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军

　　（《中华英才》杂志社，北京 100021）

　　如今，82岁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奉献着、奔忙着，对于自己5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她曾自谦为瞎忙，但季羡林老先生曾评价她所做的事情功德无量。

一、一世守望，一生情长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的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60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樊锦诗。

　　70多年前，一批爱国艺术家来到这里，他们担当起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使命，人们称他们是敦煌的守护神。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她告别恋人，心怀对老一辈敦煌守护人的崇敬，凭着一腔对敦煌艺术的热情来到荒凉的戈壁深处，加入了这支敦煌守护神的队伍。

　　敦煌艺术的奇美和老一辈专家的深刻执著感染了樊锦诗，可是守护敦煌的条件却是恶劣的，这一切都远远超过这个上海女孩的想象。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北大考古专业的训练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天性好强的樊锦诗走进石窟就忘记了一切。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人类艺术宝库,担当如此重任,樊锦诗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2000年，她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忡。她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樊锦诗开始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她多方呼吁，八方求援，甚至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也发了“狠话”：“如果敦煌也捆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

　　在返回敦煌的火车上，樊锦诗寝食难安，她经过缜密思考，起草文件再次向上级部门重审不能把敦煌捆绑上市的理由。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樊锦诗说，我们做过实验，40个年轻人，进去一个洞需要半个小时，二氧化碳就增加了五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我们又做了实验，制作了这么一个空间，做了模拟石块，就是持续的相对湿度增加，然后用了几百天以后，这个模拟石块就碎了。

　　2003年，樊锦诗向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大胆设想。

　　2015年3月，77岁的樊锦诗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樊锦诗的上任和卸任，都很特别。60岁，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这一干就是17年。77岁退休，也很特别。这样一份特别，因为是敦煌，也因为是樊锦诗。

　　说起退休，樊锦诗显得十分平静。“这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像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位子上的，大概没有了吧？”77岁了，是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大家都这么说。樊锦诗却说：“我还有很多欠下的事要做。”

　　如今，82岁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奉献着、奔忙着，对于自己5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她曾自谦为瞎忙，但季羡林老先生曾评价她所做的事情功德无量。

　　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樊锦诗再次从戈壁滩走进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老人虽满头银发，但精气神十足，会议间隙，对于很多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樊锦诗通常会温婉地拒绝：“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话虽如此，可是言语间明明依然流露出她对敦煌的挂念。

　　才别敦煌，又念敦煌。樊锦诗说，“敦煌的事太重要了，值得我一辈子去做。”让古稀之年的樊锦诗始终放不下的，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即把莫高窟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上世纪50年代，由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但那只是一套图录，与之相比，考古报告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料的成分构成，是否添草，壁画的颜料所用的矿物构成等等，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

　　从本世纪初真正开始开展工作至今，历经多年，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而樊锦诗说，这样的考古报告要编100卷，这将是她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敦煌壁画走入了我的视野。大学毕业时，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一头扎进戈壁荒漠，开始了我的寻梦之旅。谁料，这一寻就是一辈子……”

二、只说遗憾，不言后悔

从第一次采访樊锦诗院长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当时，惊诧于她瘦弱的身体内所蕴藏的那种无私奉献、无所畏惧、浑然忘我的力量。对于这位最让我敬佩的采访对象，跟她交往的每个细节都令笔者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2000年7月，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偏居一隅却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再次令世人瞩目。通过洞窟模型和复制的敦煌壁画，千千万万的观众领略到了历经千年沧桑而流传至今的文化瑰宝的魅力。

　　当时笔者奉命采访敦煌研究院的“当家人”。可当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的樊锦诗来到我面前时，怎么也难以把她与笔者心目中的她重叠起来。曾有朋友向笔者介绍，樊锦诗“火箭筒”脾气一点就着，干起工作“六亲不认”，“骂”起人来直拍桌子。而我眼前的她，却不乏南方女性的温婉、知识女性的端庄和领导者的稳重。

　　看出笔者的疑惑，樊锦诗紧走几步伸出右手：

　　“一定是又有人对你说我的‘坏话’了!有时候事太多，办展览、开学术交流会，千头万绪的，忙得我火都起来了。有记者来采访，顾不上就没有好好接待，所以就有人说我是‘三防院长’：防火、防盗、防记者。哪儿的事呀，我巴不得你们多关注敦煌，时时关注敦煌呢!”

