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父亲这个特殊身份的角度切入,分析黄春明在七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人物关系,并试图探讨人物关系背后的社会变迁和文化矛盾问题。
关键词:父亲乡土身份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001-02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写于七八十年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了1967年的《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1968年的《鱼》、《儿子的太玩偶》和1977年的《我爱玛莉》等。这一系列小说里,都力图展现乡土社会以及生活在这种独特环境中的底层民众,但是在这具有台湾特色的社会人情和文化生态背后,都蕴含着某种迷茫和扭曲,表现的一方面就是父亲形象的无力和沉默。台湾社会在五十到七十年代呈现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政治高度禁锢的同时,经济却在外来美日势力的刺激下高速发展,本土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威胁,开始被迫向资本主义经济倾斜。在这样的挤压和碰撞下,乡镇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但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作为主力力量的父亲角色却缺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跃在乡间的祖辈,或无奈,或抗争。必须追问的是。父亲们都去哪里了呢?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投入到这种急速的转变里。在缺乏力量的这一代人身上透露的是依赖和脆弱,同时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失落,他们成为了沉默在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一代人。就这样,父亲的形象在黄春明的小说世界里是无名的,或者被忽略,或者被模糊,失去了本该有的声音,他们从未体现叛逆,却遭到乡土母体的离弃。
一、黄春明在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就黄春明在七八十年代的作品而言,父亲形象在他这个时期的小说里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无名的,另一种则是被遮蔽的,第一类像影子,第二类则像小丑。首先是无名的父亲形象,这样的父亲身份确切,但是或省略或疏离,以一种无作为的状态存在于小说之中。《青番公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这么一个有着理想光环的老人,他辛勤耕耘,热爱土地,但是小说中却并未描述他的子辈。而将笔墨着力描绘其与孙儿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相似的还有同年发布的作品《鱼》。这样的祖孙之情也表现在青番公回忆自己遭遇洪水灾害时,奋不顾身抢救他的祖父。《看海的日子》中描写的是一个为了家计沦落风坐十几年的妓女白梅,在一次返乡偶遇自己曾经的姐妹之后,决心生一个孩子,并回到老家重新开始生活。在她带着新生儿坐着去看海时候,她哼唱:对了,你爸爸就是一个很勇敢的讨海人。有一天他为了捉大鱼,在很远很远的海上死掉了。带着希望坚强活下去的白梅。从心里已经否定了孩子父亲的存在。此外小说中,白梅的父亲早亡,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太哥也被塑造成了一个等着截肢,丧失劳动能力的懦弱男子。这些作品里的父亲是缺席的,被虚置在小说整个情境里,靠着似有若无的单薄形象,仅在人物关系中发挥些许作用。
第二种类型则是被蒙蔽的父亲形象,他们从生活甚至延伸到生命上,都因为富有特性的隔膜而被遮掩起来。《儿子的玩偶》(1968)里,作为广告人的父亲,由于职业的需要,天天在脸上抹粉,打扮成怪异的西方士兵的形象,顶着广告脾在街上行走,儿子只认识他化装之后的形象,为了亲近自己的儿子,他只能无奈重新抹粉乔装,做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里的陈顺德为了照顾上司的狗,公然弃置妻儿不顾,完全被谄媚和利欲遮蔽起来。不顾狗的暴躁会危及家人,更是在妻子问他是爱她还是爱狗的时候,不假思索的回答是后者。这些父亲们,在家庭结构中的父亲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往往受着经济势力的打压而失去了底气,在经济大潮的冲击里,他们涂脂抹粉、卑躬屈膝,在家人面前真实的露出奴才本色,在失衡的家庭关系里折射出社会的混乱与堕落。
无论是无名还是被蒙蔽,父亲的身份始终是虚空的,失去身份的背后蕴含着深层的焦虑与迷茫,而这主要的矛盾还在父辈和祖辈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一方的弱化而显得温和,相反,隐去矛盾一方之后,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拉锯战,或单纯的表现在祖辈的坚定捍卫,或只出现在父辈的无力退守,但是实际上他们背后代表的不同价值观各自为据,在表现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上依然充满力度,父辈在祖辈及其乡村文化内部成长,再回过头来对抗这种文化和传统本身,这种失衡的对抗构成了黄春明对于台湾乡镇生活和民俗的个人思考和文化批判。
二、沉默的父亲
沉默的父亲都是一个个出身在这片乡土上的普通人,浸润在这一片原始和神秘气息里,同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关系因为外界的介入开始分裂,他们的缺失指示精神家园的崩塌,他们被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所淹没,在和祖辈和其子辈之间都存在隔膜。朱大可在其《流氓的盛宴》一文里强调了“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身份的破裂表现为三个方面:人与土地的分离、人与国家(家园、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等)的分离、人与自身的分离。在这三种分裂中,人与自身的分离是最为严重的,这是一种丧失自我的表现,失去了人之为我的精神本根。沉默的父亲形象可以理解为一系列身份的丧失,展现的是人与土地,进而是自我的多层剥离,这种无声而又血淋淋的分离过程中,先是作为家庭关系中的父亲,然后到社会人的父亲,最后是仅作为一个单纯人的父亲,只剩下一副苍白脆弱的躯壳。
