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娜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一、前言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被誉为“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现代哲学的鼻祖”和“现代解释学之父”，是生命哲学、解释学和现象学等哲学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对精神科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奠基，对体验、表达、解释等解释学概念的深刻阐释，以及在批判康德的先验哲学时对理性的历史性（历史理性）和影响人的意志和情感因素的强调等，均面向探讨和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现代性危机，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性特征。这也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家重视和研究狄尔泰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说，不深入研究狄尔泰的哲学思想，就很难真正把握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内在逻辑。

　　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狄尔泰一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但是，狄尔泰的思想在其生前及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数量稀少，只有《施莱尔马赫传》（第1卷）、《精神科学导论》（第1卷）和《体验与诗》三本，无法展现其思想全貌。他的大量以草稿形式存在的遗稿被收入了自1914年开始出版的《狄尔泰全集》（共26卷）中，但这一出版工作却因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长时间停滞，直至2006年才最终完成，其著作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就更为滞后了。此外，狄尔泰思想自身的零散性、复杂性以及传播过程中遭遇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等主流思想冲击的窘境，也极大阻碍了狄尔泰思想的传播。

　　由于狄尔泰生前只出版了其作品的一小部分，且缺乏体系性，因此狄尔泰思想的整体性和融贯性的展现与《狄尔泰全集》的出版进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由于《狄尔泰全集》的出版时间跨度前后超过90年，且每一卷有特定主题，因此狄尔泰思想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下面，将就国内外狄尔泰思想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二、国外研究概况

德国是最早开展狄尔泰思想研究并且最富有成果的国家，早期的狄尔泰研究专家多为他的学生，如米施（Georg Misch）、诺尔（Herman Nohl）、格勒图森（Bernhard Groethysen）和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等，同时也是《狄尔泰全集》第1-14卷的主编。《狄尔泰全集》第1-14卷均为狄尔泰学生出版，其中第1-9、11和12卷出版于二战前，第5-6卷同年出版于1924年，第7-8卷分别出版于1927和1931年，第10卷《伦理学体系》出版于1958年，第13卷《施莱尔马赫传》（第1卷，副标题为“基于1870年第一版和遗稿中的补充”）和第14卷《施莱尔马赫传》（第2卷，副标题为“遗稿中的施莱尔马赫哲学和神学体系”）先后出版于1970年和1966年。他们为各卷撰写的导论，深刻影响了狄尔泰思想数十年内的研究走向。尤其是第5-8卷的主编米施和格勒图森，他们在导论中广泛征引了狄尔泰未出版的手稿和写作计划，第一次向人们展现了狄尔泰眼中精神科学间的融贯性，还凸显了他早期描述心理学进路和晚期解释学进路间的断裂。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恰好与这4卷出版于同一时期，他“将狄尔泰生命哲学根本极端化”，造成了“这种生命哲学同时被看作通向其释义学（注：Hermaneutik一词，中文译为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或诠释学。上述三种译法在本文中通用。）现象学的驿站”，令人们的注意力直接转移到了生存哲学上。[1]博尔诺夫在《狄尔泰哲学导论》（1936）中首次提出将狄尔泰的哲学解释为“生命释义学”，强调了狄尔泰和尼采之间的生命哲学关联性，1967年的再版对二战后数年内狄尔泰思想研究有深远影响。[2]二战后初期，狄尔泰思想仍处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阴影中，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卢卡奇（《理性的毁灭》，1967）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探讨也往往聚焦于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狄尔泰思想和纳粹思想的渊源关系，颇有歪曲和误解之意。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的出版，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狄尔泰思想的研究热情。在这本书中，伽达默尔将狄尔泰视为浪漫主义解释学走向哲学解释学的重要节点人物，肯定了他“从历史学派的历史经验和唯物主义遗产间建立一个新的认识论上的可行的基础”[3]的做法的意义，也批判了他借助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精神”以及自然科学标准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做法[4]。随着《狄尔泰全集》后续第19卷的出版，伽达默尔对狄尔泰思想的观点有所变化。他高度赞扬了狄尔泰历史学批判的全面性和高超的表达技巧，也提出了重视狄尔泰晚年思想中“自省”概念的实践性内涵。[5]同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是从对抗工具理性的类似出发点，关注了狄尔泰哲学中对实证主义和精神科学规范性的问题的批判。[6]

