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超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0）

一、真实论

“亲到长安”论反映了元好问的现实主义观。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学创作一直遵循着客观现实主义的传统，最早的诗集《诗经》就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汉代，儒学成为正统，儒家的“艺术反映生活”的文论思想便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纲领。《毛诗大序》系统概括了儒家现实主义的观点，其中所倡导的“讽谏说”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将诗歌视作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工具，突出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性。尽管先秦以来一直标榜“风骚精神”，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以“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更为社会所接受认可的。相反，具有奇幻想象的作品不可避免遭到了批判，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屈原通过艺术想象，在作品中描写大量“上天入地”、“周游求女”奇幻场景，寄托美政理想。扬雄则认为屈原的作品“过云天”，“倒云浮”不符合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班固也认为其作品既不见经传，又不合法度，这些都是典型的例证。

　　“物感说”的萌芽与发展更是为现实主义文论提供了理论基石。《礼记·乐记》中所提出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从音乐论的角度阐释了人的心灵波动来源于客观事物的触发，这是“物感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机，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首次对“物感说”有了正面的论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认为客观景物的变化能够引起作家的创作冲动，作家的心境会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则提出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心物赠答论，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诗人与“物”是处于一种相融的互动性状态，是不可分割的。钟嵘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物”的概念扩大化，将人生的各种际遇与情感纳入“物”的范畴。不论是“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①中所描绘的自然之景，亦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②发生在现实中的悲欢离合，钟嵘认为只要是能够引起诗人情感变化的事物皆可入诗。“物”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的事物。

　　元好问“亲到长安”论的提出是针对江西诗派的弊病，号召诗人回归现实生活。追溯到唐代，追求诗歌美感是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盛唐气象”一词体现了唐诗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代诗歌有向理论回归的倾向，但江西诗派模拟复古的风气笼罩了文坛达几十年，“闭门觅句”成为当时文人普遍的创作倾向。因此元好问在回溯前人创作之后，重举现实主义大旗。他以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例，认为他之所以能写出名垂千古的史诗性作品，是对客观世界有了实际的接触。他的这一观点与刘勰的“江山之助”，陆游的“功夫在诗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不拘泥于文本形式，而要在客观世界中找寻创作的灵感。

二、自然观

元好问论诗，主张诗歌的自然之美，无人工雕琢的痕迹。元好问倡导的是像谢灵运山水诗那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风格。崇尚自然的诗风的观点，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有所体现。“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頀音”，元好问举出元结耽爱自然山水之声的例子，认为虽没有人工配乐，但也如天籁般美妙。而自然诗风的形成与诗人的处世心态有极大的关系。东晋诗人陶渊明归隐田园，远离喧嚣，即使生活困窘，但也安贫乐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的创作一改太康年间密丽雕琢的文风，以亲近自然，作为创作的触发点。元好问欣赏陶渊明自然天成的诗风，并且认为正是由于陶渊明自身淡泊的心境造就了这一风格。

　　元好问反对闭门苦吟的创作方式，并且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式会限制诗人的创造力。“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孟郊的诗作擅长苦吟，讲究炼字造句，其所写诗歌往往是有句无篇，元好问以“诗囚”一词评之，认为孟郊是为文而造情，违背了为情而造文的创作原则。“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句诗批评的是江西诗派的三祖之一——陈师道。陈师道主张的是“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文风，他主张“师古”，但却不能“师心”。黄庭坚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却也只能学习前人创作的形式技巧、格律法规等流于表面的东西。因此元好问认为整个江西诗派的创作都是“古雅难将子美亲”，不能学习前代诗人诗歌创作的精髓。清代袁枚继承并发展了元好问这一观点，其《仿元遗山论诗》中写道“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尘昏枉乞灵”，主张“江山放眼更超然”，诗人应在现实的自然山水中找寻创作灵感。

