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文化馆,广东 东莞523070)
小说家昆德拉说,在近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具体存在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事实上,我们知道,帕斯卡尔、伏尔泰、哈曼、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尼采等等,哪个哲学家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呢?那么,昆德拉故意忽略近代哲学非理性一面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了说明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他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清楚到底什么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他倒是提出小说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他这一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伦理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小说伦理是一种群众伦理,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以便动员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文不想展开探讨昆德拉这一关于小说的晕眩伦理的局限和其合理性,只想借这个话题说明,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伦理理想,任何一部小说都在构建一种生活秩序,即都在构建一个伦理世界。
读完朱榜明、赵江的长篇小说《东江向东方》,笔者感到小说建构起了一个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伦理世界,即南方经验的伦理世界。
什么是南方经验?在我看来,南方经验是相对北方中原经验来说的,我这里说的南方,从地域上说不是广义上的南方,而是狭义上的南方,即岭南地区。由于至少从汉代开始与海外文化的接触交流不断,故岭南地区的人民,具有开放性,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岭南人还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较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创造了珠江三角洲多元化农业商品经济,以广府人为主干的'广帮商人'清中期就已驰名全国。同时,也带来了投机性、市侩性的负面作用,以及较为浓厚的宿命观,如广府商家中普遍可见到供奉关公为财神,在穗港澳等地民间存在迷信命运,敬神奉鬼的风气。商品意识不仅弥漫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往往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人们更多的是注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民系中的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弱。
南方经验的伦理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让我们沿着《东江向东方》提供曲折路径,去触摸、去感受、去体验。
岭南文化虽然有其独特的风习和气韵,但还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学说是儒家学说。儒家伦理和道德学说,在岭南地区人民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生活中,还是起着主宰作用。儒家学说,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爱、慈善和怜悯,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仁者爱人。”他要求人们要有泛爱思想。“仁”是儒学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核心,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仁”是义、礼、智、信的凭附和归依的本体。而“和”则是仁与义、礼、智、信融为一体呈现出的状态、达到的境界,“恕”是仁的延伸,是克己复礼、克己求和的一种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东江向东方》完整地把握和展示了南方经验中的儒家文化。在笔者看来,《东江向东方》首先着重展示的是儒家伦理中最具价值的一面。
仁义至上,是主人公之一徐好仁坚持的伦理原则。同时,这一伦理原则在主人公马成、凌云、杨燕芳等身上同样有突出表现。《东江向东方》中,作者把“仁”“义”二字当作整部小说的精神基础,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不断彰显出传统伦理价值的力量和作用。
