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粟

　　摘要：学界对《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的含义争讼不已，对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也是解释不一。前贤时彦多将“绘事后素”解释为“在素色的底子上進行绘画”，也就是“后于素”。而随着对长沙马王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以及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丝织品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达于素”观点更加切合孔子的本意。孔子借彩绘后的丝布喻“仁”、后施加的素色点缀和勾勒喻“礼”，形象具体的阐释了“仁”为“礼”之本、“礼”是“仁”的外在体现并与“仁”相辅相成的思想，而通过对孔子“仁礼观”的分析也佐证了“达于素”观点的可靠性。

　　关键词：绘事后素;《论语》;孔子;仁礼观

　　中图分类号：B22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8-0007-02

　　一、前言

　　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出土文物和出土文献不断问世，解释经典、研究思想史也与出土材料的研究密不可分。《论语》在东汉时期被正式升格为“经”，加之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哲学思想的第一手材料，故而自古至今研究者甚多，历代作注者也是层出不穷，对于《论语》中每段文字的研究、解读更是异彩纷呈。这其中以“绘事后素”的释义最具代表性。

　　二、“绘事后素”的旧说回顾

　　《论语·八佾》篇第八章的内容大致是子夏问孔子《诗经》中《卫风·硕人》篇所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的含义，并进而引申谈论到仁礼观。兹将原文具引如下：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趋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对丁“绘事后素”一句的解释历代分歧较大，主要存有两种观点，分别是“达丁素”和“后丁素”。前者是指通过后期素色勾勒而使绘画变得更加绚丽，而“后丁素”是指在素色的底子上进行绘画。这两种不同的阐释进一步引申出了不同的仁礼观，下面是具体分析：

　　“达于素”的观点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之后被何晏、邢昺、钱穆等人沿袭、认可。“郑日，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期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清·刘宝楠）正义日，案《考工记》云：画绘之事杂五色。下云画绘之事后素功。是知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己成文章也。”（《十三经注疏>）郑玄认为绘画后期以素色勾勒、点缀可以更好地成就绚丽的作品，而美女天生丽质也正是在符合礼的情形下得以彰显的，孔子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借此来阐发自己的仁礼观。

　　另一种观点“后丁素”以朱熹为代表，被杨伯峻、程树德等人沿袭。朱熹注：“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丁素也。……礼必以忠信为质，而后施五彩。”（《论语集注>）朱熹以“素”喻仁义，以“绘事”喻礼，认为绘画需以洁白的底子为基础，而人也是先有美好的品质为底而后加以文饰。

　　三、出土材料与“绘事后素”新证

　　以上是经过历代多位学者探讨之后形成的较为主流的两种观点，近年来又有多位学者从美术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个角度出发就“绘事后素”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但至今两派争论不止，学界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和认识。但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美术学角度出发，存有的主观因素就有可能造成曲解，故接下米将结合相对而言更客观可信的出土文物展开讨论。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载有：“画缋之事，杂五色。……凡画绩之事，后素功。”郑玄注曰：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周礼译注》）由此，可推知在彩绘底稿的过程中，各色染料很容易将底稿的轮廓浸渍模糊，加上素色极易受到污染，所以采取先绘染其他众色，后用素色加以勾勒点睛的办法，米保证彩绘的最终效果。加之，周代通过章服制度米表现严苛的贵贱等级制度，故对绘画作品、服饰等丝织品的颜色搭配、图案纹饰要求十分严格，其彩绘过程一定十分考究，不会随意地调整和篡改。

　　《周礼》中的记载无疑为“达丁素”观点提供了文献佐证，但以此作为推断绘染步骤的依据仍略显单薄，直至近代出土了相关的实物资料。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绵袍和衣衾残片，彩绘丝织品的颜色十分丰富，未见以素色为底加以彩绘的制品;1976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帛画，其用线施彩及绘染印花技术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十分相似;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各类衣物35件，其中带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为“达丁素”观点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这些丝织品的底色多以红色、棕色为主，上面用丝线绣出所有花纹图案，这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先秦时期高超的绘染、刺绣技艺，更体现了当时丝织品彩绘的先后步骤：先绘染众色，后用素色勾勒或者刺绣着重突出。