　　而关于诗歌创作的“自然论”，元好问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自然”最早来源于道家哲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了审美特性。钟嵘的《诗品》中提出了“自然英旨”的诗美理想，以“自然”作为诗歌的最高审美标准。钟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创作主张，是因为当时社会绮靡文风盛行，诗人们追求形式美而忽略了内容的表达，以致出现“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启发了后世对于诗歌创作的美感特质的追寻，唐宋之际诗人所追求的“自然”是一种臻于造化至极而有的一种状态。殷璠对于盛唐诗歌表达了自己美好的憧憬，“神来，气来，情来”是他为盛唐诗歌勾勒的图景。皎然在《诗式》提出了“意境说”，追求诗境与禅境的共通。皎然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真率自然，无人工斧凿痕迹，类似于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状态，将人工化程度降为最低，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晚唐司空图集前人之大成，所著的《二十四诗品》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诠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之论，不仅需要诗歌具有有行的情景描写，还能借助象征与暗示等一系列手法，创造出一个无形虚幻的象外境界。这些文论在唐诗这一文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元好问对自然风格的推崇，意在诗歌不过分追求意境的创造。宋代的严羽对意境的论述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界，《沧浪诗话》中开创性提出了诗歌的“兴趣”说。他对盛唐诗歌的玲珑透彻之美提出了“以盛唐为法”的创作标准，他主张“以禅喻诗”追求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意境美。而严羽的文论虽然把传统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忽视了生活实践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削弱了诗歌的现实批判性。而元好问就针对严羽诗论过于虚浮的弊端进行了中和，认为在追求诗歌自然的同时不能割裂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还须回归生活，达到一种自然的状态。

三、元气说

以“元气”论诗最早来源于王若虚《琈南诗话》。“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以“元气”赞美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情真意切。元好问继承了王若虚的“元气说”，认为诗歌创作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这样才能触动人心。

　　元好问所倡导的“元气”指的是人具有的一种慷慨洒脱的精神气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曹植、刘祯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元好问认为他们的诗风有着一股英雄气，能够体现人的真性情。关于“气”孟子和曹丕都进行过论述。孟子所推崇的浩然之气，是仁义道德修养的结果，而曹丕所提出的“文以气为主”认为“气”是人个性气质的体现。元好问所侧重的“气”与孟子所推崇的浩然之气一脉相承，是内在精神美的体现。元好问在金亡后不仕，经历了国破山河的他内心有着一种际遇漂泊的悲凉感，而建安文人所处的时代充满着颠沛流离的战乱，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妻离子散的悲痛使他们的诗作有了一种慷慨悲凉之感。而元好问也特别推崇诗人刘琨，刘琨满怀抱负，却仕途不顺，元好问认为他虽是晋人，但其诗风中却有着建安风骨的遗音。因为经历的相似性，因此他们的诗歌能够唤起元好问心底的共鸣。

　　元好问所论“元气”，强调对“情”的抒发。“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阮籍的诗歌笔墨纵横，有着洒脱的气概。阮籍身处司马氏黑暗的政治统治时期，世人都认为阮籍狂傲，但元好问却认为阮籍的诗风正是他心中情感的流露，是其高尚情怀，胸中块垒的体现。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的同时也须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元好问对于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社会动乱之际仍徒兴春草输赢而感到不满。元好问认为诗人应心系国家，以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过多的书写吟风弄月之诗。

　　元好问倡导“中州元气”，强调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元好问在《赵闲闲真赞》一文中用“中州元气”来称赞金代诗人赵秉文在国家濒临灭亡，仍独能绍圣学之绝业之举。“中州元气”是那个时代文人自觉弘扬的文化精神，一种建立在对现实的关照之上的充沛气概，一种鲜明的价值立场。元好问在《中州集》中践行了“中州元气”这一理念，“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他自身的创作平易透彻，别是一家，灌注了极强的精神力量。钱谦益评价其为“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③元好问的“中州元气”论直接影响了东平文人创作群体，使他们秉承着不立崖岸，不置町畦的创作精神入仕元廷，借推行汉法之力成为文坛的主导者。

　　《论诗绝句三十首》继承了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论诗精神。开篇“暂教泾渭各分明”，元好问以别裁伪体为己任，重振风雅传统。元好问的诗学理论已经超越了诗文本身，而上升到了人格的高度。

四、结语

元好问的诗学理论以现实主义为脉络，在回归现实的基础上崇尚自然，抒发充沛情感。作为金元之际最杰出的诗人及文论家，元好问是值得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的。

　　注释：

　　①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

　　②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4.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