儒家的伦理首先立足于个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修养摆在第一位,再由此向家国天下延展,形成中华民族特定的伦理道德体系。徐好仁无疑是作者选定的“修身”典型。从姓名的命取上,作者都独具匠心,“好仁”者,追求“仁爱”也。徐好仁如何“修身”?作者没有介绍。小说一开头就交待,徐好仁是“东江市莲花镇水枫村退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省市劳模,连续三届东江市人大代表,近四十年的老先进、老典型。他领导的水枫村,从一个地处山旮旯中靠种果树和经济林起家的落后小村,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农业致富先进村。上达国家总理及国务院有关部委,下至省市领导及周边省份各代表团,都曾来考察,对这个置身于绿色海洋中的山村予以褒奖。他曾是东江市及至广东省的‘名人’,在莲花镇一带,算得上德高望重。”从这段人物简介一般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到徐好仁之“仁”,已经化在了他平生的人生实践中,在一方水土上“算得上德高望重”,凭靠的不仅是他的修身克己,还需要智慧和承担的能力。这从“枕湖居”大门上贴的一幅对联可以看出来,上联:天尊地贵家栋国梁气运大旺坤柔乾刚;下联:天涵地养仗义怀良文昌大盛门高族望。横联:仁厚无疆。面对东江市委市政府实施莲湖湾“二期规划”追加建设用地三十平方公里“战略决策”,徐好仁挺身而出,秉笔上书,为民请命,这里体现的是一个“义”字;搞清了政府的规划意图后,为了顾全大局,徐好仁带头拆除了自己刚建不久、爱护备至并视若生命的私家别墅——“枕湖居”,体现的也是一个“义”字;他同情赖阿奶,千方百计照顾赖阿奶和她的孙子赖杰,他让徐家兄弟出资出力帮助赖杰在粤北建立养殖场,体现的也是一个“义”字;去世前要求大儿子把“易和”集团的根扎在莲湖湾,体现的还是一个“义”字。总之,整部小说中,徐好仁以他的众多“义”举,完成了他“好仁”的精神诉求。但是,徐好仁的“好仁”,与孔夫子倡导的“仁”,多少有些距离,孔夫子倡导的“仁”,是一种基于纯内在的道德自觉而获得其道德上的正当和完美。
徐好仁第一个“义”举,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善于计算”,多多少少有挽救“枕湖居”的私心在里面,在是否保住西瘴庙的问题上,他的这点小小的私心暴露无遗。他曾经想:“西瘴庙是桥头堡,又是试金石,西瘴庙能保住,枕湖居就能保住。至少,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希望还是有的。”
他的第二个“义”举,主动拆除“枕湖居”,也是在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选择。特别是凌云的亲自到访,给了他一个下台的台阶,同时也掐灭了他内心最后的幻想。
他的第三个“义”举,帮助赖阿奶的孙子读书创业,是因为他对赖阿奶有好感在先,至少在帮助赖杰创业这个行动中,明显已经渗透了亲情援助的情感因素,而不是求诸于内心的道德自觉。甚至他临终前要求大儿子徐用意让“易和”集团的根扎在莲湖湾的“义”举中,也不乏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考虑。当然,徐好仁的这些“义”举,和那些道德行为上的做秀又不一样,毕竟,他的一系列“义”举,已经渗透了岭南务实文化的因素,和他的伦理理想是一致的,和他内在的愿望是一致的。那种纯内在的道德自觉建立起来的伦理理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此,孔子也有过清醒的认识,他说:“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又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可见,内省式的道德伦理模式,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外在制约机制,才能确保“君子”的诞生。
如果说徐好仁身上体现出来的伦理理想彰显了他岭南乡土长老式的道德风范,那么,作为本书的第一号主人公马成,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伦理理想则显得更为复杂。他既有岭南人特有的务实厚道,又有市场大潮摔打出来的精明狡黠,既有开阔恢弘的全球视野,又有精微细致的洞见和察识。在《东江向东方》中,中国传统伦理核心“仁、义、恕、和”在他身上表现得既充分,又生动。
市委书记陈粤生认为,“东江市城市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使命感,催生了莲湖湾,这也是开发建设莲湖湾的决策思路和定位依据,是我市在发展战略上的一个思想成果。”作为莲湖湾开发建设的总指挥,他对其意义的认识,绝不亚于市委书记陈粤生。在马成看来,“开发建设莲湖湾是市委市政府站在东江市现代化建设高度,于近年来所作出的最为重大的、极富远见卓识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是关系一个城市未来的方向性抉择。”这一点很重要,这一清醒的认识,是他以后全部行为和思想的基础。
如果说仁是儒学伦理的核心,义是成仁的行为方式,那么和就是仁的精神、义的行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和包含了仁,并以义的行为方式所获致的融洽、和合的伦理情境和道德氛围。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在笔者看来,说的就是和谐、和合的意思。“和”强调是化解冲突,消弥争端,排除对立。马成在整部小说中的求仁、求义,其实都是在求和。在他看来,冲突双方如果互不妥协,争执下去则两伤,如果双方能够寻求妥协的办法,化解冲突,则是双赢。尤其是在莲湖湾拆迁征地这一关系千家万户利益的问题上,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拆迁户索赔的理由“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闻所未闻”。马成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灵活的处理手段,将一个个“钉子户”请到拆迁合同前面,心甘情愿地签字画押。如在晒谷沟三十几个铺面拆迁的问题上,面对想要多铺偿的张姓铺主,马成首先晓之以理,他说:“这个账好算。天底下,哪有不好算的账呢?像这样生财有道的商铺,账就更好算啦!”“你刚才说,算大账,托改革开放政策的福;算小账,托你们镇村两级领导的福。现在咱们算中账吧,莲湖湾建设,还得托广大拆迁户的福啊。托福嘛,互相给予,优势叠加。”接着动之以情,首先由罗惠民找到张姓铺主儿子的女朋友,接着由她出面说服张姓铺主儿子,最后让张姓铺主的儿子出面说服父亲。虽然绕了一个弯子,但矛盾最后迎刃而解,也正是这一个弯子,岭南文化心理中的柔韧和精明得到了生动展示。马成和所有的岭南人一样,凡事喜欢求和,怕打官司,怕起争端,可他接手莲湖湾开发建设这一重任后,实际上就是置身于矛盾的旋涡,每天都在打官司,口水官司、经济官司、感情官司、人际官司、重大决策上的官司等等,理不断,理还乱。也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司中,马成大“仁”、大“义”、宽恕、和合的伦理理想得以生动地展现。