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一、前言
唐祈，江西南昌人，本名唐克蕃。1938年8月，因父亲职务变动之故，同母亲和兄弟赴陇。唐祈在西北期间游历甘、青、宁等多民族聚居区，受到独具特色的西部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其意象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他在西北的前后两个时期创作出了诸多与西北独特的风俗民情相关的诗歌。本文试图以唐祈创作于西北的诗歌为依托，通过分析其诗歌中的区域景观和民族人物来研究其诗歌中的西北文化，并深入探析其诗歌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二、西北诗歌创作概述
（一）初识陇原（1938-1944年）
唐祈于1938年第一次来到西北，之后多次游历甘肃、青海等地。辽阔的草原、荒凉的群山、苍茫的戈壁……还有西北的蒙、藏、羌族等兄弟民族的生活图景，都带给他深深的震撼，也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唐祈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有《河边》《蒙海》《回教徒》《拉伯底》等。这些诗歌既有对西北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的记录和精神风貌的展现。唐祈回忆道：“这些早年诗中，我比较注重抒情、色彩和情调，寻找清丽新鲜的牧歌风格。”这些经历使唐祈与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其后来再次回到西北的重要原因。（二）重回陇地（1979-1990年）
文革结束以后，唐祈再次回到西北，离开西北后几十年的经历与政治的风云变幻，让他后期的诗歌与早期的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唐祈后期的诗歌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代之以对民风人情的展现。这些诗歌中多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但又不失抒情性，诸如《猎手》《青海民歌》《敦煌组诗》《天山情歌》等。周仁政认为，“唐祈后期的西部诗流失了沉郁沧桑的历史感和苦难荒肃的现实感，却也写得哲思洋溢、抒情而唯美。”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背后伴随着诗人际遇和心态的变化。三、西北文化书写
唐祈在西北求学期间多次外出采风，切身领略到了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也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感受到了不同民族的人文风情。唐祈在西北创作的“新边塞诗”有不同于以往边塞诗人悲壮深沉的质地，“唐祈是一个来自另外一种文化圈的新的加入者，这一角色为他在诗歌中把南方文化的灵秀和细腻与北方文化的粗犷和豪放水乳交融地进行艺术化合提供了可能。”唐祈诗歌中的西北地域文化空间可谓异彩纷呈。既有草原、戈壁、盐湖、天山等自然意象，也有蒙古包、毡房、哈达、飞天、羊脂灯等人文意象。本文将从西北景观与西北人物两个主要方面展开，逐步探析唐祈诗歌中的西北地域文化空间。（一）西北景观
唐祈诗歌中的西北景观既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各种人文景观。在唐祈的世界里，这片土地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同样迷人，以至于回忆起早年在西北的种种体验，晚年的唐祈依然如此动容：“草原上珍珠般滚动的马群、羊群，黑色的戈壁风暴，金光刺眼的大沙漠，沙漠深处金碧辉煌的庙宇，尤其是在草原的帐幕中，我从来没有度过那样美好的夜晚，也从来没有歌唱和笑得那样欢畅过。从蒙族、藏族妇女的歌声中，我感到了一种粗犷的充满青春的力量，正是这种青春力量，强化了我年轻时的欢乐和哀愁，赋予了我为追猎自己的理想从不知退却的胆量，使我在相隔若干年以后，仍然要在西北十四行诗里抒唱它们。”
1.自然景观
西北大地辽阔厚重，具有迥异于江南水乡的独特风貌。这对于一个曾经十几年生活在南方的唐祈来说，并没有构成一种地理意义上的阻碍。诗人在行走中惊奇地打量着这片土地的诸多侧面，并将其写在诗歌之中，雄心勃勃地拓展着自己的诗歌版图。在唐祈的诸多西部诗歌中，草原是其格外钟情的自然景观。“看哪，大草原起伏的胸脯上，/帐篷像点点白帆，在太阳下闪光。/它们是波涛上的船只，/向绿色的大海起航。”（《草原》）诗人笔下的草原充满生机，在不同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一点在唐祈青年时代的西部诗歌中尤为显著。
