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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楼听风雨:市场经济席卷之下的艺术生存现状分析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下旬刊 热度: 15830
张放

  摘 要:在当代中国,艺术生存的现状呈现出了多元而又单调、过剩而又匮乏的局面,势必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对精英、大众两种艺术文化形态中的典型文艺现象做出分析,从而找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对在市场经济之下,如何坚守我们的文艺阵地,如何让文艺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建立新的人文精神等等重要课题研究的急迫性。

  关键词:艺术生存;文化思潮;文化形态;人文精神通

  中图分类号:J8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6-0283-01

  当前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席卷下,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富有挑战性的时代。而当下的艺术发展,却更多的呈现出了多元而又单调、过剩而又匮乏的局面,有些现象,我想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就把精英、大众两种艺术形态中,某些较为典型的文艺现象找了出来。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在艺术创作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一、精英艺术形态中的人文精神正在溃退

  所谓“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创造以及传播的文化。它不会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而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精英首先需要“精神”,它要在创新与社会思想进步上有所作为,要引导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而不是附庸风雅,远离布满泥泞的底层生活。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所谓“精英”的作家、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纷纷转向,有的怀旧,有的媚俗,场面十分混乱。似乎游离于现实,却不得不把“理想”、“艺术追求”等的“破碎虚空”,排在经济效益的后面。

  作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早期的作品像《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都在力图表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极具人文关怀。即便有评论家说他是“制造被看”,但是他在这个时期的精神走向,应该是具有现代性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批判。张艺谋此后的作品,像《秋菊打官司》,则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代现实,这种“直面”精神,使作品进入了一个具有新的的艺术境界,也把他的艺术创作推向了高峰。可在《一个也不能少》之后,张艺谋突然转向,《我的父亲母亲》,看似怀旧,却是放弃理性。有评论家说,张艺谋这是在“向农业文明频频眷顾,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的信号出现了,小农情感的尾巴露出来了。”也许是受此舆论影响,张艺谋又决定要从农村回到城市,接连拍了两部都市剧:《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然而,这种用温馨的抒情调子打造出来的“都市传奇”,根本无力对现代都市文明作出任何具有本质意义的批判性揭示。向现代都市进军的文化策略受挫之后,他便拍起武侠片《英雄》来了。几亿资金打造出的《英雄》,在视觉方面,果然是无与伦比,美伦美奂。铺天盖地金黄灿烂的落叶、蝗虫般的箭簇、柔若柳丝的宝剑、色调纯美的服饰等,真是让观众享受了一次视觉的盛宴。然而,这些外在的、技术性的完美,却掩饰不住故事的匮乏。情节的单薄、人物的苍白使这部电影无法逃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命运。至于以后的作品《十面埋伏》和《满城尽戴黄金甲》,就更不必再详谈了。而就在评论界大加讨论张艺谋的“商业化的古典主义”媚俗时,张导演又推出了《三枪拍案惊奇》的古装惊悚喜剧。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一个艺术家感到无力面对现实,又不敢对现实做出批判性的价值评判时,他就只能回到没有思想追求的古典套路中,来作为无力面对现实的“体面逃逸”。

  其实,向商业文化“举白旗”的绝不是张艺谋一个。我们的“精英们”几乎是集体投诚,都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向“主流”和“大众”靠拢。还能坚持批判立场的精英,已经稀缺。没有人文精神支撑的“精英文化”,还能走多远?

  二、大众艺术形态中充斥了大量的伪中产阶级趣味

  在精英文化逐步“枯萎”的情势下,曾经排在后面的大众艺术则变得异常活跃,一个“大众娱乐”的时代已经降临。

  以王朔为代表的市井文学和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农民文化艺术都俨然成了主流,以卫慧、棉棉、九丹为标牌的“小女子文学”,也随着商业大潮而迅速起家,登上了大雅之堂。虽然他们的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惊人一致:他们脱离社会现实,不正视民间疾苦。无论小说小品还是电视剧,总爱表现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生活趣味,挥霍奢靡,一群男女整天以“你情我爱”为生活中心。而当今的中国,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才多少?

  每年春节文艺晚会也都是这一套,对老百姓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是越来越少了。有的甚至把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立场都搞颠倒了。央视春节晚会连续演出赵本山的“忽悠”小品系列为例,大年三十晚上,给全国亿万观众上的一堂“寓教于乐”的生存哲学课:“谁能骗谁英雄,谁老实谁狗熊。”创作者好象和骗子是一伙儿的,站在同一个道德立场上,一起愚弄那个老实人。把欺诈当作智慧来炫耀,把忠厚当作愚钝来嘲讽,这是一种什么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呢?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堂皇的宣扬“无奸不商”等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作品,连续得了几年的“观众最喜欢的节目”。这不禁让整天听着建设“诚信”、“和谐”社会的人们,觉得滑稽之极。

  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市场经济之下,如何坚守我们的文艺阵地,如何让文艺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建立新的人文精神等等,应该是当代文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赵曙光.媒介经济学案例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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