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出版如何担当好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推进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业已成为出版界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的出版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本质以及翻译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质；翻译标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0-0256-02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薄弱的话语权与中国的大国形象日益不相匹配。中国文化“走出去”已升级为国家战略。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外教社”）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和出版。《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是外教社的重点品牌图书，畅销、长销30余年。这套丛书中最早的3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的《中诗英译比录》、吴钧陶的《鲁迅诗歌选译》和方重的《陶渊明诗文选译》。至2017年，这套丛书已出版32种，有《易经》《诗经·国风》《老子》《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本文以此套丛书的策划、定位和出版为例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本质及翻译的标准。
一、文化“走出去”的本质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可谓炙手可热。但是这些研究必须回答好两个问题，第一，文化是什么；第二，中国文化“走出去”能从历史中借鉴什么。只有对“文化”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文化适合而且应该“走出去”，而不会把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文艺，以为文化“走出去”就是文艺团体在国外的表演。①研究好第二个问题能让我们以中国文化传播史为鉴，认识到文化传播一脉相承的特点，避免急躁、冒进的做法。
（一）文化的定义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特勒（Edward Burnett Taylor）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从广泛的民族意义上来看，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②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的精神文明产品，其精华则集中体现在经典作品中。《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在选题时秉持这一原则，深挖文化的根本，以此确定选题范围。该套丛书有32种，既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思想经典，如《老子》《易经》，又有诗歌经典，如《诗经·国风》《唐诗选》《宋词集萃》《元曲》，还有四大名著。
（二）文化传播史研究
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随着中国打通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在这条近7000公里的道路上不仅有商品贸易，还伴随着文化交流，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繁荣了西方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也逐渐走入西方世界。③中国历史上的“万邦来朝”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型案例。到了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开始译介中国文化，如辜鸿铭、林语堂、陈季同、熊式一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走出去”从古至今似乎从未中断过，这也符合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特点。今天，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但是从本质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从80年代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中诗英译比录》的出版，到2015年《西游记》汉英对照版的问世，历时30余年，持续推陈出新，直到今天产生了规模效益，正符合文化传承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人类散落于世界各地，只有当他们充分相互理解时，通天塔方能建成。文化的传播离不开翻译。中外文化交流或中西文化交流必然伴随着翻译活动，也可以说“文化史也就是翻译史”。④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周明伟指出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⑤外教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张培基的《英汉翻译教程》，其中就涉及了不少的典籍英譯的内容。外教社在2007年专门成立了“汉语事业部”，集中部门之力做好中国文化的翻译出版工作，《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二、翻译标准
翻译的标准问题一直是业界争论的热点。葛浩文被公认为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功臣，他对莫言作品的翻译策略更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谢天振教授一再提醒学界注意两个现象：“何以我们提供的无疑是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何以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基于此，他提出，在中国文学向外译介过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呼吁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方法的声音在翻译理论界不绝于耳，并在媒体的助力下似有形成主流认识之势。⑥
面对业界的争鸣，出版界在译介中国经典文化时必须审慎判断。外教社在推出《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时关于翻译标准有以下几层考量：
（一）恪守“信达雅”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可谓翻译的“三字真经”。杨绛先生曾以亲身从事翻译的实践，将作者、译者、读者三者的关系，称为“一仆二主”，认为译者是作为“仆人”为作者和读者两位主人服务。这个比喻既形象，又贴切。《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的翻译准则也是严格按照“信达雅”的要求，邀请知名翻译专家移译中国文化中的典籍作品。这些译者有吕叔湘、吴钧陶、方重、孙大雨、汪榕培、王宏印等，他们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由他们担任翻译能让海内外读者零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这些专家学者深谙中国文化，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迫切希望准确、完整、真实地再现中国文化，这是他们进行翻译工作的原始动力。
细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土生土长在中国以及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时多采用异化法，即译者尽量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如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The Journey to the West）；而国外的汉语学家和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翻译家多采用归化法，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如霍克斯、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a Stone），林语堂译介的中国典籍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主要在于译者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从这一规律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出版界在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时，首先必须要立足中国文化本身，提升文化自信心，不能一味委曲求全，按照西方的审美篡改中华文化，以期迎合西方读者的需求。从另一层面来看，如果中国的出版界都不能守住中国文化的底线，而寄希望于西方出版界忠实、不走样地传播中国文化，似乎更不切实际。endprint
（二）认清形势，适度归化
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们既要提升自信心，但也不可盲目自大，唯我独尊。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沿用美国的模式，走他们的老路，“走出去”不是去展示威风，更不是用我们的文化去征服别人的文化。⑦因此，我们在典籍翻译时不能“自娱自乐”，翻译中国文化必须要考虑受众的特点，需要寻找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脚踏中西文化的大家来担当文化走出去的使者。当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话语权相对薄弱，我们要正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客观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走出去”的起步阶段，我们要适度归化，但是这里提的“归化”，并不是“连译带改”，而是归化时不失原文的味道，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尽量进行异化处理。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中有两本国外汉学家采用归化策略完成的译本，一本是霍克思、闵福德历时40余年完成的《红楼梦》，另一本是登特—杨父子翻译的《水浒传》（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霍克斯、闵德福的译本在西方广受好评，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⑧登特—杨父子的译本主要出自父亲约翰·登特—杨，他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翻译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来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这个译本是目前《水浒》英译本中独一无二的120回本。这样的译本在业界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两套书的出版使得这套丛书更加的丰富厚实。
三、结语
出版界一直是文化传播的先驱，应当一如既往地担当好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助力。本文以《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的出版为例，介绍了外教社30多年来默默耕耘，坚守翻译质量，汇聚国内外翻译大家，出版的一系列高层次、高品位，最能代表原作者獨特风采和不朽魅力的精品译作。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质的思考，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周虹.中国文化如何更好“走出去”[N].人民日报，2015-1-22.
②Edward B. Taylor.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ume One [M].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71.
③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④蔡新乐.文化史就是翻译史——陈寅恪的历史发现与其翻译初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
⑤刘毅力.周明伟：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J].今日中国，2015.
⑥许钧.“忠实于原文”还是“连译带改”？[N].人民日报，2014-8-8.
⑦乐戴云.文化“走出去”不能走美国老路[N].解放日报，2015-3-27.
⑧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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