此外，诗人还写过其他具有西北特色的自然景观。有荒凉萧瑟的戈壁：“戈壁上发亮的黑卵石/没边没沿的沙砾/呵，大海死去了/海底凝固了这么多泪滴”（《戈壁》）；有汹涌奔流的黄河：“汹涌的河水忽然在峡谷奇迹般出现/拦河坝上的灯光像座不夜的城/飞流的斗车在夜空落下宝石和星星”（《黄河》）；还有坚韧生长的骆驼草：“我把生命的根须埋得很深/我才活着/为了给献身沙漠的骆驼/我才死去”（《骆驼草》）等。这些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唐祈西部诗歌的绚丽画卷。
2.人文景观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也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西北人文景观。诗人所见的人文景观，日后“溶解成为一个全新的意象，一幅完全独立的画面，一连串诗篇里闪光的珍珠，它变成了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一首诗在这个时候真正诞生了”。诗人在诗歌中提到了诸多具有西北特色的人文风物。“那黑暗的夜晚/在羊脂灯下捧着空木碗/枯树皮一样母亲的手”“那托起洁白的哈达/给人们带来吉祥如意的/比丝绸还要纯净的手”（《草原女人的手》）；“这是多么奇妙、和谐的景象，/圆圆的蒙古包不远，住着藏胞褐色的毡房。”（《草原》）诗中提到了羊脂灯、哈达、蒙古包、毡房等草原人文风物。
诗人在《敦煌组诗》中还对历史悠久的敦煌文化极为赞扬：“敦煌不是遥远的碎裂的星辰/是一道辉煌亮光开拓着黑暗的戈壁”“迎面凝望反弹琵琶飞天的石像/仿佛看见了自己心灵最美好的形象”“我想起一队队来朝觐的使者/在举起它那无言的赞礼”……当一段尘封的历史豁然洞开，诗人面对这一切便肃然起敬。诗人将以上人文景观写入诗中，同样寄托了自己面对新奇之物时的个性化感受。
（二）西北人物
唐祈诗歌中不仅有异彩纷呈的西北景观，还有很多性格和经历各异的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唐祈诗歌中的西北人物群像。唐祈在西北生活期间，曾多次到民族地区采风，广泛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少数少数民族同胞，我们这里说的唐祈诗歌中的西北人物主要是这些人群。“唐祈与少数民族兄弟真正是骨肉相连的，他对少数民族怀有一种感恩的情结。”因此，唐祈的很多西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对于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真诚关怀。本文主要选取唐祈诗歌中不同民族和不同身份的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展开。1.男性人物
男性与女性的“温良”相比，代表一种“刚健”的生命力量。这一点在唐祈的诗歌中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男性所拥有的生命力量的讴歌。
如《猎手》一诗中这样写道：“他小心翼翼在危惧中守候；/凶险的虎豹能把人的骨肉撕碎，/生命原是一场意志的搏斗！/他的棕褐色面孔像岩石刻成，/深深的皱纹里隐藏着青春，粗犷的力，/在闭锁的浑身肌肉中隆起。”诗歌写了猎人追捕野兽的一个场景，这位少数民族猎人粗犷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唐祈西部诗歌中的少数民族男性，还有一种虔诚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宗教的感召。“右手提壶，流动的水/生命永在洗涤中不断的忏悔……/回教徒啊，每日清洁吧/神的心灵乃在于净化。”（《回教徒》）回教徒能够终日恪守严格的生活准则，不断地虔诚忏悔，这主要来源于宗教力量的感召。还有长途跋涉朝圣的拉伯底：“荒凉的祁连山下有跪拜的脚迹，/你抛弃了家人，房屋，和七千头牛羊/一步步远了啊；记忆里故乡的南疆。/今夜，寺院的鼓声幽秘地打响；/你有神祇前更空洞的死亡。”（《拉伯底》）唐湜曾这样评价拉伯底的死亡：“拉伯底的死亡是神秘的，可和平得多，一个死的神秘的姿态，可以超越于死亡，空洞可又有信心的充实。”
2.女性人物
唐祈西部诗歌中写得最多也是最为精彩的还是少数民族女性人物。这些叫蒙海、阿丽库伊、海丽妲的女性纯洁、善良、坚强，“正是由于她们，唐祈的西部具有了包容汇通、生命力旺盛、柔美而又不缺刚烈的情爱乐园。”这些诗歌中的女性都饱含诗人的深情。
一类诗歌寄托了诗人对这些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经历的赞美或同情。诗人钦佩于守陵的成吉思汗后裔蒙海：“欧洲人都颤栗地跑在蒙古人面前，/全世界游牧过我们金黄色部落。/蒙海，突然静止在谣曲的回响里，/像远方鞭牧着马羊的故乡。”（《蒙海》）《草原女人的手》里终日操劳的蒙古族女人：“枯树皮一样母亲的手”“箭杆上凝结了自己血斑的手”“男人一样粗犷的手”……诗歌写了蒙古族女人之手的不同状态，饱含对于这位蒙古族女性的深切同情。