　　综上所述，根据《周礼》中的相关记载和出土的实物材料，“达于素”的观点更加切合实际，所以“绘事后素”与“凡画缋之事后素功”可以解释为：彩绘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素色勾勒或刺绣突出。

　　四、由“绘事后素”探析孔子仁礼观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对周礼极为推崇，所以孔子借“绘事后素”米更加形象的阐发自己的思想，即苴“仁本礼辅”的仁礼观。下面将在孔子所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孔子之“仁”、礼”及两者关系展开分析。

　　（一）孔子之“仁”与“礼”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夏礼、殷礼已经不可考，孔子说的“礼”是指周礼。周礼是结合家族亲情和政治权力于一体的社会生活规范，其中浓厚的温情色彩和伦理亲情成为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滥觞。而“仁”并非孔子初创，它是随着时代演进而内涵渐趋丰富、并逐渐受到重视的。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时期，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丁后嗣者”（《十三经注疏》）的“礼”逐渐失去其地位，人们迫切需要解决安身立命的现实问题，急需寻找到另外一种代替性的东西，此时，孔子之‘‘仁”便应运而生。正如刘蔚华所说“仁学的发展，同‘礼崩乐坏的进程，微妙地联系在一起。”孔子强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忠恕”，并将个人修养层面上的要求拓展至整个社会范围，提倡统治者施行有“德”之政。与此同时，孔子立足时代需要对“礼”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不拘泥于旧有之礼，更加重视保有礼乐文化的真精神，使“仁”成为“礼”的根本精神，同时，突出“礼”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要用“礼”米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并努力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的修养工夫实珊‘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境界。经过孔子的调整，“礼”获得了新的存在意义，从前作为外在约束的“礼”成为了“仁”的外在表现，也正如“绘事后素”所深含的，内在品德“仁”也需要“礼”的外在修饰才能得以更好的彰显。

　　（二）孔子之仁礼关系：仁”为“礼”之本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由礼归仁，仁作为最后的目标而存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是孔子对管仲做出的看似矛盾的评价，但是仔细分析可知孔子是将“仁”看做评价他人时最为根本的一种品德;火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说明在孔子心目中“仁”、“礼”有着其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仁”是本核，是内在的，作为潜在的力量指导着人的内心世界;“礼”是外在的、规范性的，对人的外在行为具有一种明显的指导作用。“仁相对于“禮”而言更为根本，只有具备了“仁”的内在品德，才能自觉遵守符合“礼”的行为规范;而若只具备“仁”却缺失“礼”，则显粗陋;而“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也说明“礼”也一样不可或缺，发挥着如同绘画过程中素色勾勒突出的作用。所以，孔子认为“仁”和“礼”皆不可偏废，“仁”为“礼”之本，“礼”作为“仁”的外在体现，与“仁”相辅相成，正如绘画时仔细绘染后的绚烂丝布是画作的根本和基础，而后施加的素色作为点缀和勾勒一样不可或缺。

　　五、结语

　　“凡画缋之事，后素功。”（《周礼译注》）可推知在彩绘底稿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先绘染其他众色，后用素色加以勾勒点睛的办法，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以及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通过仔细对比、分析出土丝织品的花纹图案，发现“达丁素”的观点也更加符合绘染的实际情况。孔子对周礼是十分了解的，深知周代是通过章服制度米表现严苛的贵贱等级制度，所以定不会违背礼仪制度来阐发个人观点。基于时代的需要，孔子丰富了“仁”与“礼”的内涵，借助“绘事后素”充分阐释了其“仁”为“礼”之本，“仁”、礼”相辅相成的仁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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