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好死不如赖活着》纪录了一个艾滋病患家庭,讲述了一个艾滋病人从最初发病到逐渐死亡的故事。在主人公生命逐渐消逝的过程中,其卧具意象极具表现张力。镜头以客观纪录的方式,以四种不同卧具的潜在隐喻意义,表现了纯粹的生命坚韧顽强的向死神抗辩的生命主体意识,充分彰显了纪录片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生命;卧具;意象;价值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9-0097-02
一、《好死不如赖活着》概述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自上映以来,屡获国际纪录片大奖。这是一部关乎艾滋病人生命状态的纪录片,片中记录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户深受艾滋病折磨的家庭,记录了家中女主人雷妹(艾滋病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前后的历程。片中几乎所有的取景都在一个农家小院,该片的导演、摄像、制作都只有陳为军一人。然而,该片虽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没有众多人物角色的参与,但是却用平实简单的镜头客观表达,给予观众强烈的主观情感冲击,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名义直接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在导演陈为军那里,雷妹的长嚎、歇斯底里的呻吟、堂屋只有一张黄表纸的神龛、大人孩子长叹着的粗气、满院的金黄脱粒玉米、幼子马占槽乌黑灵动的眼睛、即便是穿插在片中节气的说明等等意象都是叙说生命意义的载体。片中女主人公雷妹从发病到离世,从可以坐在院子里跟人闲聊、料理自己吃药,到连趴在自己脸上的苍蝇都无力驱赶,再到死在诊所里被丈夫带回家中陈尸于地上的秸秆上,在整个生命逐渐消逝的过程中,卧具意象的表达,更是以客观记录的方式,通过卧具潜在隐喻意义的表达,深刻而又极富震撼效果地碰触到观众心底最柔软的神经。那一系列的卧具,其意象表达既是雷妹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载体,也是一个纯粹的生命一次次向死神的抗辩,却又终究无力逃脱宿命结局的见证。
二、从中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延续
雷妹,终究是死去,但是即便死去,在死去的历程中,她所有的卧具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床。自雷妹发病,她的卧具已经由正常的床转换而成其他可以勉强取代床这一卧具功能的器具。床,是理所应当的卧具,为何雷妹到了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其卧具却无一例外的不是床?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一系列卧具意象的分析中去解读其中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卧具之一 :墙角一顶蚊帐下的扁箩筐
记录片开始,镜头从农家小院摇进屋子里,巡着一阵阵女人的哭喊、近乎歇斯底里却异态的哭喊,紧接着是喘着粗气的呻吟,最后是两下凄厉的笑声,摇转的镜头定格在墙角的一顶蚊帐下的扁箩筐中,箩筐中蜷缩着一个女人,一个非常瘦小、毫无精气神的女人。蜷缩在扁箩筐中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已经艾滋病发病了的雷妹。
扁箩筐,在河南上蔡县的农村,自当是盛放、晾晒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的器具。然而这里,扁箩筐却成为一个艾滋病患的卧具,这也是纪录片中出现的雷妹发病后的第一个卧具。为什么此时雷妹的卧具不是床,而是一个扁箩筐。或许有人会说: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一个艾滋病患,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对于生活干脆就只能随便将就,随性选择,不再顾及所谓的常规和情理,用扁箩筐做卧具自然也是她紊乱生活状态的直接结果。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扁箩筐的上面还罩着一顶蚊帐。蚊帐的存在用于驱蚊避蝇,足以说明主人公并非毫不顾忌生活的常态,用扁箩筐作卧具实有“隐情”。
雷妹已经发病,作为丈夫的马深义自然知道妻子得频繁地去诊所挂针,雷妹行动自理未必是常态,万一哪天行动不便,马深义总归是能在村子里喊上一两个汉子将妻子抬去诊所。此时,扁箩筐就成为了一个潜在意义上的“担架”。但是,无论是雷妹还是马深义,都不愿意箩筐的“担架”功能实现。一旦箩筐成了“担架”,那就意味着雷妹离死亡只会是越来越近,即便它一步步的逼近。然而,作为丈夫的马深义,无论他是否愿意看到那样的结果,对于家庭和妻儿的责任却使得他不得已以此为卧具,备着妻子病患状况的突然恶化。这一切,是男主人公以生命的名义向死神发出的一次抗争。
卧具之二:一辆旧板车和一床红色的旧褥子
终于,雷妹不能像往常那样在痛苦的哀嚎后,拿起一大把檀香去祭奠灶神(虽然所谓的灶神只是贴在堂屋案几上方的一张字迹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黄表纸),以期灶王爷不再“罚她”,也不能自己大把大把的吞服似乎可以治好她的药片儿,也不能在镜头前带着憧憬与笑意畅谈她的“人生理想”:有的吃,有的穿,孩子都好好的。
