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师范学院,湖南 衡阳421001)
师公阶层作为仪式的主持者,是瑶族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即仪式主体。他们对仪式的理解和讲述,是瑶族文化变迁最直接的呈现。当前,仪式在瑶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通过文献、器物去揭示,更要通过师公的讲述,才能全面、生动地考察瑶族传统文化在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生命力,以促进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笔者长期跟踪了永州市新田县门楼下瑶族自治乡赵春茂师(1939年生)。赵春茂师公,80岁,生于新田门楼下乡高岱源村。1956年因为家里没钱辍,1957-1961年担任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1962-1967年担任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18岁-52岁,干了34年的村干部。赵师公说:
我这个人灵活些,才有心学做师公。最开始,自己在家抄《梁山伯和祝英台》,师傅跟我说,你与其抄这个,不如跟我抄师公书,学当师公起码还有一个蛋吃,以后世界太平了,万一有人家要还愿,你还可以帮人还愿。于是,24岁(1963年)开始师从同村同宗赵春福(1915年生)。1963-1978年不信神不信鬼,我只能私下偷偷学。只要家里有菜,就请师傅到家里喝酒,边喝边学,师傅把还愿的流程,怎么唱师公歌,走罡步都告诉我了。师傅后来眼睛看不到了,不是我偷偷学,就学不到了。晚上就在家抄经文,理解里面的意思。这些经文是我从1962年开始抄的,不是我抄,这些书早就失传了。师傅的书放在装谷子的仓库里,下雨全部泡湿了,全部扔了。我在家自学了7年,有时候学到凌晨2点,边抄边学唱,这样可以以解除忧愁。
1978年以后,民间信仰慢慢恢复。恢复后第一个道场是帮一个死去的老人做,这个老人上过刀山。我的师傅还有一个儿子,他儿子比我大两岁,但是因为我会写文书,所以师傅带我去做道场,师傅收了六个徒弟,我是第六个。我也收了六个徒弟,但他们没心学。学做师公很苦,要能写、能背、能跳、能唱。没学到家,不仅接不到神,还会惹祸上身。我们村有个人,没出师,给人做道场,回来的路上,看到两个鬼挡路,回来就吓死了。
赵春茂师公学做师公期间,恰逢破除封建迷信时期,他偷偷自学,为此还经常受到批评。这一时期,学做师公不是出于谋生目的,而是全凭个人兴趣爱好。赵师公家藏的经书都是他自己抄写,赵师公对瑶族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到80岁高龄,他仍坚守瑶族传统文化,身边的人包括家人都移居到县城,唯独他仍坚持住在大山深处,对大山有着隔不断的深情;仍坚守一名师公的职责,为人解难,维护大山的宁静与和谐。他说:
我给人还愿,还愿就是解愿。做晚辈的不孝顺老人,老人记在心里,对灶王府君说了自己的怨恨。结了愿,就要解愿,否则家里的人会遭报应。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叫春宝的人,因为偷鱼,出去七天突然疯了,七个月不回家。他老婆柏秀要我替他家安神堂,说之前请了两个常宁的师公没安好。我去他家,他嫂子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春宝爸爸几兄弟不孝顺,杀了一头猪,没让爷爷吃一口,爷爷记在心里诅咒家里人,死后成了小愿。春宝两兄弟因为爸爸不孝顺,把爸爸绑起来,他爸爸就骂了他们家几个不得好死,他变鬼也不会放过他,爷爷的愿和爸爸的愿结在一起成了大愿。他爸爸死了以后,春宝出去偷鱼所以疯了。知道这事后,我跟家先说好话解愿,安好神堂。然后,给他画了两道符,一道挂在身上,一道烧成灰泡在水里喝下去,这样就能驱鬼。没过几天,春保不疯了,回家了。
我最遗憾的是没学到还“刀山愿”。还“刀山愿”要七步梯,14把刀,一边插一把刀,还要画一幅画。14把刀上的字、画师傅都告诉我了,但没告诉我踩刀口的两杯水。1960年没有饭吃,人都饿得水肿。东元曹那边有个师公天元老者,快死的时候,叫我师傅去解卦,我师傅叫上一个叫三毛的老者。谁知道,天元老者对三毛老者不满。别人都没得吃,他一日三餐吃糯米酒糟。师公在床上“哎”一声,说要还能带你们再走一次就好了,别的什么也没说。在东元曹待了两天,师傅问天元老者三次,天元老者还是这句话。原来,这个三毛老者到桂阳水村还刀山愿,有七匹土花布接成的缎子,土花布一尺六长,一尺六宽,七个人每人一匹。这个三毛老者,一人拿了6匹,天元老者觉得他太贪,所以不愿把上刀山的全部内容告诉三毛老者。如果只有我师傅一个人去,天元老者会全部传法给我师傅。我师傅把什么都传给我了,就这两杯水没有传给我,所以我不会还“刀山愿”。
