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云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一、前言

《半生多事》集中记叙了从1934 年至1976 年这40 余年间封建家庭的矛盾迭现、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以及整个时代的风云诡谲。王蒙借助自省的眼光、朴实无华的客观陈述，试图找寻政治与文学双维摇摆中的自我身份定位、真实还原融入亿万个体命运的宏大历史。置身历史发展黑暗与光明蝶变中，王蒙孜孜以求的是那抹明亮的生命底色，其鲜明的历史意识使《半生多事》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和探究价值。

二、个体视域下历史的诡谲跌宕

在以王蒙为核心代表的个体人生变化主线中，蕴含着历史跌宕发展的关键性线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推动影响着个体命运质的嬗变。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回溯坎坷半生、追忆历史风华。

　　风靡50 年代的“反右”运动，让原本展现着高调精神的王蒙处于忖思的守势。短期内并未像“肃反”“土改”“三反”般于运动尾声处，真切诚恳地向含冤者致以诚挚的歉意，相反却是迷幻般持续了下去。4 年的劳作生活，一方面是历史的误判；另一方面也是意志的锤炼。摘帽后的王蒙，得到了总理、周扬等人的肯定与褒奖，在第四十五章节“大风大浪的预感”中，周扬就表达了王蒙摘帽后可以重用的相关主张。在此章节中，王蒙于质朴无华的决绝还原笔触中，真实地介绍了周总理的辛劳，暖色调笔墨挥毫中凸显出时代发展脱轨的本质并不是领导人初心不纯，相反却是阔步走向新时代的关键性尝试举措。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万般热情和斗志可以追溯至建党之初的1921 年，党每走一步都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建国后的次次尝试虽充盈由错误交织的拐点，但是批判性精神的难能可贵亦需要我们辩证看待、理性思考。

　　较之于小规模、处罚轻的“反右”“反左”运动，十年浩劫则给世人尤其是文人带来了不可复加的伤害和打击。思想的束缚、身体的摧残，使置身干校的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理阴郁而难以自拔。这类题材较少有文人墨客涉及，即使写亦带有着某种美饰色彩。王蒙在《半生多事》中另辟蹊径，如果说他是“反左”的推波助澜者，是“反右”的直接针对者，那么他明智的奔赴新疆抉择则让他未被文革浪潮沉重打击，他是站在新疆乡村净土的侧面视角审视文革，追忆历史，其所意旨的并不是严厉批判，而是深刻反思国家迈向新征程前的错误。边城这里给了王蒙身心栖息之所，第六十五回“别有洞天非人间”中王蒙着浓墨书写了边远小城未受文革侵袭的美好情状，诚然，渺小的人、事、景、情、物仿若依旧在原轨上缓步前驱，没有几分惆怅，亦没有几分苦痛。

三、历史视域下个体的多维发展

王蒙以如椽大笔挥墨书写半生的多舛经历与心理变化历程，以近乎意识流动的行文曲线中记叙家庭琐事、追忆亲朋人生百态、忖思自我发展内核与生存轨迹。历史视域下的个体，最初呈现出形色各异的个性化本色情状，而在历史发展跌宕起伏、政治运动迭现未止的变局同化下，个体的锋芒与棱角逐渐被磨平，冲突与矛盾逐渐由个体式小我维度，向派别式大我维度演变和过渡。

　　此例证便是长期迷失自我、沦为社会政治傀儡的作家韦君宜。一方面，王蒙希图展现韦君宜热情、善良、真诚的人性闪光点；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展现韦君宜对于“政策”极尽真诚服从与机械检讨的非感性异化形象。在《半生多事》第三十九章中，系“反右”活动牵涉，下放三乐庄大田干农活的王蒙收到了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韦君宜的关照仿若光芒温暖着噤若寒蝉的落魄文人，诠释着韦君宜真情将泯未泯时蕴含的温暖与美好。而在第七十七章节“朋友们”中，王蒙所吐露与倾诉的心声中苦笑意味浓郁，褒扬话语外亦有对韦君宜片面推崇、贯彻政策的揭露与展现。

