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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与现场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下旬刊 热度: 23097
胡文磊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210093)

  且不说一切唯识,只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总是以其意识,意识着周遭世界,意识着他人的围绕,意识着物品的拥挤。在此意识之际,人们总是总结出一些生存的经验,并进一步将其经验上升为经验知识乃至经验论式的真理,即使不作如此的升华,那些生存与辗转的经验也会演变为一种老生常谈而流传于一代又一代,从而以此相同的经验勾连起一个民族的习俗。然而无论是知识,还是习俗,其肇端莫不是意识。在此角度上看,意识显然可以作为临时性的阿基米德点来被看待。因此,意识需要被记起,需要被针对,需要被凝视。

  奥古斯丁说过:“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1]这一时间观念被胡塞尔继承,内意识现象学认为时间有三个维度,过去的滞留,当下的感知、未来的前摄。因此时间被思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意识流。或者也可以说是内在心灵的流淌形式。那些被意识到的事物,也就是被当下感知到的事物,被滞留再现出来的事物,被前摄带入的事物,就在心灵的质地上铺展成为世界的图景。

  人们似乎就是这样生活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在其意识之中继续针织着新的意识图案。人们在场于这样的意识世界,并于这样的世界之中从事着品类繁盛的事务。人们以其真切的感受,以其客观的理知,与事务共流转同成败。这是宛然一种实在的价值世界,得失欢苦,荣誉屈辱,都是一种在场状态的效果元素。当一些艺术家从事一些艺术创作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就会对这种牢固却又漂浮的意识形成某种效用,或者美化,或者威胁。我们看看下面这件作品,其在场性完全依赖于日常生活的在场,并于同样的在场之中,突发一个事件。

  在《重要的是现场》中对《喊》这件作品(1998年徐震的行为艺术)描述到:“徐震在上海市区人口密集的若干公共场所大《喊》一声,就在人们受到惊扰而回过头来的那几个瞬间他摁下了快门。就这样他让我们看到了人们是怎么‘看’的:惊奇的、漠然的、嫌恶的、焦虑的或者是平静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他们眼中烙下了印痕。以这种方式,徐震向我们证明了风景的出现是一种遭遇,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2]意识之河源源不断地从无始而来,似乎也在去向无终之处,它所流过的场所如感知如记忆如想象就以暂时性之状写入了在场。一个在场紧随着一个在场,一个在场交融于一个在场,一个在场替换一个在场,然而那些恒河沙数一般的在场细密又紧凑地铺展为一幅整体的在场,在场之为周遭世界,在场之为流动的世界。人们各自生存于各自的在场之中的同时又与他人的在场相依为命且同是一个在场世界。人们摩肩接踵地同行共处,以此我们看到人们形成了源源不断的人流,这些在场的人流携带着在场的意识流,生存与流转于地铁、商场和江畔等同样在场的场所。这位艺术家,也以在场者的身份隐身于在场的人流之中,但所怀有的意图却是针对于该人流和该人流所相融的意识流。当在恰当的时机大喊一声,那流动的人们和意识便骤然被惊断,就像引文中作者所描述的,人们茫然回顾,呈现出了惊奇的、漠然的、嫌恶的、焦虑的或者是平静的面容。面容上所缱绻着的心态,正是曾经刚刚光滑流淌的意识,因其被蓦然地折断而受其流动的惯性所卷起来的意识形状,呈现在了众生的面容上。在这一瞬间,人们除了这些空泛的情感性意识而外,几乎并不存在实际的图景。意识此时因意外而陷入了空洞的困境,但正是这一空洞,意识才有可能意识到它自身,才有可能意识到纯粹的现场。这是一条意识的裂缝,一如德乐兹对话语之裂隙的捕捉。但这一瞬间极其短暂,几乎瞬间又被盈满,从而被在场与在场的一切事物所遮蔽。于是茫然回顾的人们,在对这一喊声寻获无果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自身之光滑流淌的意识流,并继续着在场世界里的人群潮流。当其过程被记录下来,就成了艺术的文本,一再地被阅读,重复地被观看,循环地被叫喊。于是,人们形色各异的面容,面容上面空洞的眼神,就与作为观众的人们开始了面面相觑。成了风景的人们与同样是风景的观众面面相觑。彼此看视,互为镜像。风景的人们是什么,观者的人们就是什么。风景的人们听到了喊声,观者的人们也听到了喊声。无声的喊比有声的喊更加有力。在这一作品中,那喊声努力地穿透着每一个人,但结果却鲜有人被真正地穿透,被本真地打断。那无声叫喊,既是来自于它处,也是缘起于自身。那叫喊像一个不可见的风暴眼将重复地从那互为镜像的人们之中旋转而起。喊声有意,听者无心;喊声无意,听者有心。霎那之间,谁曾听见了自己,自己之为现场,供其意识的在场厮守和流转……

  这一现场艺术依据于日常生活的在场,以突发的事件试图打开自身闭合与流转的意识。作为可能性的意识本身之现场在冥冥之中等待着敞开。这件作品的针对对象是他者与大众,而这种打断意识的做法,也可以是自己对自己。如另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

