正是藉此痛苦经验，才有“抉心自食”的文字，大约这也算是一种不得沟通不能沟通的沟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