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舒同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迟桂花》的人物关系呈现出两两相映、三人互通的结构模式。郁达夫不仅践行了“艺术是生活的镜子”的创作观，更把这种镜子式的投射技巧安排到人物形象中，使得人与人之间照见彼此的心灵与命运，人物与时代之间照见现实的呼声与号召，人物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更架起一道共鸣的桥梁。通过文本重读，这种新颖别致的映照式人物关系，或可为叙述学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空间，为当代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提供新的视角范式。

　　关键词：迟桂花，映照；叙述；人道主义；博爱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007-02

　　一、前言

　　作为五四时期名副其实的“启蒙者”，郁达夫承担了来自学界多面的舆论压力，不论是于他革新社会风气的期望，还是对他一以贯之的欲望书写的指责，在压抑和释放，苦闷与通达的生存和创作环境下，郁达夫这样回应：“一切艺术都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时代是不断地在跑，社会也是不断地在变化，所以艺术当然也非同样地更换着不可。”①

　　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郁达夫内敛的性格促使他将丰富的外在语言和表现内化于心理自白，但这一层还不够，文艺观紧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他对平民百姓又多了一层深切的关注；天然的浪漫理想主义，又让他描写现实的同时，时时寄托浓郁的诗情，体现出博爱和人道主义思想，“文学家所追求表现的，又系是最高的理想和最适应时代的人生统系（Das Lebens=System）”②。种种因素，促使他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创作《迟桂花》中，采用了一种具独创性的、新颖别致的映照式人物关系。

　　“映照式人物关系”是本文针对《迟桂花》的叙述模式，提出的一种新的叙述方法和研究理念。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采取的叙事视角，不同于二十年代《银灰色的死》、《南迁》等创作中常见的内聚焦式写法，也脱离了如《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中围绕一男一女单一的情节模式，而是通过故事中三个主人公，“我”，“我”的故交翁则生，翁则生之妹翁莲，揭示出一个巧妙又形成两两对照的三角形镜面。本文试从《迟桂花》人物建构的伦理关系和逻辑顺序，围绕作品中三个主要人物，对这组三角形的映照式人物关系展开分析。

　　二、“我”和“我”的变体：“我”与翁则生的映照

　　“我”与翁则生是在日本求学时相识，并由此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文章一开头，便是一封书信的告白。倘若读者初次读到这封开启全文的信，即便熟稔郁达夫一贯的自叙传风格，恐怕也很难分辨出信头的“XX兄”和信中的“翁某”究竟分别指谁的形象。

　　根据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读者看到第一人称的内化独白和接下来写信人描写的环境遭遇，可能以为写信的翁某形象就是郁达夫本人的写照，但，当“翁某”写到“你那篇《南迁》的主人公，写的是不是我？”

　　《南迁》是郁达夫1921年的作品，其中讲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伊人和日本少女O，因为同病相怜所生的一段情愫，这篇文章也是郁达夫公认的自叙传小说之一。③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写信的“翁某”不是郁达夫，而是他留学日本时交好的同学。而信中的XX兄，即正文中的“我”，才是郁达夫本人的写照。

　　蹊跷的是，这位姓翁的朋友竟然和郁达夫如此神似，不论是在健康状况，性情秉性，还是生活遭遇，甚至自白的方式（抛开作者的写作习惯不谈），二者都惊人的相似。随后，文中的种种细节足以证明其情同手足。

　　首先，信的字数多，情感真挚，其次，“我”在接信读毕后，便在翌日立即前往拜访，更不必说二人见面后的亲热：“……他握住了我的两手，尽在喘气，有好几秒种说不出话来。”④之后，他们“在客厅上谈谈笑笑，竟然忘记了点灯”，随后，月下畅谈，让人想起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的描写：“……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⑤而在这清谈忆旧中，又有一件事，恰好最能反映二人至交的由来。在日本的某一年，翁则生本因情绪的极度低落与沮丧，准备独自到井之头公园自杀，却因为“我”的关注与陪伴而改变决定，翁则生这一脆弱敏感、渴望关怀的性格，就像是另一个郁达夫。王观泉也写道：“那个姓郁的‘我和翁则生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共同散发出来的气质和情调，确乎是活灵活现的郁达夫，或者可以说郁达夫当时的心境和身体状况，向往着《迟桂花》中宁静的环境，亲密无间、纯朴敦厚的友情，希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我或翁则生。”⑥

　　由此，“我”与翁则生构成了第一组映照，我们知道，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就算是至交，也会在外形外貌、生活习惯等细节中呈现出差异。文中的二人不仅体质相似，志趣相投，就连说话的口吻、思想、生活情趣，也使读者难辨彼此。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曾经共同的生活回憶，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有一种兄弟般深厚的感情纽带。除了表现出文人间情感的真挚，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也寓托了作者对自己人生可能性的假设和期待。