　　伴随着《真理与方法》掀起的解释学研究热潮，《狄尔泰全集》恢复出版，第15-17卷相继出版于1970年、1972年和1974年。从第18卷开始，建于1976年的德国波鸿大学狄尔泰研究中心接手了《狄尔泰全集》后续9卷的全部编辑工作，主要编者罗迪（Frithjof Rodi）和莱辛（Hans-Ulrich Lessing）也成为了目前狄尔泰思想研究的绝对权威。在《狄尔泰全集》第18-19卷导论中，罗迪基于遗稿中整理、编辑出来的最新资料，阐明了自己反对早期狄尔泰研究者认为狄尔泰早期描述心理学进路和晚期解释学进路间存在断裂的观点，这一观点目前已被德国狄尔泰研究者们广为接受。德国波鸿大学狄尔研究中心于1983-2000年间编辑出版的12卷本《狄尔泰年鉴》，有两大常规主题：一是20世纪20-30年代聚集在哥廷根和柏林的狄尔泰学生们形成的学术圈的“精神科学教育学”（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dagogik）研究，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与狄尔泰学术思想间的渊源。该学术圈主要由米施、诺尔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学生构成，包括博尔诺夫、柯尼希（Josef K nig）、里普斯（Hans Lipps）、普莱斯勒（Helmuth Plessner）和维尼格（E.Weniger）。莱辛作为《狄尔泰年鉴》的主编，还在年鉴中搜集整理了1969-1998年间关于狄尔泰的研究文献，包括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1969-1973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74-1978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79-1983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84-1988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1989-1998年)。此外，他还补充了赫尔曼之前编纂的1969年之前的目录[7]，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狄尔泰研究文献目录。《狄尔泰全集》第18-23卷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国外的狄尔泰研究，博士论文和研究著作大量涌现出来，但仍以德国为主，美国并不多。这些研究主要以狄尔泰的美学思想，狄尔泰作品中的历史性以及狄尔泰和现当代哲学的关系为研究主题。[8]2016年出版的论文集《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狄尔泰》（Dilthey als Wissenschaftsphilosoph，2016）明确指出了近年来狄尔泰研究的新趋势：不再将他视为“大陆生命解释学”的代表，而是“更多从整体和广泛的经验概念来看待他对科学的理解”。他从来“不是将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而是从经验角度探讨学科哲学”。[9]纳尔逊（Eric S·Nelson）于2019年主编出版的论文集《阐释狄尔泰》（Interpreting Dilthey，2019），堪称目前为止内容最为全面的狄尔泰思想研究指南，囊括了欧美学界狄尔泰研究学者的最新成果并指明了当下研究的发展趋向。

　　霍金斯（H·A·Hodges）是二战后较早开展狄尔泰研究的英语国家学者。他出版的《狄尔泰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ilhelm Dilthey，1952）和里克曼（H·P·Rickmann）的《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先锋》（Wilhelm Dilthey.Pioneer of The Human Studies，1979）以及马克瑞尔（Rudolf A.Makkreel）的《狄尔泰：人文科学哲学家》（Dilthey:Philosopher of The Human Studies，1975；李超杰中译本名为《狄尔泰传》）都以传记性质的内容介绍为主，后者已成为狄尔泰研究入门的核心二手文献。值得一提的是，马克瑞尔（Rudolf Makkreel）与罗迪合作主编的六卷本《狄尔泰选集》（Selected Works.Wilhelm Dilthey，1985—2019），彻底改变狄尔泰英译本匮乏的状况，并且引入了德语版《狄尔泰全集》出版的最新研究资料，打开了英语世界狄尔泰研究的新局面。英语国家学者多从解释学、历史和文化角度开展狄尔泰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的研究专著《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The Tragety of Finityde: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2004）。作者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始点，在狄尔泰所处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建构了他解释学进路下的生命存在论，其中阐释狄尔泰有限性释义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释义学之间关系的章节尤为精彩。

　　其他国家的狄尔泰研究工作也基本遵循了“先译介，后研究”的经验。法国正在着手翻译马克瑞尔和罗迪的《狄尔泰选集》，可以期待不久后打开研究局面。意大利和日本的狄尔泰研究者已经是第二代，每年都会有访问学者到波鸿大学的狄尔泰研究中心做研究。

