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玮雅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湖南 长沙 41000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文化馆（站）伴随着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馆（站）作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繁荣文化事业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使命，在当前文化自信的建设中不可或缺，是文化阵地中的主力军，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做出独特贡献，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文化馆（站）的建设起步较晚，且面临较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引入社会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文化馆（站）建设中如何推进社会化问题进行探究。

二、当前我国文化馆社会化发展的现状

（一）刚起步

多数场馆开展政府购买与社会运营相结合模式，个别尝试整体外包模式。如：北京市海淀区北部文化中心、上海市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采用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团队运营管理模式。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浙江义乌市文化馆等探索将馆内部分场地提供给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负责提供戏曲演出、电影放映、艺术展演、公益培训等惠民文化服务，有效增加了服务效能。

（二）未起步

由于运营主体、资金来源、专业人才、社会参与度等方面的现实难题；社会运营主体数量少，专业能力有限；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限；专业人才匮乏，队伍建设难度较大；民众参与度不高，良好文化氛围尚形成，大多数地区文化馆的社会化发展仍未起步。

（三）难迈步

1.统思维模式桎梏

　　公共文化部门担心利益驱动偏离了公益轨道，主流价值失衡，不敢放手让运营权给社会。同时，各地政府普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

　　2.文化事业体制障碍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条块结合的文化行政垂直管理体系，文化权利和管理决策集中在政府管理部门，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实行全面直接供给，大量文化事业单位作为既得受益者缺乏革命的动力。

　　3.行政管理机制制约

　　行政管理机制包括准入、激励、评估监管、保障还有公众参与机制，这些还不够健全，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都会阻挠社会化的良性发展。准入机制过严，门槛过高，手续过繁，降低了文化的发展，税收减免力度有限，流程复杂，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不足。

　　4.专项政策法规细则缺失

　　《美国联邦税收法》著名的510第三条款里，详细规定了文化非营利机构可享受的优惠税收的比例和待遇，但我国的《公共文化保障法》细则没有落实，还差最后一公里未打通。

　　5.场馆社会化运营模式单一

　　场馆社区化运营的模式比较单一，文化馆在开展社会化运营的同时，要涉及到运营模式问题，包括供给文化服务的总利润，如何进行定价和收费，如何保障服务的公益性等。由于社会化运营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文化力社会组织也正在培育发展当中，目前的社会化运营模式比较单一，盈利的渠道也比较狭窄。

三、国内外引入社会化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顺应我国国情的需要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脱贫、奔向小康社会，在精神文化层面，人民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增加，而与之相对的，公共文化产品短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滞后与供给有效性不足等深层次矛盾和挑战不断凸显，断崖式的传统供给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代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为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政策，将公共文化服务引入社会化之中。

　　如：2016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2019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史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二）响应国际经验的引领

1.英国：采取三级管理模式，确保项目落地

　　一级管理：基础设施中心主要负责发布、评估和管理PPP项目（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公私合营项目，制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二级管理：合伙经营机关主要负责向公共部门提供私营机构的专业知识及资源，协助制定PPP模式发展目标；

　　三级管理：公私营机构合作署主要承担问责工作并为发展公私营机构合作的地方机关提供支持。

　　2.日本：政府主导，多元参与

　　采取指定代理制度(DMS)，以授权方式将公共文化的部分管理职能或服务提供转交给企业、社会组织来执行，充分利用企业和各类基金支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融资，为公共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支持，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促进企业赞助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

　　3.俄罗斯：公私协作，实现政企双贏

　　政府在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为了更易实现政策目标，更好实现政府对企业的激励和引导功能。企业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并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和评奖活动的认可，从而提高国内声誉和知名度。

四、文化馆社会化发展的目标任务

（一）丰富文化馆内容供给，增强文化馆竞争力

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提供多元丰富的服务内容，保障公民共享公共文化成果的权利。2018年4月，烟台文化馆发起艺术烟台公益文化惠民活动，100多家艺术培训机构都和馆里签订协议，培训机构提供场地和师资并向市民提供免费的艺术普及培训课。2019年初，向群众提供了近8万课时、六万八千余人次的培训服务。上海静安区文化馆打造文化体验馆，利用场馆空间引进社会力量，以场馆空间资源“置換”公共文化服务，引入社会力量并开展合作，将文化馆打造为内容丰富的文化中心，将文化馆的“独唱”升级为联合社会力量的“大合唱”，开设手工制作、评弹书场等课堂，开办一年来举办7500场活动，参与市民达到50万人次。

