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明

　　摘 ? 要：《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空前绝后地位的小说，没有人描写鬼狐能如蒲松龄般栩栩如生，没有人能在看似荒唐无稽的故事中蕴含如此深刻的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分析此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现象特征，并探索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下的重要文化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女;报恩;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9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3-0006-02

　　蒲松龄擅长谈鬼说狐，《聊斋志异》之所以吸引读者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书中塑造了一批动人心扉，颇具感人魅力的“狐女”的形象。在众多的有关狐狸的故事中，有一类特殊的存在值得我们关注，这便是“狐女报恩”类型的故事。这类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分量不多，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六则故事属于这个范畴，分别是：《胡四姐》，《青梅》，《封三娘》，《荷花三娘子》，《小翠》和《小梅》。

　　一、

　　首先，我们要来探究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类“狐女”报恩的作品，它的存在是否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纵观这六篇小说，会发现这些小说中所反映出的“狐女报恩”的原因，方式和结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是雷同的。从报恩的原因来看，大致看来一种是由于狐女为了报答人间的男子对自己或者其亲人的救命之恩，如《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感激宗湘若的搭救之恩：“君仁人也，誓必相报”;《小翠》中小翠自言“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两人又五年夙分，故以我来报曩恩，了夙愿耳”，是为其母亲报恩;《小梅》中的小梅也是“感义而思所报”王慕贞重视自己诺言的行为。而另外一种则是由于狐女为报答与人间女子结成的深厚友谊，如《封三娘》中的封三娘就是因为与范十一娘缔结了生死之谊，《青梅》中的青梅同样也与小姐阿喜情谊深厚。从报恩的方式上来看，这六则故事更是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除《胡四姐》一篇外，其他五篇故事中都是狐女为所要报答的人择佳偶，帮助其生儿育女，发家致富。而再从报恩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报恩的狐女最后都得到了善终，不是荣华终身，就是修炼得到正果。

　　 究竟为何蒲松龄津津乐道于写这么多如此相似的“狐女报恩”的故事呢？我们不妨从当时的社会坏境和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中来探究一下原因.从作家个人经历来看，蒲松龄之所以会创作狐女报恩这类故事，并在其中大加宣扬女子择偶的标准，，从而创造出一批生动的狐女形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胞妹的不惺遭遇，“留仙之妹，遇人不淑。所嫁夫婿‘无异豺与鸢，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常常游荡在外，不管家中妻儿的衣食。蒲松龄之弟皆经济拮据又无势力，无力顾及弟婿，只好任其飘如飞蓬。”而反观蒲松龄自己的婚姻，则是另外一种状况，他的妻子是个贤良淑德之人，她贤惠懂礼仪，替游学在外的丈夫孝养公姑，使蒲松龄家的日子日趋红火。两相对照，蒲松龄深感人们只有选择好自己的配偶，才能拥有美满的生活婚姻和令人羡慕的命运。

　　《聊斋志异》狐女报恩存在的社会意义就在于：这一类故事在起到了在社会中，呼唤、倡导以诚信为本，感恩图报的道德原则，倡导了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胡四姐，小翠等一批狐女无疑为社会做出了榜样，塑造他们是为了使人们形成集体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念：荣华富贵，生活安定，为心之所向，如受人恩惠所得，必要思虑来日报答。否则，如果为人无诚，忘恩负义，一切好运终究都会离你而去。