在莲湖湾“七号分图”的矛盾中,马成明知管委会副主任黎守良的意见夹有个人私心,联合体的设计图上不了台面,但他没有就此向陈粤生书记汇报,他和陈粤生书记一样,原则上支持凌云的“七号分图”,原则之外,他是爱护黎守良的。四号地块的违规开挖的人工渠因一场暴雨,水淹几个工厂,又造成索赔官司。马成不主张打官司,他说:“打官司,争自己的‘是’,指对方的‘非’。我看,还是不要争是非了!”“既然联合体的举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工厂方面损失,争端的焦点在于赔偿,那就不如高姿态,把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定在赔偿上。赔了,啥事儿也没有;不赔,演变成社会问题……”罗惠民认为马成没有把联合体挖渠设绊,阻截七号分图的用心及其恶果揭穿,有悖常理。马成则说:“揭穿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必为了揭穿而揭穿。这是个立足点问题,出发点问题。世界上可揭穿、未揭穿的东西层出不穷啊,而我们毕其一生,能做的工作、能解决的问题有限。”后经马成上下奔走,多方协调,不仅与索赔各方达成和解,还顺势解决了“窝瓜线”高压电缆迁移改造。在副主任凌云看来,马成既有指挥若定的气度,又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其实,她没有看到的是马成背后的伦理追求:凡事以“和”为目标,以民为本,与人为善,行止有耻,忠信笃敬。在这种伦理理想的支配下,面对凌云的感情攻势,他充分尊重,倍加珍惜,小心呵护,进退有度,既让凌云感受到兄长般特有的感情,又让她知道他的伦理底线,以太极般的智慧,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化解于无形。面对另一个女性——莲花镇镇委书记杨燕芳,马成更是视为亲人,既情同手足,又能点到即止,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被杨燕芳视为“沉香”。面对留学英国的女儿在恋爱问题上糊涂观念,马成由气愤到宽恕,再充分为女儿考虑,最后以“女儿香”的比喻来启发女儿自尊自爱。当女儿经历了一场车祸之后番然醒悟,终于发出“爸爸,我爱你”的深情呼唤。面对妻子伍妹,马成尽管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尽到丈夫义务,但在感情上始终忠贞不渝,捍卫着传统伦理的底线,不越轨,不失礼。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马成看来,忠恕之道,是消释怨恨,营造和合和谐环境的精神基础。因为他忠于自己的事业,那些跟着他玩命工作的下属,尽管也有牢骚满腹的时候,但最终还是支持他,理解他。因为他忠于妻子伍妹,尽管家里的事情由妻子一力承担,伍妹有时候也怨气冲天,最终还是能谅解他;因为马成的宽恕,拆迁钉子户叶二枝,成功引进“邢氏产业”,自己也走上了花卉技术开发的道路;因为马成的宽恕,久合电业株式会社在联合体开挖明渠殃及自身而索赔的问题上,悄然撤诉,一场最艰难的赔偿官司就此化解。在《东江向东方》里,马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马成本人,在这个南方经验的伦理世界中,无疑代表着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他作为这部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取向,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伦理道德,在适宜情况下对人的道德行为所能产生的影响。
在《东江向东方》里,朱榜明和赵江在极力宣达南方经验中正面的伦理价值的同时,并不避讳其负面的伦理价值。小说一开始,在徐好仁召集的家庭讨论会上,大儿子徐用意作为“易和”集团的掌门人,他就提出极具岭南人文化心理特征和伦理取向的主张:“爸,您又不是不知道,咱这四里八乡,从来不兴磨嘴皮子,更没有给上面写过什么信。”“要不是习惯于只做不说,闷声发财,哪儿有今天?”看上去这种务实作风无可非议,实际上是缺乏直面权势、缺乏担当的伦理情怀,泄露的是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小家子气。与北方那种燕赵悲歌式的生命价值观相比较,这种务实精神,多了一些世俗气,少了一些超越性。虽然岭南到处是庙宇,家家有神位,朝神拜佛的风气,远甚于北方中原地区,从表面看,这种神佛信仰似乎昭示着这个地区的民众有着浓郁的宗教情怀,其实不然,他们的神佛信仰里没有超验的彼岸世界,只有世俗的功利要求。西瘴庙被拆了后,看看李阿奶是怎么唱的:
不能拆呀不能拆,拆了风水坏!
西瘴庙呀西瘴庙,你在我也在:
求子得子,求财得财;
求亲得亲,求爱得爱……
而赖阿奶前不久向菩萨许了愿:保佑徐好仁身体能够好起来,保佑“枕湖居”不拆,保佑徐家顺风顺水,保佑孙子赖杰早日买上房子。缺少一个超验的彼岸世界的信仰图景,不仅是南方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同样是儒家孔教的严重缺陷,这不仅容易使世俗权力被无限放大而导致盲目的权力崇拜,更容易造成因权力的失控带来人性的败坏。小说中那些拆迁前的抢种抢建的农户,“九沙阿奶组”的产生,以及拆迁后拆迁户安置方面,黎守良为老丈人一家出的利用政策倾斜和手中权力联合起来搞房地产投资的主意等,都多多少少揭露了对现世利益的过度追逐而扭曲的人性。
整部小说以写实的手法,构筑了一幅南方农村城市化过程的生动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又在画卷的背后构筑了一个南北融汇、中外杂合伦理世界,这个独特的伦理世界,一方面渗透了两个作者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他们仁义至上的伦理情怀。虽然,小说在对南方人文精神和整个儒家学说的剖析和概括上,还缺乏更有力度的逻辑支撑和形象塑造,同时对城市化带来的伦理嬗变也没有更有力的反思,但两位作者那种书写史诗性巨制的抱负,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必定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扎实的经验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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