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花

　　摘要：布尔迪厄开创了社会学视角下“趣味”理论研究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与美国的贝克齐名。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反康德的纯粹美学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空间的建构，他专注于趣味的审美配置对阶层的区分，揭示趣味产生的社会因素。他采用的社会学方法也为后世留下方法论指导。关于布尔迪厄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文化权利游戏角度，本文则重点分析布尔迪厄的趣味中体现的阶层区分意识，趣味区分下阶层的对立方面，对布尔迪厄的趣味理论进行分析。

　　关键词：趣味;区隔;阶层对立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3-0040-02

　　布尔迪厄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被置于某种高度，布尔迪厄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他的理论被广泛研究。布尔迪厄的趣味研究是建立在反康德的基础之上的。康德认为审美鉴赏来源于纯粹形式的无利害的关照，注重纯粹形式鉴赏，“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惬布尔迪厄反对康德的“美学”，他认为康德的美学忽视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分，认为康德是先验层面上的审美无利害，对于纯粹形式的分析规避了社会区隔的功能，同时康德提出的纯粹审美与大众审美相对立，忽略了不同阶层的审美配置造成的区分。布尔迪厄将康德的思想重新历史化，放置于整个社会背景，研究普遍动机后的社会因素，他倡导的审美趣味是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集团的特权。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不同阶层对于审美的判断和选择，并且根据调查的趣味研究区分社会各阶层。他将拍摄照片的内容和题材选择作为参照，在布尔迪厄的调查中，资产阶级对于更多关注照片形式和内容的美，营造意境和美感，拍摄照片的目的也是为了体现艺术性、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或艺术独特创作;而民众对于艺术作品的判断，更多来源于功能而非形式，是对被表现事物的现实或对表象所服务的功能的反应，且这种形象从属于功能的“美学”是主体一再强调其判断的有限性的局限和条件，根据拍摄目的和创作内容区分了每张照片的可能用途和受众。他始终认为“民众的精神气质暗中以一个反论题对抗美的分析的每个命题。”邹这是大众美学对纯粹美学的反抗，野蛮趣味对纯粹趣味的反抗。由此可见，对于趣味的研究关注到社会条件，而不仅仅是主体对于直觉、感知的理解，系统放在社会因素中考察，揭示出趣味的对立是阶层区分的根源。

　　趣味的区隔是由其社会生成条件决定的。布尔迪厄认为趣味的区分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这种影响与学历有关，他探讨了教育系统中文化资本的占有，并随之细分了影响文化资本占有的家庭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重点是学校教育，又具体分为家庭文化资本占有、社会出身及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社会学校教育的综合影响得出，学历在社会中之根源是经济资本占有多少的结论，他还认为某种选择与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采用社会学中统计的方法，在综合比较了大众阶级、中产阶级和高等阶级对歌曲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通过证明学校教育资本占有的多少将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严格等级化。根据布尔迪厄在针对职业一调查列表中显示，在属于大众阶级、取得职业教育证书或专业技能证书或没有任何文凭的100人中，在受喜爱的3名歌手中，33人选了盖塔里，31人选了佩图拉·克拉克，受喜爱的三部音乐作品中，65人选了《蓝色多瑙河》，28人选了《马刀舞曲》，这说明教育资本配置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影响。比如法国重点大学颁发的证书，代表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位于教育的最高端，在学历上首先担保了一种能力，这直接影响了对音乐类型的选择，同时使得拥有文化资本较多的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同时根据消费者选择的艺术作品作为对象，布尔迪厄区分出三个与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三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中，最富有的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对合法作品的占有层次最高，他们对文化始终保持着自信与自由，中产阶级只能集中于主要作品的次要艺术，民众趣味则集中于轻音乐作品或因广为流传而贬值的深奥音乐作品，比如《蓝色多瑙河》、《茶花女》。布尔迪厄首先分析了在场中对于艺术作品偏好的原因分析，产生趣味的社会条件不是仅仅由个人直觉产生，而是强大的社会资本的支撑。布尔迪厄称有知识和有文化是不同的概念，他认为通过学校学习拥有学历的才是有文化，而像小资产阶级那样通过自身积累而达到的只是知识层面，他们无法与文化保持熟习的关系，所以他否认年与代造成的经验丰富，对中产阶级摇摆不定的矛盾与焦虑进行批判，他认为只有通过高校赋予的学历才是证明有教养的文化的条件。而资产阶级对于文化的占有是高雅与严肃的，是合法文化，从而形成趣味的区隔。

