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洋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贵定551300）

一、前言

蹇先艾是由贵州走向全国的著名现当代作家，20世纪20年代以一篇应征作品《人力车夫》步入文坛，代表作品有《水葬》、《在贵州道上》、《盐巴客》等，《水葬》更是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目前，学界对蹇先艾的研究主要停留在1949年以前，且多从乡土文学、地域文学的角度展开，对他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在面临政治环境与文学环境巨变背景下的思想转变鲜有涉及。作为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对蹇先艾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系列选择、调整、适应与坚守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价值与意义。

二、蹇先艾“十七年”时期的政治选择

政治环境的改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蹇先艾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北京返回故乡贵州的，作为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在大转折时代来临之际，他面临的情况虽是复杂的，但整体来说蹇先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进是平稳的。

　　不管是“老远贵州”的乡土文学创作，还是描写社会黑暗、反映民生凋敝的现实创作，蹇先艾都属于“为人生”的创作之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蹇先艾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在贵州兴教育、办报纸，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鼓舞了人心，帮助人民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现实。蹇先艾曾在《一个先决问题》中，明确提出“文章下乡”的口号，提倡写通俗文艺，主张文学作品大众化、通俗化，这和党在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线路是高度一致的。

　　蹇先艾除了关心民生疾苦，拥有高尚的爱国情操外，他在生活中亦性情温和、谨言慎行。1948-1950年间，蹇先艾主动辍笔，认真学习解放区和“新中国”文学的文艺政策，为自己补课，让自己尽快赶上时代。在短时间内，蹇先艾很快调整好心态，陆续发表了《我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文艺创作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批评》等文章，向着工农兵方向转进。即便《春耕》作为蹇先艾“新中国”文学文艺思想的转变之作，招来批评：“舍麒、一村、宁静、鲁勘（合写一文）和崔茅、张德枢几位同志都写了很尖锐然而是善意的批评寄来。”蹇先艾还是低调行事、认真反省检讨自己：

　　“为了热心赶任务，就没有认识到艺术的宣传与一般宣传的区别。我当时对农村情况不了解，对农民生活斗争无体会，完全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来代替农民的感情，只写了一些死板的、繁琐的表面现象，而且是作为客观现实来描写的，缺乏生活，充分表现出天真的、自然主义的色彩”。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蹇先艾在解放前因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从不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合作，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多次主动邀请蹇先艾参与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记得大会开幕那天早晨，我站在台上，凝望着那些鱼贯走进来的，热情洋溢的献旗代表们，……我想到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所以才这样爱戴政府，感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这里面既有对新政府知遇之恩的感动，也有新时代朝气蓬勃带来的欢乐。蹇先艾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决心要努力改造自己，他一方面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另一方面他主动参加革命实践活动，每年都要多次下乡，参加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政治活动，见证了广大农村翻天覆地地巨大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蹇先艾的文艺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以后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不断向工农兵文学靠拢。

三、“十七年”时期蹇先艾的文学创作

“十七年”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蹇先艾积极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把自己所看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融入创作中，提倡和发表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十七年”时期，蹇先艾发表了各类作品，有散文、有小说、有杂文、有游记和报刊文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小说《春耕》、《节日欢歌》和散文集《新芽集》、《苗岭集》。

　　进入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翻身做主，这一时期蹇先艾的作品多着重描写党的政策给农村各个方面带来的新的变化。小说《春耕》于1950年发表在《贵州文艺》创刊号上，这篇小说标志着作家文艺思想的转变。《春耕》描写了熊春祥和他的妻子，两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感召和支持下，不再害怕土匪，勇敢地把受蒙骗当了土匪的乡亲们召唤回来参加春耕的故事。小说一扫蹇先艾以前忧伤、低沉、苦闷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民形象，作品的主人公也是普通农民。

　　有赞美新时代女性的，《江口姊妹》中有获得“插秧机手标兵”荣誉称号的青年女农具手黄宝兰和章仙桃，两位女青年努力学习先进技术，破除农村“妇女下田，天干三年”的民间说法，克服重重困难，成为农具改革的先锋。

　　《苗家新人》中机智、智慧的苗家新人史秀珍，她积极组织互助组，解决农民生产困难，提高技术，解决矛盾。

　　《不遇的访问》中通过他人之口叙述一位贵州东南部重安江一带的革人姑娘龙德英的事迹，龙德英的父亲曾受到地主非人的欺辱在牢中死去，母亲不久也死了，孤苦的她被人收留。龙德英比较上进，十三岁就当姊妹团团长，后来又带头参与互助组、高级社，学习犁田，逐渐成为社里的先进，后来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镇远的日子》中描写了在旧社会被匪兵掳去，在党的教育下，如今已经成长为乡妇联主任和州代表的李秀兰。

　　有反应新时代农村新风貌的，例如《十家寨》中描写黎平县中朝乡工作组到一个叫十家寨进行土改的宣传工作，反映了党的好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变，以前破烂的草屋得到了修补，增添的崭新的砖瓦房，农村青年男女个个精神抖擞，机械犁田、积肥、修水利、撒秧等一派农忙场景，把农民翻身做主的新面貌呈现出来。正如作者在文中描写农村妇女像“山坡上的画眉或八哥，爱唱、爱跳，彼此间又爱看点小玩笑。据说，在旧社会，他们也是和老人们一样愁眉苦脸的，像这样的欢天喜地，还是这些年的事情。”这种变化使蹇先艾尤为感慨，是党的好政策使得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反映新时代和谐关系的，如《友爱》中反映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民的不理解，农业合作化遇到重重阻碍，但在党的好政策下，有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工作人员顺利解决了矛盾，积极协调分田，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土改，正如《友爱》中的黄老奶说的：“自从盘古开田地，都没有过这样的稀奇事……”。

　　有反映新时代贵州民族风情画的，如蹇先艾笔下的鼓台山，完全是一幅宁静而优雅的山居图，“到处是水田和梯土，一条清浅的消息缓缓流着，发出潺潺的声音，溪底小石头子盈水鲜明，溪上有一座苔痕斑斓，古意盎然的弓背小桥”。《在镇远的日子》一文中，描写了少数民族盛会，苗族妇女身着盛装，戴空花银帽，个个挽髻，髻上插着高耸的银角、银花，挂着各式的不同的银项圈；侗族的妇女们却梳着偏髻，穿着各种五彩绣花的服装，用侗青布勒头，穿大零缘花边的衣服带裙子，她们缠腰带，绑裹腿，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961年，在党中央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后，农村经济很快得以恢复，文艺创作也得以重新呈现繁荣的局面，小说《节日欢歌》正是蹇先艾在此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节日欢歌》描写了作家在一个汉侗杂居的山村与农民共度重阳佳节的情景，大山里洋溢着丰收带来的欢乐氛围。蹇先艾在描绘少数民族地区民俗风情画的同时，通过作品告诉世人，党的政策的优越性给农民带来了利好。

　　应该说，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事件、不同人物侧面，反映了建国后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把这些作品串联起来，就是当时的贵州边远少数民族农村改革的一隅。无疑，蹇先艾的体验是深刻的，他主动走向基层，去感受，去观察，去体会，而这些亲身实践正是蹇先艾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

四、结语

“十七年”时期，蹇先艾的文学创作在反映时代的变化、农村的新貌、党的新政策的同时，也坚守着他的乡土写作，只不过这时的乡土写作已不再是二三十年代的揭露与批评的笔触。蹇先艾通过个人思想的反思，迅速调整自己的认识，并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变革中，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可爱、年轻的新人形象，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对新乡村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赞扬，可以说他是新时代自觉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