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佛教;建筑;地域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TU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30-0058-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30.034
一、浙江省佛寺区域性文化特征及演变
（一）宋至清佛寺繁盛文化特征
宋代，玄觉剃度以后，博览群藉，信仰天台宗，成为国清寺智觊四传弟子，回永嘉后提倡天台、禅宗融合，成为五大宗派之一。随后在西山龙兴寺创宗道场，自此，温州成为江浙佛教禅学中心。宋代温州经济繁荣，僧院林立。在朝廷和官府的支持和资助下，不仅对原有的许多寺院进行修缮和扩建，而且新建了许多寺院。除雁荡山中心道场兴建寺院极为频繁外，尚有静信院、华严寺、普安寺、宝林寺等24所。宋代温州天台宗占据优势地位，有山家、山外之争。山家派有知礼、文昌、纪忠、从义等;山外派有悟恩等，是温州佛教发展蓬勃时期的文化实证。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海重要港口之一，有着优良的港口、发达的造船业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为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或地区运送商贸、科技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宋元时期，温州已经能够建造大型海船，航海技术也有了质的飞跃，指南针早已运用于海船导航，并根据掌握的海洋季风气候规律，航线路途也较为安全，因此，各种交流活动更加频繁。久而久之，温州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逐渐深入，宗派理论逐渐繁盛。温州民间奉佛极为虔诚，最宏伟的建筑是寺院。由浙江天台的慧昙主持的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置统领、副统领等，以实现对佛教教团的有效控制。從佛教宋代的发展再到清代，佛寺的建立，社会各阶层都对佛教法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的佛教法事活动也逐渐向民间民俗文化延申。
（二）重点保护单位的佛寺特征
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的统计数据来看，以国保、省保、市保、区保、县保为等级的划分来看，国保在各保护级别里占很高的地位，而浙江省各地区的国保数量排序依次是的是宁波、杭州、温州、舟山、台州、金华、丽水，而数额相对较多的属宁波、杭州。宁波的国保佛寺单位为阿育王古寺、天宁寺、保国寺和天童禅寺。而杭州的包含龙兴禅寺、梵天寺、灵隐寺和永福寺。
宁波的阿育王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阿育王寺内珍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和玲珑别致的舍利宝塔。而宁波的保国寺整体建筑保留了部分唐代风格，是研究我国唐、宋时期木构建筑演变、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故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杭州的灵隐寺，虽然是千年古刹，但是建筑都是近代重建，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天王殿、大雄宝殿，国内少见，殿内塑像除韦驮塑像为一整块香樟木雕成的宋代的遗物外，弥勒佛、四大天王都是近年新塑的。灵隐寺与阿育王寺的建筑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寺内建筑组群都与寺外园林浑然一体，在景观营造上却有共通之处。
二、上海佛寺文化呈现与发展
（一）区域密疏的文化体现
自清末以来，上海是一个政治、经济都非常发达的商业化大都市，同时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生产和经济发展较快，文化人集中，寺院经济相对富裕和稳定，而且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沉浮常把佛教作为栖身地，上海则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居住地，正是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使上海的佛教寺院、佛教影响得到迅速发展。五台山、普陀山、杭州、常州等地的许多著名寺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院或下院，扩大了上海佛教的影响。上海的佛教僧人集中，各地的高僧也常常往来于上海。他们往往有很高的佛教地位，因此从事过不少弘法著述，讲经集会的重大佛教活动。
上海的寺院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许多寺院都有著名的法师，他们收了很多阪依弟子并且有稳定的香金和经忏佛事收入，有的还有承办素筵、地租、房租和出借厅堂等收入。这些原因又吸引了各地的寺院和僧人来上海不断开设、建立新的寺庙，并且经济收入增加，外来僧人大量涌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如今的佛寺分布来看，上海本身商业的畸形发展，佛教本身的发展充斥了商业化、世俗化与职业化，并且随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变化，直至影响到现在。
（二）重点保护的佛寺特征
上海玉佛禅寺历史不长，至今算起来也只有一百多年，但它的名气很大。五十年代，印度、尼泊尔、缅甸等七国僧侣联合代表团来访;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莅寺;延寺僧六十四人诵经，为其亡夫超荐。现在这里不仅是中外闻名的宗教场所，更是上海著名的参观旅游胜地。上海玉佛禅寺自1978年恢复开放，上海玉佛禅寺积极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人间佛教的信仰体系，以弘扬正法为己任，引导教内僧人爱国爱教，充分发挥佛教发展文化、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维护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特殊作用。