父亲形象的弱化首先表现在血缘身份的丧失,从身份秩序上瓦解了之前的传统,衰老的祖辈和柔弱的母亲用韧性和坚定取代了原该属于他的力量,子辈又用简单鲜明的特质代替了原该属于他的继承和传扬。像青番公、阿盛伯等这样的祖辈身上,体现的是神秘和崇敬的情感。他们迷信固执,但是却闪现智慧的光芒,他们是正在消逝的这片乡土的见证人,是有着原始气息景物、人物、生活的守护者。而像白梅为代表的母体身上,则有着类似现代人的特质,对于独立人格和尊严的追求,她们默默而又坚韧的生活着,在父亲这个角色缺席的情况下,坚强的孕育后代,种地谋生。这一个群体都以坚韧的生命力和坚定的魄力,成为了代表乡土的精神力量,取代了父亲一辈的实际作用。孙子则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者,他们是祖父们希望的载体。虽然他们可能成长的并不竟如祖父们的期望,像抱在白梅怀中的新生婴孩,像阿明那样仅是个单纯爱恋风车的小儿,像从山下回来的阿芒,他们是未来,他们有独立于父辈的发展轨迹,虽然这一切都不明朗,亦如当时的台湾。父辈,特别是第一类父亲形象,被排除在上述群体之外,在以血缘为联系的身份秩序上断裂。
父亲形象的沉默从深层次来讲。表现为社会身份的丧失。他们成为了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异乡人”,他们从不曾叛逆,却遭到了乡土母体的遗弃。他们的身上没有祖辈,即像青番公、阿盛伯们那样,寻求理想和尊严的不屈和坚韧,也没有白梅那种现代人的理念、觉悟和追求,他们只是丧失了原来的精神之家,却又没有融入到新的价值体系里,因为无根而致使无名,成为了黄春明小说中弱势和卑微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出现也标志着台湾社会的母
体内部一些优秀传统和品质,即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伦理习俗等方面都在流失。
在社会结构中最具力量的父辈们却在黄春明小说里集体失声了,成为了沉默的一代,他们的人性本质也发生了腐化,在这些儿子们的身上并没有作为新力量的叛逆和神气,却散发了为了名利奔波的势力和懦弱。从扭曲变形的个体家庭可以折射出当时台湾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卑躬屈膝的屈从于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局势下的无力。从文化的角度看来,他们也是所谓文化失调的典型标本。很多作品都力图表现乡土题材和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矛盾,直接或间接,同时也在从中寻求这种矛盾的出口,在黄的作品里,他似乎在乡镇淳朴神秘中寻求片刻的歇息。如费孝通所定义的文化失调那样,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社会问题便源于这种文化失调,作为社会主力的这一代人,他们便以这种社会问题的载体出现的,即文化失调现象的表征。他们被工业文明淹没,他们的缺席让整个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加速崩溃。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也相继发生变化。他们或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处境,走出乡镇在城市的工业文明里卑微生活,或者放弃传统的农耕社会营生,接受现代经济新衍生的工作。于是有了《玛丽》里的刘德顺,谄媚的照顾一条上司的狗,荒唐的在这么一条混种狗身上实现自己的升迁,也产生了《儿子的大玩偶》的坤树,无奈苦涩的做了广告人,沦为现代经济下特有的可笑新品。
三、缺席的父亲
缺席的父亲角色透露的是作者内心的文化心态和对于乡土的认知,作为从台湾乡镇走出来的他,作品表现的是对一种即将被现代文明包围和吞噬的原始人性的维护和挽救,他更希望的是它能在现代钢筋水泥的坚硬和冰冷中保存下来,免于被吞噬的厄运。黄春明看到了现代文明中的缺陷,对于现代文明他是怀疑和否定的,这让他将目光从这种现代文明的泥沼移开,投向台湾乡土小镇那洁净神秘的土地,但他也毫不怀疑的希望通过吸取原始人性中的有益因素来建构现代文明,于是他崇敬祖辈的,美化甚至可以说是崇高化,同时,他也对把父辈,作为被现代社会“感染”的一代,进行深刻的批判,有选择性的让父亲们成为沉默的一代人。
肯定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却将父辈悬空,让他们跌落出这种传统文化圈之外,无法定义和划归自己,游离于传统文化道德的领域之外,却又也无法融入西方殖民主义色彩的现代社会,处于尴尬错位的境地。可以说黄春明是否定父辈这一代,他在怀疑之余,明显表露出来对于他们所属这一代的惶惑和不安,本该是承担解决问题的这一代人变成了问题的一代人。父亲们不高大。而且有形象感不足的问题,从作为血缘关系中的父亲形象,再到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父亲,再到仅作为一个人的父亲,从这三个层次上来说,黄春明都进行了否定。思想批判在形象描绘上所表现的矛盾和冲突。在弱化和丑化父亲形象的同时,作者就已经明确作出了他自己的文化选择。这样的选择,既不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激烈挣扎,也不是家庭内部的代际矛盾,而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处理,乡村的宁静安逸。城市的纷乱吵杂,人物成了活跃在其中的一个个符号,在社会变迁的大流,即现代文明将传统慢慢吞没过程中,父亲们就成了犹如溺水般的一代,他们的沉默就是对这种失落和吞噬的无助回应。
从纵向来看黄春明的创作,分为好几个阶段,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系列小说中,他回归到自己最为熟悉的生长环境上,真实动情的展现了乡镇风貌。从沉默的父亲这个角度切入,也是为了表现在外在消费经济冲击下传统乡土社会变迁的主题。侧重父辈这一代人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境、状态和意义,更多关注的是其社会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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