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格

　　摘 要：后现代著名小说家德里罗在其代表作《白噪音》中深刻而犀利地刻画了一个消费盛行、科技发达的后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充满了无限困惑和恐惧。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传统价值被解构，宗教信仰无法给人们带来宽慰，人们转而通过物质消费等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白，时刻都遭受着死亡恐惧的侵袭。本文从文本出发，分析后现代社会破碎、崩溃的状态，剖析了人们的精神危机，试图阐释后现代社会的救赎之路。

　　关键词：主体；后现代；解构；消费社会；信仰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1-0001-02

　　一、中心消解：儿童“大人话”

　　由西方科学和哲学建立起的知识体系，成为全球标准，西方之外的“他者”全部失声。即使“他者”之间互不相同，呈现的方式也不同，但对中心和“the west”来说，他者显然与自己不同，甚至强加想象的不同于“他者”。这就构成了德里达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中，总存在着本质与表象、言说与书写、男性与女性、真理与谬误等两两对立物，前者是标准，属于高一等级的命题，从属逻各斯，处于优先地位，是本质的、中心的，而后者是变化，非本质的、边缘的。

　　在这种前者统治后者，后者服从前者为内核的传统二元结构中，从属者应该是失声的，但在《白噪音》中，我们看到身为非中心、边缘地位的孩子表现出了非同一般地成人化，经常口出“大人语”，甚至让身为父亲和母亲的杰克和芭比特无言以对。在福柯的话语体系中，知识产生于权力，权力通过话语得以表达，作用于接受者，成为普遍真理。反观作为父亲的杰克，他研究希特勒，成为专家，成为代表，获得权力，实际上连德语都不会说。

　　芭比特经常买麦芽加酸乳酪，可是她从来不吃，十一岁的丹尼斯说：“因为，她想，如果她不断地买这东西，为了解决它，她就不得不吃。就好像她是在哄骗自己”，而且“如果她不买，她感到内疚；如果她买了不吃，她感到内疚；当她看见它搁在冰箱里，她感到内疚；当她扔掉它时，她感到内疚”。孩子清楚地洞悉了大人的想法，洞悉了人们的欺人和自欺，甚至含蓄地揭露出消费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发现了芭比特服用“戴乐儿”的正是她的女儿丹尼斯，她还通过《医生手册》设法找到“戴乐儿”的副作用，她几乎每天领头抗议母亲危险的习惯。

　　杰克的独子海因里希也只有十四岁，但常常心事重重，与杰克有一段绝非父亲和十四岁孩子该有的对话。在杰克送海因里希回学校的路上，他们讨论了“感觉”、“存在”、“所指”、“经验”、“超验”等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海因里希转述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要下雨”，而杰克说他感觉到了“现在就在下雨”。海因里希说：“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在我们大脑之外，是不存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所谓的运动规律都是大骗局”。而且，海因里希还提出：“有没有此时这样的事呢？‘此时，在你说话的工夫来了又走了。假如你所谓的‘此时在我说话时已经变成了‘那时，我怎么能够说此时在下雨呢？”杰克说这是“关于不确定型、随意性和混乱的一大胜利，科学的辉煌一刻”。虽然古希腊诡辩家就曾经提出“人类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当这些话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时，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刻的反思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儿童在父母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但是当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崩塌，主体瓦解，孩子应该从何处学习，确立自身的位置？在宗教绘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圣母和活泼可爱、天真无邪的圣婴。圣经的视点也经常落在孩子上，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孩子一直和神在一起，神想让人类得到救赎，孩子或许是一条救赎之路。可小说中的孩子已经和大人一样成熟，后现代的我们需要思考，还有救赎之路吗？

　　芭比特最小的孩子怀尔德的“哀哭一直不停，一波又一波地响着。这种声音又响亮又纯粹……是一种古代的挽歌”。杰克觉得这种哭声“有一种复杂的灵性在起作用”，“就好像他刚刚从某个遥远、神圣的地方，从大漠荒野里或成年积雪的大山中流浪归来——那里所说的话语、所见的景色、所攀登的高峰，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艰辛中的人只能以敬慕和惊奇仰望”。身体上比大人柔弱得多的儿童用哭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他们闯了死亡之境，获得了“最崇高和最难以到达的功绩”。

　　“大漠荒野”会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积雪的大山”可以让我们想到西藏和在茫茫雪山中苦修行走的僧人，也许神圣的地方可以让人得到救赎，可是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神想让人类得到救赎，但需要和人的努力相互作用。但是在消费社会中人的努力仿佛虚无得以期用消费来填满自己的内心，压抑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转而用药物来消除恐惧。

　　二、信仰虚无：修女“无信念”