上海佛教界人士，长期以来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与党和政府同舟共济，他们得到政府的信任、关心和帮助，团结信教群众，也受到信教群众的尊敬和拥护，他们和广大信教群众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三、江苏佛教建筑地域性文化特征分布
（一）区域性佛寺文化突出的原因
根据资料显示，江苏地区是受佛教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并且在东汉末年，当时的苏北地区，尤其是徐州地区，佛教流行的尤为普及。据有关资料记载，笮融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在下邳，大建佛寺，并下令，凡是愿意信封佛教者，都可以免除徭役，前后招达五千多人。历朝历代兴建成了许多寺观，梵宇道宫相于古城内外，成为苏州一大特色。至解放初，姑苏城内留有大小寺庵200余所，故旧时称苏州为东南佛园，直至今天，保存下来的西园寺、寒山寺、灵岩山寺等寺庵，殿宇巍峨，游人云集，其规模和名声已经远远胜过了前期，对苏州的传统文化和城市面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苏州佛教现有古建筑3万多平方米，这些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体制规整，融佛寺固有风貌与艺术于一炉，具有江南建筑艺术特色，众多的寺庙古建筑构成苏州一大景观。根据国家数据也能看到，苏州佛寺在宋至清的时间段尤为的突出，数据统计，苏州现有十余座寺院宝塔，多为宋代重建，都是楼阁式塔，集楼、阁、阙、观于一体，精巧的结构，优美的形态，显示出苏州庄严、瑰玮的古建风貌。而宋至清数量明显的与苏州毗邻的是无锡佛寺，也是唐宋时期续有发展，兴建了北禅寺、甘露寺、华藏寺、靜慧寺、福慧寺、志公寺、雪浪寺等41座;元代建有嵩山寺、忍草庵等17座;明朝又趋盛，共建集福寺、蓉福寺等各类寺院百余座;民国时期，佛教发展相对缓慢下来。土地改革后，各类寺院基本停止活动，大部分寺庙被作他用。境内佛教徒宗派以净土为主，禅净并修，信徒层次不一，大部分属民间信仰层次的善男信女，修建念佛堂、自修庵，不出家，以静养为主，有时也做佛事。而按照数据排列的扬州佛教建筑，则是隋炀帝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智昆为其受菩萨戒，即位后，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唐代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佛教宗派的形成，多多少少都是离不开江苏地区的佛教发展的。
（二）重点保护类的佛寺特征
根据统计的数据分析，按照文物保护等级最高的国保来比对，扬州的佛寺数量在国保中居第一位，依次是南京和淮安。
扬州位居第一的主要原因是道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继承了南山宗系统，颇具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传入到了扬州，两千多年来，佛教在扬州屡有兴衰，期间经历了隋、唐、清三代高潮。隋代，杨广到了扬州后，大量搜集经文大兴寺庙，举办盛况空前的千僧会，把江南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人物集中到扬州，让他们住在扬州的道场，这也是扬州佛教繁荣、明僧众多、寺庙林立的原因之一。而作为国保之一的扬州高旻寺，它的出众主要源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康熙帝南巡后，最早收到重视而被修缮的名胜，是高旻寺及毗邻的行官。康熙帝沿运河南下，一路所见寺庙宝塔多矣，但也可能是因曹寅在高旻寺前迎驾之故，遂此寺对康熙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并对寺内天中塔发生了兴趣。而扬州大明寺则是因唐代高僧鉴真曾在此居住讲学，天宝年间于此接受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吉藏和智觊创立的三论宗和天台宗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宗派，他们都形成于隋代。隋统一全国之后，吉藏应隋帝之请，往扬州慧日寺，后又移往长安日严寺，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创立了三论宗。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成为南方三论宗的中心，三论之学经僧诠、法朗、吉藏等诸法师继之弘扬，其学益盛，遂成为佛教一大宗派，栖霞寺也以三论宗的祖庭而名扬天下。三论宗的弘扬传播，也是扬州、南京佛寺得以传承而受国家保护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
根据大数据的调查图表分析，浙江、上海、江苏的佛教佛寺文化、历史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按照时期分类的区域性的佛教建筑，大致数量多为隋唐初盛时期以及宋至清时期，他们之间的佛寺历史文化都是具有一定的串连性。而佛教建筑的特征往往与城市建筑的造型特征有融合之处，城市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影响着城市中佛教建筑的本身文化传承。本文中的数据还停留在初步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数据调查及做成的图表，浙江、江苏上海佛教的文化关联性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潘明权.上海佛教寺院纵横[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2]陈荣富.浙江佛教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江苏省佛教协会.当代江苏佛教[M].南京：南京一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2004.
作者简介：张恒（1995—），男，汉族，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设计专业，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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