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音——地”之間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人类行为产生音乐，决定音乐本体价值，而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生存状态，影响人类性格外貌及习俗，进而又作用于音乐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音乐地理学;“洮岷花儿”;河州花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6-0144-01
一、音乐地理学
音乐源于人类生产劳动，既与人类行为息息相关，同时又离不开时空限制，特别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空间——地域地理。音乐地理学是一门以“音（乐） 地（理）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各种音乐现象（主要是传统音乐各门类）的空间分布、变化、扩散以及人类音乐活动的地域性结果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按照地理学与人类学的方式在音乐区域的空间分布、音乐体裁、方言音调中研究音乐文化。
二、音乐地理学视域下的“洮岷花儿”与“河州花儿”
1.独特的地理地貌孕育特有民族音韵.“岷县南部一带（包括宕县北部）不仅是‘洮岷花儿，而且也是整个‘花儿的发祥地。”为什么说岷县是为“花儿”起源之地？又是起源于何处？从中国古代地方志中可见自夏、商、周时期，岷县隶属雍州，为西羌之地。而学术界对于“花儿”的源头有共识：一是源于古羌族牧歌;二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花儿”的传播也是自岷县开始，从洮岷南路“花儿”（啊欧连儿）到洮岷北路“花儿”（两连儿）再到“河州花儿”。“花儿”传播的路线是从崛县南部地区到北部地区，经临潭、卓尼，到康乐、临姚、夏河而后到临夏。临夏遂成为“花儿”发展、繁荣和进一步交流的中心，而后花儿从临夏传播到青海、宁夏和新疆。
由流传地域可知，两种花儿虽其起源相同，两者在后劲发展中却各有千秋。
2.不同的地理位置影响音乐风格特征。“花儿”来自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曲调直抒胸臆，歌词即兴发展，易于劳动人民之间的情感共鸣交流及传唱。流传到不同地域的“花儿”会根据其地理位置与环境影响音乐风格进而形成独特的地域色彩。河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世代生活居住着汉、东乡、撒拉、土、回等民族，受少数民族及异域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其音乐色彩也较“洮岷花儿”丰富很多，在“曲令”方而，“河州花儿”就有上百种令，其中按音乐特征可分为短调令、长调令。长令最有特色是拖腔，长令拖腔的时间长短由地理环境制约。
“洮岷花儿”的“曲令”则分为南北两派，这也与地理位置上有南路与北路相关。南路的“啊欧连儿”主要分布在二郎山一带，这一带海拔在两千公尺以上，气候为温带半湿润的过渡，历史上是森林草原带，古羌人以放牧为生。山脊耸立，可亢而高歌，“其声尖而高亢”较好的反映了南路“花儿”高亢而凄凉的曲调特征;北路的“两连儿”，主要分布在莲花山、康乐一带，北路地形平缓，由山及山组成，田间劳作为主的“曼声作歌”唱腔较为悠长缓慢。
3.人文环境赋予‘‘花儿”独有的音乐母体。自古岷州便是西羌之地，西羌“滨于赐支（即禹贡析支，在甘肃临夏县以西，即今青海东南境地），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公元前222年，秦王下令迁民于临洮（即现在的临潭一带），可见，秦朝之时洮岷一带便有汉人在此生活;至西汉年间，羌人得朝廷允许，内迁陇西与汉人杂居，加之当时朝廷命汉人随军西迁;唐时，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并趁着安史之乱，占领陇西、乾县、岷县一带、直逼长安，吐蕃占领岷县一带长达300余年。古羌人于晚间山林打猎时，为避“山叫鬼”，便会“啊呜”“啊呜”的唱，以呼应族人及祈祷山神保护的作用，从而形成了羌歌。而“洮岷花儿”的“啊呜令”的曲调的第一句则是以强声的“啊呜”开始，进而一气呵成，旋律韵味十足。后期“啊呜令”的发展还受吐蕃民歌的影响。
虽起源相同，但“河州花儿”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导致在内容，曲调，唱腔上与“洮岷花儿”还是有较大不同。
自古河州便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同样也是君王朝臣与部落首领所争夺的黄金政治军事要塞。由于高寒海拔、边缘的地理位置加之少数民族居多，致使河州较少受封建思想——儒家文化的影响，在苦寒的生活环境中造就了河州人民思想行为极为自由与野性。
三、结语
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方式其实是音乐文化的个性研究，每个地域都有其当地的特色文化，形成了“本体风格”的音乐并反馈在“人类行为”上就是给予了该群体共同的音乐审美、音乐身份认同感。梳理地方民族民间音乐产生的脉络、基本特性，把握其内在特质，使之而对生存困境时能够进行现代化转型以及“活态”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李磷，乡音——“洮岷花儿”散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3]王魁.中国花儿音乐曲令大典[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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