此时,雷妹的第二个卧具已经由扁箩筐变成了一辆旧板车,这辆旧板车此前在镜头中也曾出现,那是在雷妹还能笑着回忆述说嫁给马深义的“风光”过往时,旧板车在门口的墙根旁边靠着,似乎是一个家中并不常用的物件。而板车再次出现,却取扁箩筐而代之,成为重要的器具——雷妹的卧具。雷妹完全没有了气力,扁箩筐再也不能兼具“担架”的功能。雷妹蜷缩在板车上,盖着陈旧的红色褥子,面色苍白,虫蝇吸附,眼中还有间或的一轮似乎昭示她还活着。马深义将妻子“弄在”板车上推进推出,晒晒太阳,看看屋外的天。在这辆板车上,雷妹进行着日常的饮食(几块泛黄的馍馍,一杯所谓的奶粉),在这辆板车上,雷妹连附在嘴边上的苍蝇都无力驱赶。马深义一如既往的照料着妻子和孩子,但雷妹那病入膏肓的状态让马深义清晰的感受到死神的逼近,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和两个孩子同样的未来。
马深义的大女儿(家庭中唯一一个幸免于艾滋病毒感染的孩子)说妈妈得的是“爱死病”,马深义也明明知道把妻子置在板车上,即便能晒晒太阳,看看屋外的天,但是他们仍然逃脱不了死神降临的厄运。此前的以扁箩筐为卧具到此时的以板车为卧具,表征着雷妹的身体每况愈下,命不久矣,也象征着这对苦难的夫妻依然对生充满期盼,即便他们明知结果是死,仍然坚持每天去诊所挂针、吃药,还喝奶粉补充营养,这种对于生命的执着和坚守,即便狼狈不堪,依然可敬而可叹。虽然,观众无从知晓蜷缩在板车上的雷妹心中所想,是“有的吃,有的穿,孩子都好好的”?还是其他种种?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对于雷妹还是对于马深义,他们愿生而不愿死。活着,就是一切,活着,丈夫才有妻子,孩子才有母亲。
卧具之三:一辆蓝色三轮车和一床红色的旧褥子
当镜头再一次近距离表现雷妹的时候,雷妹已经蜷缩在了一辆半新半旧的蓝色三轮车上,这辆三轮车正是她在片中的第三个卧具。如果说在板车上,雷妹至少可以饮食,可以吃点馍馍,喝点儿奶粉,至少还能让人看出她还活着,至少还能让人看出活着的人形,但是蜷在三轮车上的雷妹只微微的露出头的上半部分,凌乱不堪的头发,惨白如灰的脸色,蜷缩在小三轮车上,瘦骨嶙峋的身体盖着一床红色的旧褥子,已经很难让人看出三轮车上活着的人的形状。
小三轮车是马深义每日拉雷妹去诊所挂针用的交通工具。雷妹的卧具从板车变成小三轮,其中的涵义不言自明。板车笨重和宽大,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了人形的雷妹已经不需要板车这样的卧具了,况且每日用板车拉雷妹去诊所,费时也费力,倒不如小三轮车来得轻便快捷。正是这所谓的轻便与快捷,让丈夫马深义不知疲倦的一天天的拉着雷妹去诊所。明知妻子没得救,明知这卧具从板车换成小三轮是徒劳无功,但是丈夫仍然这么做了。若不是对生命的敬畏,若不是对家庭的责任,若不是对妻子的怜惜,他何以一次次的用小三轮车拉着妻子与死神一次又一次的作 “无谓抗争”?即便死神靠近,这样的生命抗争意识,也值得每一个活着的人尊重。
卧具之四:秸秆和同样的红色旧褥子
无论这个家庭怎样的抗争,以怎样的生命的名义与死神抗争,雷妹最终还是死了。马深义告诉陈为军雷妹死在诊所里,晚上九点半“落的气”,也是死在24节气中霜降之后。霜降,草本植物生命的末期,这似乎正暗合了雷妹的宿命,她总归是没能熬过霜降节气之后。死后的雷妹被安置在了墙边地上的秸秆上,盖着的还是那床早已破旧了的红色褥子。秸秆和红色的旧褥子成了雷妹最后的卧具,那床红色的旧褥子伴随着雷妹一步步走向死亡,它见证雷妹从发病后直至死亡的全过程。
死后的雷妹被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新衣服。马深义说雷妹死前怎么都闭不了眼,马深义还说雷妹死了之后看上去脸色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比之前要好看。说着这些的时候,这位已经永远失去妻子的丈夫非常平静,没有哀嚎,没有眼泪。他看着安静的躺在最后卧具上的妻子,平静地诉说着他想说的一切。即便妻子痛苦的死去,即便他时刻接受的死神的刺痛,仍然按照生命的最后仪式,让人给妻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新衣服,给妻子找了一块还不错的墓地,也按照当地的风俗带着孩子给妻子上坟。与其说这一切是为逝者而做,不如说这是生命的仪式在抗争。男主人公深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小女儿、小儿子甚至是他自己也将面临这样的生命抗争,但是对于他而言,无论怎样,即便死神就要降临,但以生命的名义顽强的抗争,是这个铮铮的汉子生命之中的应有之义。
三、结语
《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艾滋病患家庭的故事,敘说的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前后的故事。艾滋病人的宿命,终究走向死亡,然而在迈向死亡过程中,主人公对生命的执着与坚守,那份顽强不屈的韧性生命意识时刻在抗争着,以这样的生命名义抗争,可敬可畏,值得尊重。纪录片正是以对这种非常态人生的深情关照,叩问观众的心灵,表达纪录片深刻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颜秉刚.论当代语境下中国纪录片的人文精神[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2]苏美妮,肖德荣.审美品格:纪录片的力量之源——兼论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审美内涵[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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