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佳

　　（廊坊市艺术研究所，河北 廊坊 065000）

一、前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市，自1989年撤地建市以来，无论经济水平的提升还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有着飞跃式发展。尤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布局中，城镇化率逐年稳步提高。2018年末，廊坊市全市人口总数达483.7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1%。城镇布局正逐年全面优化。中心城区功能日趋完善，新改扩建道路风貌优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强盛势必凸显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廊坊市城市文化建设水平水涨船高，城市文明程度也不断提升。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廊坊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逐渐显现出对高品质、多样性、服务型城市文化的追求，而新时代市民文化建设的重点不仅要满足老市民的所想所念，还要同时兼顾随着全市城镇化率不断提升而出现的“新市民”群体，针对这类群体的文化建设与对接服务已成为廊坊市提升城市整体文化建设水平、提高全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廊坊市的“新市民”的概念及范围

“新市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产物。最初指的是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后来这一名词的指代范围逐渐扩大，如今用来统称原籍不在当地、因各种原因来到城市的各种群体的集合。

　　廊坊虽隶属河北省，但因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在近年来打造环首都经济圈、大运河文化圈的影响下，天然地具备吸引外来人口聚集的区位及文化优势，素来享有“京津走廊上的明珠”的美誉。这些外来人口中，既有户籍不在本地进城务工的外地农民工，也有人才引进的高知与白领，还有京津务工廊坊居住的跨区域就业人才等等，这部分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口群体不断壮大着廊坊市“新市民”队伍；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完善，通过行政力量征地拆迁成为“市民”的城中村居民及城郊村民，这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是廊坊市“新市民”群体的主要组成力量；还有廊坊市域内高校和职业院校在读生及毕业生，及城市自然增长人口，也是廊坊市“新市民”群体的次要构成，其中前两类群体量体最大。

　　就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分类，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在人口结构上可分为两类：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因历史与社会因素的诸多影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有着因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的不同而衍生的文化需求与特征上的天然差异。城市人口无论是本市原有城市居民，还是外来城市人口，均已在城市文化中获得与生俱来的适应性融合。他们的文化需求与构建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而由外来农民工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对融入城市文化、适应城市文明仍存在一定矛盾，针对这类群体的文化管理与服务，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把握及整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都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这类“新市民”群体的文化建设现状，探讨针对他们的文化建设与服务方向问题。

三、廊坊市“新市民”群体文化建设的现状

首先，城镇化进程发展过速背景下，对“新市民”文化建设方面不够重视。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而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是经济、文化等的现代化，更需要人的现代化。城镇化的关键是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与农村村民向城市市民角色、心理人格、行为模式的认同与转变。所以，新市民文化建设涉及市民身份与市民精神的塑造，是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且难解决的问题。“新市民”通过“村改居”离开了原有的乡土生活，被迫融入城市现代生活。在改造过程中，政府政策层面对经济补偿关注颇多，对城镇化的认识不够充分，忽略了新增“新市民”群体背后在文化层面可能面对的问题，对市民文化建设缺乏长期的、全面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

　　这一问题也导致新市民群体在融入城市文明过程中存在制度性困难，不利于市民文化的整体建设。目前来看，新市民与原市民之间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针对新市民群体的福利保障制度政策不够完善，直接造成新市民市民化的不彻底。因为政府投入资金不足问题“新市民”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基本保障。与城市居民相比，针对“新市民”的各类保障普遍偏低甚至相差悬殊，这导致很多“新市民”在文化消费及享受上普遍存在顾虑，进而造成对市民文化认同与接受的困难。

　　其次，新市民群体对市民生活的认知与融合影响其市民角色的转变。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而外来农民的市民化就是脱离“乡土性”实现“城市性”的过程。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形成的守土自封的小农意识，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权利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等，在融合的过程中充满矛盾与碰撞。另外，城乡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的差异也对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融入造成了一定阻碍。如生活成本增长，医疗门槛增高，住宿环境不适，生活节奏变快等都成为身份转换与文化融入的障碍。

　　第三，新市民群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技术能力相对缺乏。

　　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普遍落后。而“新市民”群体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较短，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城市性的形成上受更多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影响市民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而因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也导致他们在职业的选择上存在集中于流动性较大的体力工作及服务业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交流与思维方式的圈层限定，相较城市居民的脑力劳动文化圈层而言，对城市文化的融入存在障碍。

　　最后，新市民社区文化相对固守。

　　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相对封闭、保守。到了新的环境里，依然保留着宗法社会、人情社会的旧传统。新市民在文化娱乐方面选择，一定程度上造成与城市文化的距离，形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盲区。

四、廊坊市“新市民”群体文化建设对策措施

1.提高认识，创新已有村改居政策制度体系，城镇化进程中坚持城市扩张与长期合理文化规划与政策并行。

　　加强社区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组网建设，建立从上到下的新市民文化服务的政策支持及组网服务。新市民文化建设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的关键内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要注意标准化、均等化、多元化，坚持以人为本，在充分尊重新市民群体文化特点的前提下，抓好规划政策落实，创新社区文化服务组织与管理制度。可设立新市民文化专项基金，并在文化惠民政策上对新市民社区适当倾斜，以解决发展困境。

　　2.政府支持建设针对新市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教育网。

　　教育在“新市民”文化建设方面的，力量不容忽视。对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都有积极意义。政府可设立专业学校或夜校，整合辖区内高校及职业教育资源，积极健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络。搭配设置社区职业教育终端设施，为“新市民”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及专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做好政策性及设施性支持。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市民”群体的文化知识需求与技术能力需求。同时向失地农民及农民工子弟倾斜教育优惠政策，可设立“新市民”职业教育专项基金，鼓励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及成人教育培训的新市民群体，解决新市民群体文化及技能断层问题。充分利用全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图书馆、博物馆及社区文化站等，常态化运行针对新市民群体的文化活动，创建学习型社区评比机制，带动新市民群体市民化发展的同时，也对创建学习型城市做了贡献。可加强社区再就业培训服务，将教育权柄下放到新市民社区，更利于了解新市民群体就业需求及学习需求。

　　3.发挥社区文化建设终端服务优势，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培养新市民群体的社区文化认同感，提高新市民对市民文化活动的参与度。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工作者们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及社区文化管理能力的培养，使新市民社区居委会真正完成从“村委会”到“居委会”的转变，通过社区高素质管理带动社区新市民完成“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组建社区文化服务志愿者队，开展文化需求定向定时调查与精准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新市民社区文化服务形式与方法。另外，加强积极向上的和谐社区文化氛围培养，在失地农民社区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盘活基层文化服务设施，动员和吸引广大新市民参与，在各种活动中获得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利于新市民群体完成角色转变，提高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率。

　　4.新市民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对优质传统文化要素的守正继承与适度创新。

　　“新市民”文化虽带有乡土文明味道，但不代表所有味道都要被工业社会抹除。对于具有独特本土文化特点及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乡土文化，应在尊重与包容原则下，守正创新，加强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如原本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传承百年的文化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应当精良保留其原貌发展，同时加强对这类文化遗产继承人才的培养与扶持，可探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传承基金会，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与支持，既保护了传统文化遗产，又丰富了社区文化活动。不仅对“新市民”文化建设有所增益，更大力弘扬了地域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