三、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学术界最早的介绍狄尔泰思想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937年3月陈铨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书评《狄尔泰与当代德国哲学》[10]，此后近乎空白，真正意义上的狄尔泰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开展起来。

　　目前，我国已出版的狄尔泰著作的中译本主要有：《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艾彦，2012，译林出版社），《历史中的意义》（艾彦，2016，译林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手稿》（陈锋，2012，上海译文出版社）和《精神科学中历史意义的建构》（安延明，20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其中，《历史中的意义》实际上是译自里克曼的一本狄尔泰选集（Meaning in History:Wilhelm’s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1961），除陈锋的译著外，其余均译自英文本，安延明的译著对应的是马克瑞尔和罗迪的《狄尔泰选集》第3卷。目前，我国国内已出版的国外狄尔泰传记及重要研究著作的中译本，主要有：《狄尔泰》（[英]H·P·里克曼著，殷晓蓉、吴晓明译，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狄尔泰传——精神科学的哲学家》（[美]鲁道夫·马克瑞尔著，李超杰译，2003，商务印书馆）和《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荷]约斯·德·穆尔著，吕和应译，2016，上海三联书店）。总的来说，国内相关译著稀缺，狄尔泰著作很少译自德语原著。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狄尔泰的关注度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研究专著和论文。《理解生命——狄尔泰哲学引论》（李超杰，1994，中央编译出版社）和《生命洪流的奔涌——对狄尔泰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评》（陈锋，20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侧重于对狄尔泰思想做总括性介绍，后者比前者内容更为全面、详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本体论转向》（田方林，2009，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走向精神世界——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谢地坤，2003，江苏人民出版社）和《狄尔泰教育学研究》（陈锋，2007，甘肃教育出版社）都是对狄尔泰思想的一个片段进行评述和介绍，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研究深度和创新性不足。国内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四篇：《狄尔泰的生命认识论》（李超杰，1992，北京大学），《作为整体的精神科学及其认识论与逻辑学》（陈锋，2002，复旦大学），《历史、理解与真理——狄尔泰历史解释学探微》（孙玉良，2008，复旦大学）和《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探微》（付德军，2010，复旦大学）。前两篇论文都是从精神科学方法论角度进行的介绍和探讨，后两篇是从解释学角度探讨了生命/历史解释学的渊源、影响和历史命运，论述较为系统，但缺乏研究深度和创新之处。国内重要研究论文，如谢地坤的《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哲学动态，2006年第3期）、张汝伦的《从心理学到释义学——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和《狄尔泰与历史哲学》（复旦学报，1993年第2期），张庆熊的《描述心理学对先验现象学——兼谈狄尔泰和胡塞尔在哲学思想上的联姻和争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和《狄尔泰的问题意识和新哲学途径的开拓——论精神科学的自主性及作为其方法的诠释学》（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张世英的《“本质”的双重含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黑格尔、狄尔泰、胡塞尔之间的一点链接》（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倪梁康的《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渊源》（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9月）和《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学术月刊，2014年1月），高桦的《狄尔泰生命释义学的起源》（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狄尔泰的意义概念》（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以及《“内知觉”,“意识事实”与“现象性原理”——论理解狄尔泰“体验”概念的基本前提》（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这些研究论文或是以“狄尔泰与XX”为题，研究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客观精神、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与狄尔泰思想的源流关系，或是以历史哲学和心理学等狄尔泰早期思想源头和晚期阐释学转向作为探讨的对象，论述较为系统深入，但基本都停留在各自以往的研究领域，没有实现根本性突破。

四、小结和启示

综上可知，和德国、英美等国相比，我国的狄尔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高水平的译著和研究成果。现有论文和专著多谈及狄尔泰思想的某一部分或将其作为参照系进行他人思想的研究，论述缺乏针对性、融贯性和理论深度。今后，我国不仅需要加强狄尔泰原著和重要二手文献的译介工作，捋清狄尔泰的思想渊源，明确核心概念和主要思想内容，认清其哲学的历史地位，更应关注国际狄尔泰研究前沿动态，对社会学、伦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进行深度挖掘和拓展研究。尤其是新兴的对“狄尔泰学派”思想的研究，对狄尔泰手稿的整理和再认识以及与国内当下流行的实践哲学研究相结合的实践伦理维度的思考，都是值得国内学者关注的新的研究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