　　“每当我们看到修女时，就会被提醒仍然有人信仰天使、圣人、所有传统的事物，这一点美妙而喜人，颇令人鼓舞。”当杰克看到修女穿着黑衣服、戴着黑面纱，个个年高德勋的模样，互相说着德语时，理所当然地这样想、这样说。这样一位修女的形象其实是被社会价值、男性价值构建起来的。修女回答他：“你的脑瓜儿如此笨，竟然会相信这个？”修女告诉他，没有信仰的人需要有信仰的人。他们拼命需要有人相信什么，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是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地当回事儿的东西。如果全世界都彻底摈弃这类信仰，人类就会毁灭。他们相信了，其他人就不用信了。

　　“我们的佯装就是一种奉献。……（摈弃信仰的人）明白信仰不应该全部消失。……永远必须有一些有信仰的人。我们就是你们的疯子。我们贡献自己的生命来使你们的无信念成为可能。……没有傻瓜，就没有真理。我们是你们的傻瓜、你们的疯女人……”。

　　修女就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指向的就是上帝，而这种连接竟然断裂了。就像福柯在《愚人船》里将精神病定义为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麻风病人和普通人的不同帮助社会确立“正常”的概念。麻风病人消失之后，罪犯成了替代者。这种“他者”的建立有利于建立自我认同感以及群体的认同感。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是什么，上帝超越了人类经验所能感知的范围，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否定上帝不是什么来确定上帝的形状。就像是在阳刻的过程中，雕刻者通过去掉不要的部分，让雕刻的形象显现出来。

　　小说用了一个女性形象，一个修女，而不是男性的神父、牧师来揭示这一事实，也表现出了女性传统身份瓦解，给男性带来的巨大冲击。德里达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消解了西方传统中二元对立，亦颠覆了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为女性的发展提空了空间。正如克里斯蒂娃（1981）在《妇女的时间》中描述的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反人本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它视平等与差异、男与女对立的二分法为差强人意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性主义的目标必须是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上述范畴的社会。

　　三、精神崩塌·死亡入侵

　　儿童不再天真，修女不信上帝，似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从底部被瓦解了，人类失去了精神支柱和信仰。

　　在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情纽带特别牢固。就像书中所说“在小镇上……死亡更为人们所注意。死者的面孔是认识的”。而到了城市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注意某个人具体的死亡。“死亡只是空气的一种特性。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见。”城市里生成、消费、交通的秩序化，每个人都像是住在一个小火柴盒里的火柴，等待消费，同时也被消费的模糊的符号。整个社会图景规范有秩序，个体失去意义，“你全部的生活就是一场阴谋、一次策划、一种图解。……策划阴谋是为了肯定生命、寻觅形式和控制。甚至在死后，尤其在死后，这寻觅仍然继续”。仿佛这种形式完成之后，某种完美的自然规律便得以遵循，死者的生命被上帝超度，生活本身得以强化和重新肯定。默里说，这种死亡不是死亡，而是购物和消费。

　　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因为人无法逃避死亡。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来自对死亡的忧虑。生命就像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了又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芭比特和杰克都无法逃脱死亡的恐惧。他们多次讨论死亡，芭比特甚至为了得到“戴乐儿”与“戴乐儿”研究项目经理格雷先生进行性交易。而杰克发现了芭比特的真相之后，被默里挑唆找格雷先生复仇，其实也是为了得到“戴乐儿”。他们失去了信仰，恋恋不舍地生，恋恋不舍地死。

　　西藏人相信死亡和新生之间有一个过渡状态，死亡事实上是一个等待时期，某个新的子宫很快就会接受这个灵魂。与此同时，灵魂自身会恢复出生时丧失的某些神性。当下的现实生活充满了消费、购物、毒雾，“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似乎已至绝境。

　　德里达强调，解构是绝境中的思考，解构就是面向未来的责任。德里罗解构了当下社会的一切，让我们不得不把一切放置在绝境中来思考，只有思考这样的难题，才是真正面对人类的困境，这样的涌现或解放也才真正有意义。德里达一直在为这个时代寻求一种肯定性的精神，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期盼。他对当今时代信仰与知识的分离状态忧心忡忡， 他强烈地感觉到要寻求信仰与知识结合的新的途径。通过对宗教的解构 ， 他要寻求非宗教的宗教性作为这个后现代时代超度的精神之筏。

　　“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善、上帝、人和历史。它永远反对这些，它将永远是（而且它永远没有在先的将来，将永远不可能重新居有那个没有信仰和律法

　　这一“Kh ra”就是德里达构想的一种新的空间，无限反抗，无限反思，将反思和思考的精神坚持下午，不要陷入到永恒的虚无当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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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叔本华.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J].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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