　　 二、

　　 报恩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的狐女的形象，她们遭遇不同的环境，却显示出相似的性格特征。她们都美丽善良，具有鲜明的爱憎个性，颇通人性，不为世俗的礼教所束缚。而她们之所以在报恩故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就在于这些狐女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报恩故事中的狐女形象有鲜明的社会化特征。情绪与情感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情境的主观体验。心理学家认为， 情绪为人和动物所共有， 而情感仅为人所有，“情感带有显著的社会历史制约性， 它是个体社会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标志。”报恩心理是社会人情绪发展的结果， 是人类传统文化中的富典型性的行为准则。如小翠即是报恩狐女的代表。初到王家， 不通人性， 其母离开也不知留恋， 问其居里，“憨然不能言其道路”; 而在王家日久便略知人情，“能窥翁姑喜怒”。当她最后离开时表白所作所为是“报曩恩、了夙愿”， 可见她忍受翁姑的屈辱都只为报恩。《小梅》中的东山老狐报王慕贞不绝嗣之恩， 异史氏为之感叹：“感恩而思所报， 独何人哉！ 狐乎！”《青梅》中的青梅对小姐阿喜始终抱有感激之心，心中牢记“婢子敢忘大德”。狐女社会化的动因就是人类本身。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是自我驯化的动物， ？？人就是被自己的天性自我驯养的。”社 会学家关注各种人的群体怎样对人的社会化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 这些群体怎样演变。狐女通过幻化参与到人类文化中来， 必然受到人类天性的驯化， 或者是被驯服， 或者是与这种驯化抗争， 一切都源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动因而然。《聊斋志异》中对报恩狐女形象的形成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力量主要还是蒲松龄的家庭以及亲属，朋友等社会群体。

　　 其次，这些狐女在报恩故事总无一例外的表现出了先进的爱情和婚姻观念。《青梅》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篇。狐女青梅正是看中了张介受不苟合、必告父母和不轻然诺的“礼”“孝”“信”的崇高品德，自以为“相天下士，必无谬误”，而不嫌弃他暂时的贫困，因此嫁给了张介受，在与女主子王喜的对比中，显示出重德行、重未来的择观念。作者对此按捺不住内心的认同，说“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俨然而冠裳也者， 顾弃德行而求膏粱， 何智出婢子下哉娘之口道出了择婿的标准：“纵垮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才德兼备的孟安仁，虽然贫穷，“此人苟长贫贱者，余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婚姻不应全听父母的，而应自己当自己的家，志若坚，生死何可夺也？”在择偶问题上，蒲氏主张淡化眼前的富贵荣华，要从发展的观点看重人的品德和才气，认为生存能力会逐渐导引贫士走向人生的辉煌。同时主张婚姻自主，父母只不过是参考意见。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具有新的内涵。

　　 三、

　　 中国自古以来民间即有狐狸精信仰的存在，刚开始时以厌恶狐狸为主，认为狐狸精是人们生病受灾的一个重要致因，经过志怪小说的刻画渲染后，好淫善媚，反复无常等性格特征成为狐狸的主要特征。而明清时期，人们对狐狸的崇拜达到了极盛时期，对狐狸十分崇敬，不敢直呼其名，每家每户都要对其进行祭祀。因此，到了《聊斋志异》时，一批狐狸摇身一变，已经和人无二分别，狐狸的性情中也融入了人性，“人”与“狐”的二元性融合成了“狐女”形象的一元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尤其是在“狐女报恩”故事中，狐女们作为“人”的一面的性格特征更加明显，蒲松龄甚至在她们身上寄予了深刻的理想性，与现实中纯粹的“人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报恩故事中，《小翠》这则故事可谓把现实中的人性与狐女的人性对比发挥到了极致。小翠尽力帮助王家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灾难，甚至为王家的儿子元丰去除疯病，以报旧恩，不惜一切代价。在小翠身上，狐狸的心地善良，感念旧恩的美的体现无遗。而反观现实之中的人们——王家的人们，则是见利忘义，受恩而不图报，凶狠残酷，仅为了一个花瓶就对小翠不留情面。狐女给人间带来的温暖和光明与冷酷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如《封三娘》热情帮助范十一娘择婿，又用使范十一娘死后复生的法术帮助情人成婚等等，无一不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中的尔虞我诈，相互戕残的恶性形成强烈地反差。作家抓住自己内心的理想的一个火种，将其无限放大和扩张，充分利用了狐女形象使“狐性”与“人性”巧妙结合， 从而使得报恩故事中狐女带有的“人性”有很强的理想色彩。

　　 正是因为蒲松龄先生在描写狐女报恩故事中融入了理想色彩，使得人性与狐性达到了二元统一，才唤起了读者内心的真实亲切感情，感觉狐女们并不只是乖违人情的动物，而是多具性情，有良知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