　　在“反右”“反左”等历史活动中，韦君宜的迷失与沉沦并不是个体性行为表征，而是以文人群像形式蜂拥至政治舞台为核心要义的结果。作者王蒙以第一人称主人翁的视角，亲诉着时代发展进程中芸芸众生的挣扎与踌躇。

　　小说以王蒙为辐射点向四周线性扩展，旁支的记叙是王蒙真实经历和体验的烘托表征。家庭的冲突将王蒙推向新兴革命的浪潮与洪流中，《半生多事》第九章节中真实记叙了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关键性胜利后少年王蒙热情洋溢、志于入党、渴求光明的真实情状；而党的神圣性让少年王蒙产生了某种距离感，在第十四章节中，当王蒙惊喜地发现入党梦想踮起脚尖便能触及时，片刻的恐惧很快便一扫而空，转而成为昂扬向上的蓬勃斗志。第二十五章节中，王蒙趋步文学，且对于生命的真谛有了深刻的体悟。

　　文学的涤洗与熏染引领王蒙步入崭新的艺术殿堂，却也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之歌》屡屡受到政治的质疑与叩问，接踵而至的“反左”“反右”思潮，使王蒙从热情的政策响应者变为政治运动的针对者和“叛逆者”。贯穿于王蒙发展的是成长与顿悟，作者着浓墨于下放三乐庄以及毅然奔赴新疆投身劳动，《半生多事》后半部分的大量篇幅都在书写劳作境况下的充实生活以及美好朴实的农民形象。但即使劳作繁忙，写作依旧是王蒙丰富生活、滋养性情的重要环节，这也与本文所要探究的作家主体意识有着重要的联系。

四、自传还原凸显作家主体意识

以《随想录》《半生多事》为代表的文学自传，凸显着文革洪流中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自我认定和重塑。王蒙通过自我理性剖析清晰地认识其在历史上不仅是被裹挟者，在“反右”运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所扮演的既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者，也是推波助澜、伤害别人的角色。

　　此种直视、解剖自我的行为恰恰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表征和表现，质朴坦率的言辞中王蒙未变的身份定位便是作家，无论是诸如下放农村、远赴新疆依旧在农忙间隙投身文学世界等具体行为，还是其在与朋友交流时吐露的为文本心，都诠释着王蒙的文学定位。正如王蒙所言，历史与时代发展列车匀速向前，掠影般闪过的记忆如果没有文字记录，那么留给后人的只会是一大片空白！而同样经历文革的巴金、沈从文、贾植芳等人，亦创作了各具主观风格和艺术特色的自传作品，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巴金先生在80 岁时毅然写下了《随想录》，其在自我批判维度，表现出决绝的态度；其在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维度，诠释着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感；但近于“自遣自虐”式的鞭挞中压抑和阴郁色彩较浓厚，而缺乏贯穿于王蒙自省、自思文字中的那抹生命亮色。

　　与王蒙、巴金希图通过决绝还原和深入剖析来表明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不同，沈从文、贾平凹等人则在自传中或表现自己在文学方面没有话语权，或将自己的身份立场置于农民层面，此种一味地轻视文人身份只会使历史的纵深感和真实性于无形中被遮蔽。诚然，贾平凹是从农民一步步成长为作家，身份的改变也诠释着责任和担当的过渡，出身于农民阶层更能切身体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下层社会的苦难和症结，也更能知悉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正义发声者。自传的主旨不是在回望峥嵘岁月时机械地对时代唱赞歌，而是真正深入探寻自我的身份定位。建构起历史前行轨道中独特的作家本位，以作家视角审视历史、审视自我，书写出史实性与文学性兼具的自传大作。

五、结语

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以文人主体视域高维追溯历史、剖析自我，以意识流动和时间脉络交融并蓄为主要叙事线索，借助客观坦率的决绝化文字循序渐进、鞭辟入里地还原囊括了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深挖伴随着上述重大事件而产生的主体性失落、思想僵化、性格同化等问题，于乐观从容解构中诠释着历史的纵深感，与同写文革回忆性自传的巴金、贾平凹等人有着本质的差别，贯穿于王蒙真诚文字中的是生命的亮色，是劳动的充实和主体意识的秉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