　　布尔迪厄对趣味的研究建立在习性基础之上，习性等同于趣味，财产结构和社会轨迹构成习性和习性在所有實践产生的有系统选择的根源。布尔迪厄的“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实践证明。人们无法讨论趣味或颜色：这不是因为所有趣味都存在于天性中，而是每种趣味都觉得建立在天性的基础上——作为习性，趣味几乎总是如此一，这就将其他趣味抛到违反天性的羞耻之中”。他研究了不同趣味造成的习性，习性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大众阶层对于摄影的选择上，布尔迪厄认为只有颜色和可读性能够中止对无意义照片的拒绝，比如大众看完后觉得颜色还行，或者可读性与它本身的意图或功能有关，比如他们可能会说“拍摄这些都是浪费胶卷”的话，除非觉得这张照片颜色看起来还可以，才不会对摄影持拒绝态度。而资产阶级则更多会注重艺术性的表达，比如刻意追求构图效果，表现资产阶级精神气质等。于是审美配置起到了区分作用：“如同任何一种趣味，审美配置起聚集和分隔作用：作为与生活条件的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把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当艺术品值得被表现时，表现的功能服从于一种更高的功能，即通过固定一种值得被永存的现实来赞颂这种现实时，作品才能表现得理由充分，这构成了“野蛮趣味吻的基础，占统治地位的以形式为美学原则的高等阶层对此却不为然，由此造成了阶层的对立。大众美学的出现是针对学院的“学究气，产生的拒绝之拒绝，也就是以普通配置与特定的审美配置之间的明显决裂为依据，民众阶层和中产阶层对形式产生敌意，比如戏剧的虚构形式，如果没有满足大众对表现含义的理解，则被排斥。而文化分裂恰恰使得每类作品对应的受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导致阶层的区分。“趣味是一个主题范畴，标志着个体对特定对象所呈现出的审美偏爱。”比如看到一个杯子，高等阶层可能会研究杯子的材质、花纹的设计、在形式上符合美的原则，而大众美学则更关注它是用来喝水的。这形成了纯粹的审美趣味即重形式，轻功能，大众美学重功能，轻形式的特点，正因为趣味的不同造成阶层区隔，且每个阶层都会与其它趣味保持必然的距离，比如在身体美容、服装选择、家庭家居装饰间的占位在社会中形成空间位置，形成对立。

　　社会阶层趣味的对立。惬布尔迪厄在分析时研究了不同阶层在接待外来客人食材上的差异来体现区分意识，资产阶级会选择有格调的菜品招待，而民众阶级则更注重实用，中产阶级既有向资产阶级趣味变种的可能，又会自然保持阶层的一致。不同阶层又自然地通过与其他阶层保持一种必然距离来显示自身的不同，所选择的产品带有明显的风格倾向，当然这种选择受到学校教育和经济资本的影响，使得资产阶级在出入收藏场合时，以“个人趣味”选择艺术品，从而达到象征自身独特或区分的审美意图。除了收藏外，他们还会选择不同风格的生活用品用来装饰，风格内在地形成一种对趣味的选择和判断，资产阶级选择古典的家具装饰室内，以表现古典贵族气质与情调，而民众可能会挑选普通风格的家具，而且更注重实用价值。这种鲜明的审美偏好产生了阶层的行动，“趣味，即一个确定的阶级占有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和/或象征的）倾向和配置。社会阶层对于艺术作品的选择出于自身影响，又外在地对于其它风格排斥与区隔，产生一种审美距离，自在形成对某个阶层的风格的偏好，比如资产阶级的情调，中产阶层无法融入其趣味场，“对低级的、粗俗的、平庸的、贪财的、奴性的，总之是自然的享乐的否定，如是构成了文化的神圣性，并包含着对某些人的优越性的肯定，这些人懂得满足于升华的、精致的、无关利害的、无偿的、优雅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从来都是禁止普通门外汉享受的。这就使得艺术和艺术消费预先就倾向于满足一种使杜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呵亘湘夔味必然意味着拒绝和对立。对布尔迪厄来说，凝聚并体现在文化商品消费中的趣味是一种阶级标志的体现，资产阶级要实现物质占有和象征占有的结合。“力求将创造或积累象征资本的转变方法中，购买藝术作品作为‘个人趣味的方法，是最接近最无可指责和最不可模仿的积累形式的方法，这种积累形式也就是以自然“区分”个人“权威”或“修养”的形式对区分符号和权力标志的归并。”资产阶级是有教养的趣味，利用独占证明了物主的独特个性。而“博物馆乃是展示被排除私人占有的物品的礼拜场所，经济中立使这些物品倾向于被“中立化”，这种中立化为“纯粹的”领会下了定义。”

　　布尔迪厄宁愿被称为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的趣味理论基于社会背景研究，这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但是过分关注社会中的影响因素，会忽略艺术创作本身的独特性，我们在研究艺术一般规律时，应该考虑社会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考虑艺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