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超

　　摘 要：宋濂是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儒学家，在嘉靖朝明人对宋濂的接受达到了一个高潮。本文结合嘉靖一朝的思想潮流及文学气象初步探讨其时明人对宋濂的接受，着力立足于宋濂的文学观具体阐述其对嘉靖朝文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宋濂；人格；复古；文道合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9-0003-01

　　宋濂作为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考察有明一代各朝“为宋濂作传”的情况时，发现除了洪武初宋濂的同僚兼好友王祎以及同乡郑楷为宋濂作传之外，一直到嘉靖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有寥寥二人为其作传，还是字符简略的笔记小传。而私修史书中为宋濂作传的现象几乎都发生在嘉靖年间。根据《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可知：从数量上看，有明一代，现存的16篇为宋濂所作的传记中，有10篇都出自嘉靖时期；从内容上看，此10篇传记中绝大多数为内容翔实的传记体。可见嘉靖朝的明人对宋濂的接受达到了一个高潮，也说明了明人对宋濂的接受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嘉靖朝人们对宋濂本身的认识有关，更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潮等方面息息相关。

　　一、后七子复古思潮的上溯

　　李攀龙在嘉靖三十一年正式提出复古问题，这时的文学思想显示出多元活跃的特征，与后七子复古并立的还有唐宋派和重真情、性灵的思想，但毋庸置疑的是后七子的复古思想在其时占据主流地位。

　　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复古依然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观念。其实复古思想并不是单单到前七子时期才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早在元末明初之际，复古思潮就已经兴起了，以柳贯、黄溍、宋濂、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派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诗文复古的思想。宋濂在谈及诗歌师法时诗道：“诗其可学乎？诗其可学也……盖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止于礼义，则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他强调无论何时作诗一定要本于诗经风雅之精神，那么在具体操作上要以哪种诗风为标准？他为师古指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汉魏、盛唐：“及来京师，又得好谦从弟文昌诗阅之，冲澹类汉魏，雄健如盛唐。”由此可知他的诗歌审美是以“汉魏、盛唐”为标准的。可见在元末明初诗歌复古就有了迹象，可以说以宋濂、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的复古思想是明中期复古派的先声，并直接为其道夫先路。

　　考李、何等前七子关于宋濂的评价近乎寥寥，他们以一种激进的态度来看待复古，并无视秦汉、盛唐以下诗文成就，更不用说推崇明初的宋濂了。王世貞、李攀龙等人就不同了，他们看到了宋濂在诗文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听到了宋濂等人在明初的复古先声。王世贞对宋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担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特意指出了宋濂诗歌的这种丰腴之美，尽管他接着说道宋濂的诗歌缺乏精细的剪裁之功，体流漫沿，语辞枝蔓不休是他的短处，但是此种博大的题材，精当的议论和丰腴畅达的表达正是作诗的“机轴”之所在。因此，他十分推崇宋濂之诗，他将宋濂在明初的文学成就概括为“英主扫乱氛、天下之文归至”，可谓是对宋濂推崇至极。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王世贞所崇尚的诗歌是中正典雅、简明盛大的风雅之遗，在这里他的“远追风雅，师法盛唐”复古理论尽显无疑。

　　尽管嘉靖朝的文学思潮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但后七子的复古思潮终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他们对宋濂的推崇实际上是从文学层面推进了嘉靖朝的明人对宋濂的接受，并使宋濂在这个时期的接受达到了高潮。既然有接受的高潮，那么宋濂从明初到嘉靖之间必然有一个起伏不平的接受过程。由于本文仅分析宋濂在嘉靖一朝的接受状况，因此在这里仅作简略地提及。由《明史》可知宋濂在洪武朝可谓是深受朱元璋的重用与尊敬，但他仍然没有躲避过明初的一系列党祸文祸，还是受到了其孙宋慎的牵连，卒于贬谪之途中。其一世功名便泯没无遗。更甚的是，宋濂的得意弟子方孝孺在永乐朝由于掷笔于地，拒绝草诏，被成祖施以磔刑，诛族数百人。这也极大地牵连到了宋濂，宋濂直到弘治九年才被“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年间“追谥文宪”，因此，自洪武到嘉靖时期，明人对宋濂的接受是一个低谷，在此期间也极少有人为宋濂作传，仅存两篇简短的笔记体小传。嘉靖以降，明人对宋濂的接受也因之解禁，万历三大名臣之一郭正域就曾评价宋濂之文有“温醇”的特点。由于后七子复古派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经过王世贞等人的推崇，宋濂在嘉靖之后的明代文人群体中逐渐被接受。

　　二、文道合一的遥远承继

　　在嘉靖朝王世贞等后七子着力推崇的是宋濂的复古思想，而与此同时的唐宋派文学观上也与宋濂有着密切的关联。突出代表是归有光，他对宋濂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宋景濂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黄文宪公为浙东大儒黄溍，宋濂曾师从于他。归有光把宋濂的文章推崇到“一代之宗”的地位，可见他对宋濂文章评价之高。并且，他也关注到了宋濂作为儒学大家的一面，他说：“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独谓。诸儒后先相继，推明阐抉，疏辟扶持，理无不章，事无不格，虽圣贤复生于后世无以加矣。”可见，归有光把宋濂作为开国大儒的地位也推崇到极高的地位，认为他能够把三代之教化贯彻到明初恢复儒学的事业中来，可谓圣贤之至。这种文学与道学的共同着眼点，具体来看则体现在归有光对于宋濂“文道合一”的文学理论主张的接受：宋濂对于文与道的关系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病夫世之论诗，有儒者、诗人之分，而谓先生独能兼之，可谓知言，而无复遗憾者已。”宋濂批判其时分离“儒者、诗人”的文学气象，提倡一种儒者、诗人兼而有之的创作主体，也就是说，他是以“文道合一”为诗歌审美标准的。在明初，这种“以诗文载道”的诗学观点是朱明王朝改变元末浮靡不振、佛老横行的文风，完成整个社会复兴儒学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思想被归有光直接地承继，他说：“而国初设礼贤馆，景濂与丽水叶琛、龙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国朝崇尚理学实于是始。则今日论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岂可分道学、文艺为二科哉？”顾名思义，无论是在明初还是在当世，文艺、道学都是密不可分的。这可以看做是归有光推崇宋濂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对其“气充言雄”理论的发扬。在归有光看来，虽然作文讲究“文道合一”，但文与道的地位并不是不等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文艺承载道德，道德充盈文艺，这样的诗文才能称得上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也就是说道德才是创作之根本。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如德之诚；以文为文，莫如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一日节缩，十日而赢”这种质胜于文的诗学观点即是如此。只有“质”的充沛才有文的滔滔不绝，这正与宋濂“气盛而言雄”的诗论不谋而合。在讲学运动盛行、心学风靡的嘉靖朝，崇尚自然真情的归有光能有如此的论诗思想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薛应旂也有类似于归有光的论诗观点，他说“今天下论诗者，谓不关理。论理者多病诗……论世以徵化者，于斯可以弗之观耶？”显然他也反对道学、文艺相分离的创作风气，因此在当时薛应旂、唐枢、耿定向等一大批人为宋濂作传记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语

　　由此得知，嘉靖朝的明人有些推崇宋濂的人格，有些关注他的文学功绩，有些着眼于他的理学教化，而无论哪一方面都与嘉靖一朝特定的政治背景、思想风气与文学运动密不可分的，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宋濂的品格、文章、理学思想在嘉靖朝这片沃土上快速生长，也正是宋濂这样集文学家、政治家、儒学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才得以历经多朝而重新被世人接受。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

　　[3]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