另一类诗歌则具有轻快的抒情基调，这一类诗歌多为写男女游戏或恋爱的情歌。如“毡房里，我在梦幻中等待，/阿丽库伊踏着月光，/在黑暗的草原轻轻走来。”（《阿丽库伊》）“请答允我一个秘密的愿望：/只要聪明的海丽妲在我身旁，/心又会变成一轮春夜的月亮”（《天山情歌》）等。这些少数民族女性天真活泼，是在西北大地上盛放着的斑斓之花。
唐祈一生两次踏足西北，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诗人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也用细腻的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阅读唐祈人生前后两个阶段创作的西部诗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诗人前后期诗歌的风格有所不同，但他笔下的西北景观和人物始终是那么真实可感，他对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感念也始终如一，这种人与土地的血脉深情令人动容。
四、西北书写的意义
（一）文学意义
唐祈两次来到西北并定居在此，他对西北的书写有着切实的体悟与深厚的感情。他的西部诗歌早期诗歌主要描摹西北边疆的地理风物、关照西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后期的诗歌多出了一种对生命的探究，以此出发对西北的少数民族人民投以生命的关怀。从历史到现实，从土地到人群，唐祈的西部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意书写。回望百年新诗发展与民族文化之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是有待我们深入发掘的瑰宝，唐祈的独特之处便是发现发掘了这块瑰宝。尤其是“在30年代发现了西部、西部的少数民族妇女”，构建起了自己颇具特色的又区别于传统边塞诗和“新边塞诗”的诗歌版图，拓展了中国新诗的书写领域，这对西部少数民族，对中国新诗的长远发展来说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二）文化意义
我们可以从唐祈的西部诗歌中清晰地厘清西部文化的发展变迁，也能从他的诗歌中透视西北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异之处。张天佑认为，生命体验或者说苦难对于唐祈诗歌有重要意义，“唐祈诗歌的文化空间，是唐祈的生命足迹，也是唐祈的生存地理学。”唐祈早期多次周游西北，以一个从南方水乡来的异乡人身份感受西北文化，置身其中去了解西北各民族的文化。这时，他对于西北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摹写与探究。西北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悠久的历史中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礼仪习俗等。《回教徒》写了穆斯林从宗教中汲取力量，表现了独特的宗教文化。《盐湖》中塑造了一位在草原上流浪、历经苦难的老牧人形象，表现了游牧文化的流动性和脆弱性。唐祈还善于挖掘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他在诗歌中以蒙海为引，描写了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以及蒙古族人坚韧开拓的精神。《仓央嘉措》中将仓央嘉措塑造成一个虽被称为世俗的君主，但却“天生是蕃民的流浪草原的灵魂”。
诗人已经离我们远去，诗歌的光华却不会消弭。唐祈的西部诗歌为中国“新边塞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必将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新诗的区域特色与西北文化的重要资料。如今的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诗歌创作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是中国新诗迈入新时代的辉煌，也是对中国新诗历史的诗意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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