（二）提升文化馆活力，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1.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过社会治理、资源整合，使更多设施和资源成为老百姓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使“整合社会资源”落到实处，使文化场馆“活”起来。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建设“文化有约”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设施吸纳到公共文化体系当中，打造了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的文化场馆协作联盟。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采用奥威亚高清录播系统，投资30余万元，录播教室总面积为50余平方米，学生座位近30个，位于学院图书馆位置相对封闭的房间，授课教师可以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开展教学活动。

　　2.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活力

　　文化部门逐步从文化服务提供方转变为文化服务的中间方和监管方，通过优中选优的运作模式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活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和能级的持续提升。由“办文化”到“管文化”，政府职能也实现了积极转变。

　　深圳市南山区从2007年就开始对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包括项目征集、招标评审、评价和监督实施的各个环节，同时，委托第三方开发了南山区公益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管理系统。

　　3.壮大人员队伍，提升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有效壮大文化场馆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提升文化馆的服务能力。东莞市文化馆以“开门办馆”思路为引领，成立东莞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打造了“文化志愿者大舞台”、“文志爱心公益行”等具有影响力的服务品牌。

（三）贯彻“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增强百姓文化获得感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在八里庄街道开展了“一米田”居民美育项目，邀请专业人员帮助居民家庭在自家阳台种植花卉或瓜果蔬菜，包含种植技术培训、生活美学教育等内容，创新美育培训形式，搭建情感纽带，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文化社群”，推动了社区文化治理的发展，催生了多元化文化形态，提升了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度，完善了监管评价机制，畅通了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与反馈途径，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走出文化馆，实现全民参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挖掘社会文化资源，包含非遗传承、文化培训、市民文化节、文化赛事等，积极整合社会力量，充分对接各年龄段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大力搭建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打造顺应时代新变化、满足群众新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提升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文化馆推进社会化的重要措施

（一）方向：解放体制机制，加快文化馆职能转变

1.实施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文化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是由传统管理方式向现代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机制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文化馆的关系，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文化馆发展动力，激发内部活力，从而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能，更好的实现公益目标。

　　2.打破传统体制壁垒，推动社会力量高效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目前仍然依靠公共财政支撑，市场驱动、产业驱动、利益驱动特征不明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因此，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市场配置资源为辅的新型管理体制，营造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待遇、服务等方面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条件。

　　3.创新管理机制，增强公共文化服务适用范围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人民群众多元、多样文化需求的应变能力，激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协调人力资源，激发专业管理人才、文化艺术人才积极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准。

（二）体系：拓宽文化空间，打造服务网络

“十三五”时期，随着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逐步完善，城乡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成仅仅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起点站，完善总分馆体系，拓展、延伸文化馆的服务网络，上海“美好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获奖案例——思南书局，其运营模式值得我们探索。

　　思南书局不是仅仅单一的书店，它从书展、文学周、读书会、选刊而来，把上海最核心的地段、最好的建筑空间作为依托，打造上海地标性阅读文化空间和阅读文化品牌。同时开展一系列“书香”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创建的积极性，以思南书局为例，大赛还挖掘推广了一批形式“美”、内容“好”、理念模式“新”，贴近社区、贴近居民、因地制宜、适应多样人群需求的共享文化空间，又如：中国首家夜间美术馆——昊美术馆（上海）。

（三）手段：“数字化”到“智慧化”服务新模式

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地文化馆将活动转移到线上。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开展“艺起过年在长沙”“云展演”“云送福”“云游长沙”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上海市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举办一年一度的市民云端文化节，以上海文化云为主要平台和抖音喜马拉雅小红书东方网等互联网平台开展了合作联动，打造了“云聚堂”、“云展厅”、“云讲堂”等各种各样的服务板块。为老百姓营造了可看、可听、可互动、可消费的文化服务新产品，充分回应了市民对文化活动的新期待，开幕当天就吸引109万人次关注。东莞市文化馆与南方日报社、南方+客户端共建了全国首家媒体文化馆——南方+“东莞云上文化馆”，对已开展多年的线下文化活动品牌进行升级包装，用互联网思维和科技手段，对文化产品服务进行议程设置、话题策划、亮点包装、专业制作的全环节再造，形成了线上线下互动结合的“智慧化”服务新模式。

六、结语

5G时代的到来带来的是场景化、影视化的图形图像为主的新型信息革命，公共文化服务需对在线文化内容进行有效升级，深度匹配线上消费场景特点，充分挖掘新技术、新平台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深化文化馆服务，全方位、全环节，加强对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品质化发展，从数字化到智慧化，是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