　　一番率直豪爽的开场白，不禁使我对这个年届花甲的“倔老太”顿生好感。看来，这个曾经娇弱的上海姑娘，把西部的粗犷、豁达都完美地糅合到自己身上了。

　　据说，在来京组织《敦煌艺术大展》开幕式前，她的部下曾建议她换一套略能显示“院长身份”的行头，她却不以为然：“我一直很本色地活着。大家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罢了，我没有理由扮什么酷呀!”

　　早春的艳阳探进百叶窗把光斑洒满房间，她麻利地把窗帘拉紧，然后坐到笔者的身旁。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一件深红色T恤简单地套在身上，显示出她的随意与自然。她侃侃而谈，跳跃的思维常常跨过我的提问，把我引领到一个新的空间和时间。稍微沙哑而带磁性的音色，严谨而又不加遮掩的表达方式，简约而流畅的谈锋，显示出一位知识女性的大家风范。

　　聆听樊锦诗院长多年来与敦煌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日子，你就会真正理解青春和奉献、寂寞与坚守的真正含义。

　　“我喜欢看书，更喜欢看画。一次偶然的机会，敦煌壁画走入了我的视野。在我为它那梦和真、诗与画组合成的奇景所震撼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敦煌这个神秘之地的强烈向往。大学毕业时，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一头扎进戈壁荒漠，开始了我的寻梦之旅。谁料，这一寻就是一辈子……”

　　她顿住话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镜片后的明眸中泪花闪动。

　　我的感觉中，在戈壁荒漠上历练了几十年的她一定坚强得像铁一样，可眼前的樊锦诗竟如此真情无掩。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脆弱的地带，即使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的心中也有着无比的柔情。

　　1963年初夏，在北大未名湖畔，有一对恋人依依惜别。五年同窗结下的友谊，志同道合的相互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心心相印。

　　“真的不能改变你的决定吗?跟我一块儿去武汉吧!”

　　“不，敦煌是我的梦。学了五年的考古专业，去敦煌不是很好的起点么？况且那里需要我。”

　　“……那，我支持你!”两双手紧握在一起，两颗心相偎在一处。

　　北大一别，天各一方。虽有书信往来传思念，但对于热恋中的人儿来说，距离太过遥远，相思太过苦长。婚事拖了又拖，直到1967年，两人才得以成婚。然而，这并不是四载苦恋的终结，却是两地分居的开始。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是他们少有的欢聚时光，两个学考古的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当然是敦煌。有时意见不统一，“吵”了起来，最后“胜利”的总是樊锦诗。

　　多年以后，她的老伴儿彭金章笑着告诉她：

　　“你以为你每次都对么？非也。只不过咱们相聚的时间本来就弥足珍贵，那就只好由我来发扬风格，让着你罢了。”

　　“要是没有我先生的支持，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闯过人生之旅的一道道障碍。他为了让我放手搞研究，把两个孩子先后接到自己身边，又当爹又当妈。可真是难为他啦……”

　　忆及往昔岁月，樊锦诗唏嘘不已。几十年为圆梦，舍家离子，即便是七尺男儿也需大勇气，何况柔弱如樊锦诗般的女子呢。

　　“我是‘诚惶诚恐’来到这个位置上的，最怕自己做得不好，前面对不起古人，后面对不起来者。”