　　三、平行中的张力：翁则生与翁莲的映照

　　翁则生第一次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妹妹翁莲，便说的是她那可爱的笑容，后来特为她的不幸遭遇独写一个段落，表现了翁则生作为兄长对妹妹的关心和怜爱。

　　在“我”眼中，“在这一脸柔和的笑容里，我立时就看到了翁则生的面相与神气”。二人因血缘关系带来的音容笑貌的相似，可以使我们自然地将兄妹俩的命运联系到一起。

　　首先，兄妹俩都因为世事乖离，在婚姻大事上经受磨难。同时，他们也都具有坚强乐观的天性。看似是二人的不幸和家族的惨淡，也许因为妹妹操持家务的勤劳，更因为兄妹二人开朗积极的性格，这一家人却“因祸得福”起来。哥哥翁则生的身体状况好转，不仅有了新工作，而且还有新人来同他议婚。家业渐渐兴旺，翁则生的时运也开始好转。看似兄妹二人共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落差仍然隐现。

　　两个对立因素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艺术效应构成了张力（Tension）。同在一个屋檐下，翁莲作为一个寡妇的“悲剧”式身份处境和哥哥即将迎娶新嫂的“喜剧”式安排构成了对立。作者采用的限制性叙述视角，让读者对翁莲心中究竟是否介怀无法得知。而从哥哥一己的大段推测担忧中，读者反而更能体会到翁兄对翁妹深切的关怀与爱护。翁则生和翁莲都在“大龄”青年的伦理中面临各自的舆论压力，但翁则生的人生轨迹，已昭示着“迟桂花”式迟来的幸福，会更加稳固和长久。相比之下，妹妹翁莲的现实落差与心理落差，皆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作者叙述视角的有限为文本带来了悬念，妹妹翁莲这朵“花”又将如何面对她迟来的花期？

　　四、天真的美学理想：“我”与翁莲的映照

　　根据郁达夫的一贯创作风格，如果其作品中出现女性和对女性体态形容的细腻描写，读者便可猜想异性之间的一段“罗曼史”。在本文的开头，“我”注意到了翁莲外貌形态之美。在翁莲给“我”沏的桂花茶中，“我”借谈笑向翁则生说出桂花香将要引起“我”的生理冲动这样的话，无不在暗示“我”对美好异性本能的赞美与激赏。随后，“我”与翁莲的五云山一行这一事件，开始了平衡——不平衡——平衡模式的运转。

　　出发伊始，伴随着二人的聊天行进，我的内心开始起波澜，及至坐在岩石上休憩，“我”还在臆想那些欧洲小说里可爱天真如翁莲一般的女性。此时，翁莲把手搭上“我”的肩膀，这一在她看来是自然的举动，却险些使这位风流才子会错意。而翁莲的一串在现代城市人看来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有点“尴尬”的回答，恰恰证明了她是一个真正纯真、善良、美好的乡间女孩。郁达夫认为，只有既真且美的，才是善的，他的美学理想是追求“赤裸裸的天真”。⑦翁莲不仅生长于自然，熟悉自然的草木虫鱼，更是一个真善美的化身。“人性中的善恶即灵与肉在交战中，肉体的欲望居于下方，灵占了上风成为胜利者，精神之爱达到巅峰。”⑧整个故事随着“我”欲情的净化，进入新的平衡。“我”和翁莲都成为了小孩子，在大自然里成为彼此纯真的映照。“我”与翁则生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我”与翁莲本素不相识，却在自然质朴的环境中结拜兄妹，成了亲人。

　　《迟桂花》的结构对于大众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不同于单一直接的口号式普罗文学，在艺术成就上，通过搭建这样一个三角形的人物关系框架，郁达夫不仅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三角模式和男女两性之间的敏感度，建立了“暧而不昧”的人物关系，进行了“哀而不伤”的命运叙述，同时，还揭示了福祸相依，万事万物皆处于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的真理。郁达夫的这种创作实践，因为有了对照式人物，第一人称叙述就不再局限于内聚焦范围，为叙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或也可为当代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范式。

　　最后，如果一定要对在全文中至少出现四次的桂花意象加以关注，那么这些桂花大概像是散落在这块三角镜边的装饰，让每个人物身上都散发出持久的魅力芬芳。

　　注释：

　　①②郁达夫.断残集[M].上海：北新书局，1933.

　　③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小说（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90.

　　④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二卷：小说（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72.

　　⑤顧之川.苏轼文集（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0：253.

　　⑥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7.

　　⑦黄侯兴，蔡震.郭沫若、郁达夫文艺思想比较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

　　⑧王侠，庞明启.一幅绘出郁达夫基督情绪的画——论<迟桂花>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

　　参考文献：

　　[1]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