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交响乐;《红旗颂》;曲式思维
中图分类号：J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30-0067-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30.040
交响乐序曲《红旗颂》从整体上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起始阶段，使用小号作为起始，自然就奠定了曲子的整体基调，会让听者产生高亢情绪。第二个部分为中间部分，可以说该过程是情感融入最多的部分，可以让听者不自觉就想到新中国建国伊始的百废待兴，也联想到新生活的来之不易。第三部分为结尾部分，可以说是激昂高亢与低回婉转的集大成部分，实现了主旨的升华。
一、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综述
（一）音乐元素
音乐元素中，《红旗颂》中涵盖了多首曲谱，包括《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其中在结尾部分，采用了《东方红》的变奏模式，让整体升华[1]。对于交响乐序曲来说，其中存在的音乐元素则更加多元，包括多种乐器的使用，同时多种音乐元素也经过了完善与优化。从实际的表现上来看，所有的元素中都实现了融会贯通，在音乐元素的融合过程，也实现了对于多种元素的构造，其中最为关键性的信息为，通过变奏的形式，将曲调中的多种元素杂糅。
从音乐元素构造的环境和情感上来看，主要具有两种情感表达因素，一个是激昂高亢的情感，另一个是低回婉转的情感。前者在《红旗颂》的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体现，采用小号、长号等乐器表达，从而让取得的信息可以奠定该音乐的基础;后者在《红旗颂》的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体现，全面展现了在新中国建设过程，全民族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从整个结构来看，在音乐元素中，第三部分为《红旗颂》的主题升华部分。
（二）整体结构
在整体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常规意义上的起始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在分析过程中，要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从各个部分的音乐元素上来看，起始部分的音乐元素为管乐器，使用小号引起整个乐章，而在后续的处理过程，实现了多种音乐模式的交融，《红旗颂》作为交响乐，其起源为西方音乐形式，但是《红旗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融合了中國文化。在各类信息的融合与处理过程中，发现在曲调的构造、各类乐器的使用、《红旗颂》主旨结构的构造与处理方面，都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成果，实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三）氛围塑造
在氛围塑造上，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小号塑造了激昂高亢的音乐氛围，从而让听众可以在该过程中，形成对于曲谱本身的骄傲感，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和主题中的“红旗”这一思想适配。第二部分则在其中融入了多种不同的音乐元素，包括对曲调的变奏、对于乐器的配置等，从配置的结果上可以发现，既包括传统西洋乐中的管弦乐器，也包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的管弦乐器，体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音乐的演奏过程更为多变。最后一部分是对于整体的曲调处理，该过程形成了铜管音乐为核心，其他音乐为辅助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既包含高亢音乐情感，也能够和之前章节中各类曲调进行交融的形式。
二、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的曲式思维分析
（一）主题的构造与体现
主题的塑造过程，《红旗颂》整体上都是对“红旗精神”的一种赞颂，同时通过对音乐体验的塑造，让听众可以自觉或不自觉联想到，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红旗主题”的旋律悠扬大气，富有极强的感染力，体现了吕清明先生的创作才华，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正是由于《红旗颂》中融合了多种其他的音乐因素，所以从创作的结果上来看，具有强烈多风格结构[2]。对于“红旗主题”体现，最完善的曲式有四句乐段，其中前三个乐段都是四节结构，第四句中对整体结构进行了扩充，为八个小节，从具备的效果上来看，该方法具有明显的西方音乐创作因素，而从调式上来看，虽然在整个主题的高音区，在构造关系上，纳入了自然大调犯愁，然而实际上曲调的使用阶段，也能够良好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七声调式。
其中，上行三度进入到“D”音，或者下行二度到“A”音时，显然不符合自然大调中的导音，可以发现在其中加入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变宫音，所以从结果上来看，整体上既具有西洋乐中的高亢体现，同时也具有浓烈的中国传统音乐特色，最终实现了这两种相对矛盾音乐风格的有序交融。
（二）和声的配置与融合
《红旗颂》整体上采用和弦来配置和声，该方法属于传统西方音乐文化体系，同时在主题的创作过程，整体的和弦走向上，采用的方式是遵循对接，对和弦进行有序的连接。具体使用过程中，各类和弦伴随旋律出现，则从最终构造的结果上来看，形成了旋律加伴奏的模式。在“红旗主题”段落，旋律与和声配置关系中，旋律处于主导地位，该过程中基本未能体现和弦因素，对于观感的说，形成了一枝独秀似的构造模式。而对于中间部分，由于涵盖了多种因素，比如对于抗争的描绘、对于精神素养的展现、对于环境的表达等，通过对于这类因素的共同关联，对于主旋律与和弦的融合过程中，实际上并未建立独立的承托系统，两者并不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投入精力基本相同，所以整个篇章中涵盖的信息量大幅度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中间部分的曲调中，实际上在一些特定的区域也也形成了主旋律与和弦之间的支配关系，尤其是在《义勇军进行曲》节奏的体现，和弦基本可以被忽略，从而按照《英勇军进行曲》的表征。而对于结尾部分，主体结束为东方红，和弦的加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音乐的丰富感，并且并未喧宾夺主。