三、无愧前人，做好传承

沿河西走廊西行千里，有古中国通西域的门户，名敦煌，是“丝绸之路”上几个重要枢纽之一。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敦煌设郡始于公元前111年。那里后来成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圣地，现保存着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洞窟700余个，彩塑2415身，壁画45万平方米，唐木构窟檐5座。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阅尽一千六百多度人间的寒暑春秋。

　　敦煌，原意辉煌盛大。它不仅是繁荣的绿洲，更是文明的宝库。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发掘出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作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一词。同时他又发出了“伤心史”的感叹。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

　　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接踵而至，以不正当手段骗、盗、劫走了3万余件文物，有的收藏在一些国家的文物机构和个人手中，有的可能永远地损毁散失了……

　　樊锦诗深情地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也应该把它们统一到一处。这是无数敦煌研究者的心愿!”她告诉记者，敦煌石窟的保护还在遇到新的挑战：西北地区恶劣的气候、频繁的风沙，对石窟造成巨大的伤害。解决保护文物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如果石窟在我们手中得不到保护，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它，让它世代延续，就无愧于前人与后代。搜集、研究、保护、传播敦煌文物，是樊锦诗的弘愿大梦，是她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使命。

　　几十年过去，樊锦诗仍能忆起一首由王之涣的《凉州词》而改编的诗：“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少人烟。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山外山。”

　　苦是真苦，尤其是刚从大城市来到这个荒凉、寂寞的世界文化宝库，那种巨大的环境和心理反差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当时，樊锦诗真不知道心里激荡的是大义凛然的悲壮还是汹涌澎湃的自豪。总之，她坚定地适应了环境，扎下根来，长成沙漠中一株顽强的红柳。

　　刚来敦煌时，她有着无数的工作要做：对石窟的历史、内容、艺术及其修造进行考古研究；撰写调查报告；了解敦煌壁画的绘画特点和艺术风格……她有一股刻苦钻研的“冲”劲儿，令好多老同志赞赏不已。

　　她在1975年担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所长，1984年研究所扩大成研究院时她任副院长，1998年4月任院长。她任院长后，精力放在大的策划和管理上多了，钻研业务的时间自然随之减少。

　　对此，樊锦诗虽然有些许遗憾，有时甚至感到“技痒难耐”，但她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在领导岗位上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

　　“蓝天、白云、戈壁、黄沙，在我眼中是最美的。只要一走进洞窟，我就仿佛进入了一种奇妙的世界。在为它痴迷和赞叹的同时，我浑然忘却外面的世界。”

　　樊锦诗喜欢石窟，她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洞窟内就是在办公桌旁度过，家倒成了难以光顾的地方。

　　她的先生曾“义正辞严”地说：“你还是嫁给办公桌吧!”对此，樊锦诗除了顽皮地一笑外，再无它言。这是她惯用的“耍赖”手段，因为她总是遇到两难选择，也总是无法抵御洞窟的召唤。

　　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一批中青年学者担起敦煌学研究的重任，众多的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加入到敦煌学研究行列，还屡有高级研究人员应邀出国研修、讲学。

　　敦煌壁画曾到美、日、法、英、印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广州、兰州等地展出，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极高评价。一位观众这样留言：“壁画临摹得如此逼真，足以使我们从一粒沙上窥见一个世界，从一朵花中欣赏一个天国。”

　　然而坐在我面前的樊锦诗，却最忌谈自己的成绩。

　　“新中国的敦煌事业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在其中也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我想，做学问、做工作、做人都应该严谨、求实，我是‘诚惶诚恐’来到这个位置上的，最怕自己做得不好，前面对不起古人，后面对不起来者。”

　　从樊锦诗的话语里，不难看到几代敦煌学人的质朴和谦逊的传承。

　　“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幸运。一个人的一生哪怕能把一件事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做得太少了。”

四、敦煌女儿，别样人生

在著名作家冯骥才写的敦煌电视剧本中，写到常书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名誉院长）初抵敦煌时，在敦煌临摹壁画近三年，他的好友——曾极力呼吁成立敦煌研究机构的绘画大师张大千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下去。这是长期——无期徒刑啊!”

