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边城》中翠翠的“女神”形象塑造_文艺生活·下旬刊_杂文_网络文摘

钟超婷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540）

一、前言

《边城》问世已80余年，这部被认为是沈从文“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1]的作品，一直以来颇受文学界关注。大多学者从小说的文化象征意义出发，重新挖掘小说背后透出淡愁的原因。这当中，对翠翠”的形象审美尤多，不少人认为翠翠是人性美与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她犹如不存在于现世的“女神”，照拂现实人间。缘何翠翠让人有如此高洁的印象，作者是如何构建这样一个灵动纯洁的女性，将成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茶峒“女神”的特质

翠翠父亲为茶峒一军人，母亲为老船夫的独女，机缘巧合下两人相爱并有了翠翠这一爱情结晶。两人本打算一同往下游逃走，但责任心的驱使，一个自觉违背军人职责，一个无法离开年老的父亲，于是两人相约一起赴死，以求无人阻拦，永远在一起。但因念及腹中胎儿，翠翠母亲并未按时完成赴死之约定，而是待产下翠翠后，到溪边喝冷水死去。这种传奇的出身，注定了翠翠的“不平凡”。

　　随着故事的发展，小说随处透出翠翠不平凡的“女神”特质：

　　其一，她单纯善良，“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体贴懂事，小小年纪就主动帮爷爷分担生活的重担，不贪财，不羡贵，不嫌贫，不偷懒，生活的重量仿佛在翠翠的身上翻不起任何波澜。

　　其二，她向往爱，“爱看新娘子的花轿”，喜欢“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当懵懂不理解爱时，“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

　　其三，她含蓄执着，面对爷爷对她感情的侧面关怀，翠翠总是腼腆回避，“说后脸同脖颈全红了”，心里默默爱着傩送却不表露，与团总女儿竞争时，她犹如无助的小动物般自卑与焦虑，“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好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但在爷爷去世后，却拒绝船总顺顺的照顾，默默等待傩送的归来。

　　这样一位既对凡世五感贯通，却又不刻意、无执念的女孩翠翠，就这样深深烙进了读者的心里，她的这些品质，引导着读者领略人性的美。

三、湘西女性的另一个世界

有学者认为，翠翠“优美、健康、自然”的闪光点，使其成为典型的湘西少女代表。但翠翠乃至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是否已经完全代表了湘西女性的品性全貌，她的经历是否代表着湘西女性的真实生活，答案不尽然也，其原因可从湘西历史文化谈起。在中国古典典籍中，湘西属于蛮荒之地，“苗人所居，皆溪山重阻之地。地高则风劲,谷深则气寒。故暑月有雨则凉，冬间冷冻尤甚”[2]，落后的人文条件，使生活在这里的人“啸聚跳梁，旋服旋叛”[3]，类比土匪。人们对湘西人这种“悍匪”的形象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沈从文对湘西，也并非全是美好的印象：“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地方民性强悍，好械斗。多互相仇杀，强梁好事者既容易生事，老实驯良的为生存也就力图自卫。”[3]

　　湘西女性在这种环境下更多体现出情绪的压抑。据沈从文散文《湘西》所述可得，有两种湘西秘习虽是好事者创造的地方传说，但均和女性产生联系。其中，“落洞女”为未婚的自认为被树洞所爱恋的女子，而“方蛊草”，则多为苗妇，沈从文曾说：“蛊在湘西却有另外一种意义，与巫，与此外少女落洞致死，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岁左右的，易成为巫，十六道二十二三岁，美丽爱好儿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4]可见，湘西女性因压抑难抒而被“妖魔化”的俗成观念并不少。

　　此外，湘西女性在建国前的生存环境也不尽人意。据《凤凰县志》所著，建国前，凤凰县内包办婚姻，一夫多妾的现象屡见不鲜，贫困家庭的女儿“卖与富有之家为婢，任其使唤践踏，待到婢女长大，有的被主人玷污强收为妾，有的被出卖或转嫁他人”[5]。此外，还存在“童养媳”的旧俗，许多婚姻变成了女性枷锁，成为其终身遗憾。

　　据此，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女性，其真实的世界中并非完全如翠翠般，得到长辈及周围的人对其爱情抉择的尊重，翠翠的“女神”形象的诞生，有沈从文可以弱化、建构的因素。