赵春茂师公作为湘南三市六县八瑶族乡大师公,除了“刀山愿”,他能完成其他所有仪式。在讲述过程中,他反复提及“两碗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遗憾自己没有能完全继承师公的衣钵,感叹传统的遗失。赵师公一生不图名利,至今仍住在家传的老房子里,但经济的拮据没有改变他从事师公行业的初衷,他始终铭记师傅的话:如果有人要还愿,你还可以替人还愿。赵师公恪守师公的职责,替人解难,做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通过仪式,师公将这一信仰渗透到瑶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家里遭灾遭难,便会请师公询问原因,并寻求解决办法。同宗同族人的命运都被捆绑在一起,同神堂的人任何人犯罪,都会报应到后人身上,这种信仰无形之中起到道德规约的作用,成为瑶民共同遵循的道德法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神灵的保护,做不同的仪式要请不同的神,不同姓氏的家族请的神也不一样。他们坚信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通过师公打筶头都可以在神灵那里得到答案。神也通人性,要敬酒、供饭、烧纸马、烧纸钱,神灵满足主家许下的愿,如果没有得到报偿,会生气发怒,而且会把气撒在家族任何一个人身上。人死了以后,肉身和灵魂分离后,魂魄要走回家里的神堂,否则成为孤魂野鬼,走回神堂的魂魄,成为家先神,接受后人的供奉,保证家族平安富足。如果生前不孝顺父母、做了偷鸡摸狗的事不仅自己会受到报应,还可能报应到后代身上,死后还不能顺利走回神堂。
对于瑶民来说,仪式没有所谓关于宇宙观、价值观的抽象意义,他们不理解也不在意仪式过程,他们只在意仪式的结果。只要完成仪式,师公告诉他们仪式很成功,他们便能打开心结,精神愉悦地生活。师公长年给人解难,了解主家的心意,他们只要完成师傅教给他们的全部程序,便履行了师公的职责。
师公信仰的神灵系统涉及了上界、中界、下界、阳界的各路诸神,各界诸神包含了佛教神、道教神、上古神以及“土著神”,并且互不归属,并没有形成层级化的体系。赵师公强调赵家的神是从衡州请来的,盘家的神是从连州请来的,不同家姓请的神不一样,还愿仪式也不完全一样。赵师公熟知还愿的流程,能够背诵经文,写文书,唱师公歌、跳罡步舞。湘南三市六县八瑶族乡的“盘王节”邀请赵师公作为主祭大师公主持仪式,赵师公由民间仪式主持者,走向了官方建构的仪式表演者。
1984年,瑶族文化研究专家在世界瑶族研讨会上,提议设立“盘王节”以建构瑶族身份认同。因此,“还盘王愿”民间仪式变成了学者定义的带有民族特色的节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还盘王愿”成为瑶族节庆仪式的重要内容,从原生性的民俗生活语境中的仪式,走向被政府建构而成的具有表演性质的“盘王节”,并以此被政府打造成一种“非遗”文化品牌。师公操持的仪式作为一种表演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建构的结果。
瑶族师公从民间仪式主持者到官方建构节庆仪式的表演者,从瑶族社会生活的主持人,到交换关系的被需求者一方,走上职业化道路,不仅体现了师公阶层的变迁,也折射出瑶族社会的变迁。瑶族生活受到经济原则的支配,原始的信仰在瑶族社会已日渐式微,仪式程序越来越简化,文化内涵已被淡忘,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信仰变成了世俗操作层面,缺少了价值层面的道德诉求和文化层面的理论阐释,渐渐失去昔日的道德约束力和对人际关系的调节力,成为空洞的象征符号。
当前,师公阶层面临着传承危机。赵师公招收的徒弟没有一个出师。由于学做师公,本人要有好的资质或条件,赵师公自称自己在一群人中灵活些。不仅要有好的条件,还要有心学。赵师公24岁开始学做师公,自学7年,每天抄书有时抄到凌晨2点。做师公不仅要背大量经文,学唱师公歌,还要跟着师傅参与仪式现场,熟悉不同仪式的流程。然而,在商品经济时代,瑶族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学做师公,如何培养传承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随着国家“非遗”政策的推行,国家参与建构的少数民族节庆仪式有助于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抓住时机对少数民族的艺术和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建构,挖掘、展示真实、独特的民俗文化,将其转化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背景下自我调整,通过发展、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盘王节”作为节庆仪式,强化了瑶族同胞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将民族的发展纳入国家意志,通过“盘王节”向外推广自身的文化。在挖掘地方文化时,不能停留于保护其“原生态”,而是思考如何展示,以在国家乃至世界的舞台上被接纳,从而让自身的文化发扬光大,更大程度上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实现认同。只有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才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要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完成师公信仰由经济向文化、由利己向利公的转换。深入挖掘瑶族文化宝藏,建构公共价值取向,把民间信仰同国家信仰价值体系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语境的复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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