（三）结构内部的融合与构造
结构内容的融合和创造阶段，开篇部分为《国际歌》，虽然经过了变奏处理，但是整体曲调极其高亢，为《红旗颂》整体奠定了开局，而对于结构的构造部分，则是研究的重点位置，其中由于含有多种不同的音乐形式，比如对于旋律的体现与和弦的加入。从内部的融合模式上来看，实际上，《红旗颂》采取的方法是将各类因素进行交互处理，同时也在其中把各类音乐元素作为多个象征进行表达，如对于中间部分中《义勇军进行曲》元素，并未加入和弦，但从整体上来看，可以和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在节奏上实现了对接，从信息量上来看，两者呈现一种相互对抗由互相协调的风格，可以说在融合阶段，采用特定的音乐元素，将前后两段进行了对接。
（四）配器方式的选择与确定
《红旗颂》的第一个段落中，弦乐组用两个八度的形式单独演奏，而之后小木管乐器和铜管元素内容重叠，从而凸显出演奏主题，在主题的伴奏和声，由木器组和铜管组承担，其主要承担的作用是能够体现红旗主题的抒情性和宏大性。在第二部分，对于各类乐器的使用数量较多，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弦乐组不再发声，而对于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弦乐组的作用得到削弱，只要采用铜管组和木管组，对主体的声音进行提高，则在该过程中，由于音调和响度的增加，自然可以更好体现的音乐本身的蓬勃大气。
（五）曲调板块的构造与关联
整个曲谱的最后一个段落，既实现了音乐包容性的呈现，也是对红旗主题的一种升华，为能够更好的分析各个板块的关联模式，本文以第一个段落和最后一个段落为研究重点。在最后一个段落中，采用弦乐与木管乐混合的模式，从整体上来看，更加具有多元性，而在初始阶段，主要是以铜管对整体进行演奏，乐器方面更加单一[3]。但从结果上来看，由于最后一个段落，要能够实现对主题的抬升，所以最初的模式可以更好调动气氛。此外在最后一个段路中，多种乐器的使用密度增加，同时也在其中融入打击乐器，使得演奏效果具有更高的深度，从而体现了整个音乐曲谱的包容力。
三、交响乐序曲《红旗颂》对于文化思维的结合
（一）曲调方面的融合
在《红旗颂》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在各章节中，依托于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思路和演奏模式，为整体进行描述，同时针对各类曲调的加入，也可以各类为自然大调，但具体分析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和自然大调不匹配的现象。通过具体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类不匹配的区段通常使用我国传统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曲调，其中加入了这类音乐元素时，从曲调上就体现了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之间的融会贯通。
（二）配器方面的融合
《红旗颂》的初始部分和结尾部分，对于西方铜管乐器的使用数量较多，同时打击乐器方面也多使用这类曲调模式，然而在中间部分，可以发现实现了对多种乐器的有序配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式短笛，在乐器的投入过程，由于实现了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的相互配合，可以让音乐的包容性得以展现，更好体现了《红旗颂》本身的艺术特点，并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特点。
（三）结构方面的融合
结构方面的融合，更能够体现中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互，《红旗颂》作为交响乐，其在具体的演奏模式和创作方法方面，都和中方和西方音乐文化具有更好的交互状态，在各个区段的分析过程，发现《红旗颂》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乐器以及曲调[4]。从取得的表现成果上来看，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的相互融合过程，两者之间的主旋律与和声相互转换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更好地体现了信息方面的转换作用，此外在该曲谱的构造阶段，也会在其中加入其他的各种元素，最终可以让整个篇章具有更高的和谐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红旗颂》的音乐分析过程中，可以将其整体上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开头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在主题的构造阶段，全篇都是对红旗情感的一种表达，其中开头部分曲调高亢，且乐器单一，则可以起到一种引人入胜的作用，中间部分實现了多种音乐元素的融合，而且该部分是对开头部分的一种承接，最后部分通过加入其他音乐元素，更好地体现了包容性。
参考文献：
[1]杜丽蓉.双钢琴作品《红旗颂》演奏技术和音乐特征分析研究[J].北方音乐，2019，39（09）：119-120.
[2]李查宁，毕丹.交响诗《红旗颂》的“中西结合”——对作品主题、配器方式以及体裁和音乐结构的分析[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5（03）：77-85.
[3]宋睿龙.交响乐序曲《红旗颂》曲式思维作品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17（05）：200-201.
[4]卞婉娇.交响诗《红旗颂》的音乐分析[J].北方音乐，2017，37（08）：128+130.
作者简介：李雅（1980-），女，云南昆明人，讲师，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音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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