四、翠翠“女神”形象的构建

沈从文曾在《边城》中，用“小兽”和“山头的黄鹿”来形容翠翠，这种颇有“天人合一”之感的昵称，更加巩固了翠翠天然美的气质，显这与沈从文在散文《湘西》中所提及的湘西女性相差甚远，那么沈从文是如何将翠翠塑造成为一位自然女神的呢？本节将分三个步骤进行讨论。

　　首先，取生活人物之“筋骨”。

　　关于翠翠的生活人物，沈从文亲口实证的来源有三：一为泸溪县绒线铺的名叫“翠翠”的女孩子。“我写《边城》的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子脱胎而来。”[6]其余二者为青岛崂山看到的带着孝的女孩子和沈从文之妻张兆和。对此，在沈从文的散文作品中也有佐证：“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7]可见，小说虚构人物“翠翠”的形成，是沈从文精心“拼凑”的结果，他取“傩送”的生活人物赵开明和“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的交集为人物故事基础，取“崂山乡村女子”的经历为人物生活片段。而翠翠的性格，则参照了作者妻子本人的性格式样。张兆和（1910－2003年）出身于合肥名门，是民初教育家张武龄的三女，和沈从文的相识相恋，成为了文学界的一段佳话，也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一段丰富的情感素材。张兆和容貌秀丽，皮肤黝黑，性格文静，翠翠与其外形如出一辙。大概出于对三个生活人物的美好感情，从而使沈从文将这份美好转嫁到翠翠身上。

　　其次，用理想人物之“羽翼”。

　　单纯依靠对生活人物的原生情感，不足以支撑这个小说的脉络走向，同时极易因生活人物的各自差异而形成性格突兀的人物形象。如“绒线铺女孩”仅仅数面之缘，作者对其性格不胜了解，对自家妻子了如指掌，但妻子却不是湘西人。因此，沈从文需在对三者共同的审美上，结合自己的理想人物，对翠翠的角色加以糅合。那么，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谁？我们从天保与翠翠祖父的对话中可探得一二：“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的样子。”事实上，沈从文的众多小说中，都出现了这种“女似观音”的描写。因此，观音成为了沈从文刻画湘西女性的重要理想人物，亦称为“原型意象”。据《大智度论》阐释，观音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8]观音传至中国，不仅被易化为女性，并向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女神形象存于世人观念当中，这种不为己，不图报的的救济精神，成为了人们心之向往的理想价值观，因此，人们将美好的容貌和最慈悲的善良都汇聚在观音身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在性格文静的基础形态下，不贪财，不羡贵，不嫌贫，不偷懒，哪怕非自己过失而失去爱情后，都无任何埋怨，而是选择不争不退的等待，均有女神的影子。

　　最后，借人物核心来定型。

　　当“女神”有了雏形，该如何推进人物形象的丰富成为重要的一环。总的来说，《边城》处处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每个角色身上都有着令人向往的美德。如老船夫虽贫却不贪，傩送与天保兄弟二人手足和睦，良性竞争，就连向来被人轻视的妓女，也重义轻利，人们穷富平等，安居乐业，守信自约。在这么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翠翠如何能在这种淳朴的氛围下“突出重围”？沈从文曾说“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写的。”[9]。的确，《边城》的“痛苦”，并非完全是把“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0]的“痛苦”，作品中随处萦绕着的质朴之情，使小说临末依旧有“美”的存在。为了巩固翠翠这种“善良”的品性，以及突出翠翠包容性最大的慈悲，沈从文让翠翠承受了最大的“伤痛”。如果说老船夫的痛是丧女之痛，傩送的痛是失兄之痛，那翠翠最大的痛，便是“不知”。由始至终，老船夫为她的婚姻奔忙，傩送和天保给她唱歌，她从未得过准确的说法，但最后，这些爱她的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她而去，独留下她承受痛苦与面对未来。所谓“不知者无过”，翠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进行着她的爱情启蒙，天保的离去不是她主观意识的驱使，却要在启蒙完成后承受的是亲人离世，爱而不得的所有痛苦。而翠翠此时给出的应对痛苦的态度，不再是从前的娇弱哭泣与腼腆逃避，而是选择独自一人勇敢面对。据此，翠翠的女神形象便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