  主体在西方思想的讨论中由来已久。现代性的主体多被认为是由笛卡尔所奠基的。福柯在《主体解释学》[3]中也将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指认为是肇端于笛卡尔时刻。这在关于主体的讨论中,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主体这一存在,在笛卡尔那里觉醒,意识到了他自身,并进一步确定了他自身的绝对性,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终的停靠,他奠定了与他相对的世界的关系,他始终是确定的无可质疑的在场。后来这一主体被康德进一步结构化,主体不仅是知性的,而且他还成了一个构造现象的主体,最后人为自然立法。从现象学开始,这一主体通过重新回到笛卡尔而将主体还原成了意向,意向所实现的是事物的亲身被给予,意向对于事物始终是本质直观,如此一来,事物赢得了自身的真实性,并总是以其自身之所是被给予意向。对现代性主体的征伐不仅在思想领域,在文学艺术中也是如火如荼。苏黎世达达对此主体的绝对性曾经予以了极端地否定。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法国、美国等文化领域兴起的新达达,继续演绎着对现代主体的解构之路。厦门达达以其同样的否定对艺术自身和艺术家予以了毁弃。黄永砯无疑是厦门达达的旗帜。如果说达达呈现的一般否定姿态总是面对着所谓的传统、艺术本身、体制等这些社会性的问题的话,那么如上面所说的,对主体这一问题的质疑便是其问题的核心区域。而黄永砯的工作,在其诸多变化莫测的样貌中,对主体的怀疑和否弃就是他的风暴眼。

  在《两分钟的洗涤》中关于其作品(黄永砯《占卜者之屋》1989-1992装置与场景)指出:“黄永砯所要颠覆的,并不是绘画,而是一种艺术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当时在前卫艺术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表现’。1985年,黄永砯发明了一套偶然选择的机制,通过转盘和投骰子的结果来决定绘画的展开形式。切断自我和作品之间的必然联系,否定作者的创造性,放弃自我对创作的表达,让‘自然的过程’去完成作品。对黄永砯来说,放弃自我,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与传统的借用,即人(作者)并不是宇宙的主宰,这截然不同于西方精神中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二元对立的现代主义。”[4]在日常的生活中,主体这一观念,基本是康德式的知情意结构,这已经是是当下我们理解人之为人的基本平台,并且在这一平台之上,理智占据着主导地位。黄永砯像一个破坏者,总是对此主体发动着异教徒般的攻击。但他的策略更加游击战,声东击西是其工作的常态,变化是其主要的不变。这与理性主体实现的稳定在场迥然不同。如果从其完成的作品往回追溯,我们是否能回溯到黄永砯,这是一个疑问,毕竟这些作品的缘起已然在最大程度上舍掉了作者主体,而偶然与随机成了自行的生发与演变,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使其主体消溺,这位艺术家更是借用了《易经》占卜这些古老的方式,作品的走向与形态更多地是从此所出,因其所变。在这种情况不明之中,主体何在?主体不啻为一种空忙的等待吗?等待之中随其命运多舛的所现而顺其自然吗?在《变化才是规则》中谈到:“黄永砯行动总是‘背叛’他的观念,而这恰是他的观念宇宙的核心。他的作品往往伴随了使人顺从的过程。”[5]行动总是背叛观念,这是一种克服主体的言行不一,这是让偶然和随机冲淡坚固的观念,因为观念作为符号和体系总在捕捉着行踪不定的生命。行动是生命,观念如模具。偶然随机乃至神告流溢出生命的作品,这必须有赖于坚固主体的让位,主体的这一让位,展开了短暂的空缺,以待命运多舛的到来,并重新充实起主体。在这位艺术家的行踪不定的思绪中,作品的成果并不是其艺术的诉求,主体的让位才是其艺术的出发点和短暂归宿,这一主体让位的事件永不固定,也永远在新的让位和游走之中。变化是其规则。在此情况中,在场的作品显得不太重要,有时候它们作为一种过程,有时候作为一种轨迹,有时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隐喻,这些作品不过是应对特殊局面的手段,也是在原初的主体让位之中所实现出来的在场者。那一让位,那一短暂的空缺,是否可以是一种非有非无的现场呢?在黄永砯这里,并不会执着于此。然而在主体的让位中,在对艺术、体制等方面的怀疑与否定中,这一现场便以不存在的形式得到了揭示。因此,黄永砯的工作,与其说是带来现场,不如说他总是对坚固可见的怀疑。这一怀疑本身或许就是不执不着,若即若离的现场?就像艺术家自己所说:“禅宗和达达一样,都是空的能指。历史唯一剩下的是大量的文字,文本,所以没有历史可言,我们就处在这一大堆垃圾场中,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促使旧的和新的神话成为完全空的能指。”主体的让位实现了空的能指,短暂而不断地充满与消耗,现场于中若隐若现时断时续,这是艺术的生存方式。但这一切不仅是短暂的存在,也是不可彻底性的。在《你要随时停下来,警惕一种彻底性》访谈中:“完全的达达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只有一个地方性的达达、暂时性的达达。”[6]对在场的不,本身就是现场之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行文一直以来所言说的现场,并不是一种高悬于某处的理念式存在,而毋宁就是对在场的不,当其本真地不之时,就是现场之路。在这位艺术家这里,这种情况,正是在对于主体的种种策略中所尝试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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