　　问及樊锦诗对这句话的感受时，她笑着对记者说，我没有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幸运。一个人的一生哪怕能把一件事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做得太少了。常书鸿先生在90年中用大把的心血和年华来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常先生那么幸运，能在90岁时还继续搞这项自己深爱的事业。况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90年也仅仅是90年，太短太快了……

　　樊锦诗一直都在愧叹自己不是一位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为家庭付出的太少，给予孩子们的母爱太少，到现在也不知道孩子们是否在恨她，会不会理解她。

　　樊锦诗的大儿子刚刚出生时，丈夫远在武汉，她何尝不想依偎在丈夫身边，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幸福。可在现实面前，这一切都成为了奢望：丈夫自然是不能从武汉来陪护他们母子的，他有自己的事业；樊锦诗也决不可能从敦煌到武汉与丈夫相聚，她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敦煌研究中。

　　艰难选择，别样心情。含着泪和痛，樊锦诗以瘦弱的身躯、蹒跚的步履捱过了女人最难过的这道坎儿。在挣扎和阵痛中，樊锦诗的心也在疼痛，可是她一想到敦煌就仿佛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就仿佛看到了丈夫鼓励的笑容。

　　樊锦诗瘦，孩子更瘦，刚出生时仅2000克。望着这个整天哇哇哭叫的小东西，樊锦诗的头都大了——做母亲的喜悦还未及品尝，先感到了无奈和艰辛。

　　产假第57天，樊锦诗放下睡梦中的儿子如期上班了。她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人。可是这个还处于襁褓中的不到两个月的婴儿怎么办?把奶粉调配好与水瓶一块放在桌上，用小被子把孩子一裹，就急匆匆去上班。到了中间休息时，她一溜儿小跑回到家里，先冲上奶粉，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干净尿布给孩子换上，然后用奶瓶给孩子喂奶，一边喂一边焦急地看腕上的表，嘴里一个劲儿地催促孩子：“快吃、快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孩子长到八个月的时候。孩子越来越大，樊锦诗也越来越不放心，因为这个调皮的小家伙已经越来越喜欢做运动了。

　　有几次樊锦诗推开门时看到孩子从床上摔下来，把鼻子、额头都磕破了，流着血，身上、小脸上沾满了土。孩子哭，她也哭；哭完了，就狠狠心把孩子的小手、小脚都捆上，外面再拿一条小被子像裹粽子一样把孩子裹起来，然后锁上门直奔单位。没过几天，同事却针对樊锦诗的这一“妙招”讲了一件事：某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被捆住手脚而不住挣扎，最后绳子勒住了脖子，孩子……

　　樊锦诗听不下去了，但她又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她揪心地难过，吊胆地害怕。尤其是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家赶时，越是临近家门她的腿就越是发软。

　　“每次听到孩子在大哭我就万分高兴——因为有声音就证明他还活着。有时，打开门，孩子会冲我笑。这是我最感幸福的时候，我知道他理解自己的妈妈呢!后来，我看这样下去实在影响自己工作时集中精力，就求一位同事的母亲帮我带孩子。老人家心肠好，也可怜我的难处，就没说二话……我真的太对不住孩子了!”

　　直到现在，樊锦诗都只说对不住却不言后悔。尽管那里与大城市相比少了繁华多了寂寞，但她很庆幸用自己的全部感觉来体察这个人类文化宝库心脏的跳动。

　　“50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走的人哪一个也都是恋恋不舍地与敦煌洒泪相别——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或许做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一种无私的牺牲。”

　　“以我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好妻子、好母亲。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不会太细腻地对待生活。况且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侧重了这一方面，就忽略掉另一方面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事业与家庭，我还会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听了她这“冥顽不化”的话语，笔者既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直替她丈夫老彭“鸣不平”，真不知道老彭听了这话会有何反应。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多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人物简介：樊锦诗（1938-），浙江杭州人，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2004年当选“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