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舒青

　　摘 要：在以电影、网络等媒介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当下国际环境中，文化差异成为了研究者的一个焦点。2015年中国上映的《十二公民》是对美国1957年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的翻拍，其中加入了许多中国元素，间接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并透视出中国某些文化的特征。作品尽量消除文化间的差异，通过文化的差异和融合进一步展开跨文化交际，并进而推动世界文化交往。

　　关键词： 电影；《十二公民》；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8-0126-01

　　美国电影《十二怒汉》拍摄于1957年，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影片，它是法庭片的典范。影片播出后，因其特殊的电影叙事方式及鲜明的文化表现，成为世界电影界借鉴、仿拍的经典作品。俄罗斯、日本、中国导演均对这一经典影片都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将影片背景分别设置为本国语境，使各国在同一故事情节的导引下呈现出多元文化特征。

　　一、原版电影《十二怒汉》及各国改版作品

　　《十二怒汉》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基石，影片不仅反映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也通过陪审制度展现了美国社会的法制化。影片中出现的12位陪审员代表着美国不同的阶层，为一桩“贫民窟少年弑父”的案件展开争论。美国的法律制度必须经过陪审团的全票通过，才能确定罪犯的犯罪事实，案件中证人证言以及杀人工具都将“杀人犯”的罪名指向了贫民窟少年。11名陪审员毫不犹豫地投了“有罪”票，其中一名陪审员则投了反对票，为故事的延伸提供了空间。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一系列关乎人性的探讨，最终12位陪审员均投了“无罪”票。该片公映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基于对美国民主的拷问表现出来的批判性尤为深刻。

　　1991年，日本导演中原俊执导了日本版的《十二怒汉》，也叫做《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与原版不同的是，该版本系11名陪审员投无罪，一人投有罪。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美国贫民窟少年变成了一个被前夫抛弃、独自忍受生活艰辛带孩子的单身母亲。弱者的身份使得单身母亲自然获得了人们的同情，因此11位陪审员起初认为她是无罪的。日本的《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在整体接受了《十二怒汉》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将陪审团的成员添加了三名女性，突出了日本社会女性思维方式中注重情感这一倾向。

　　2007年，俄罗斯将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嫁接到它的土壤中，演绎为《十二怒汉：大审判》。美国电影中的贫民窟少年变成了车臣少年，与美国贫民窟少年受到多数美国人歧视一样，车臣这一民族在俄罗斯也是受到歧视的一群人。这样的改编使得故事核心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容易得到俄罗斯观众的接受，同时反映了当时社会依旧存在的对车臣民族的歧视。

　　2015年，中国导演徐昂执的《十二公民》上映，与美日俄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司法体系没有陪审团制度，故事在“模拟”的结构中展开，犯罪主体也由贫民窟少年变为中国的富二代（这一人群在中国现阶段的舆论当中也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群体）。影片中通过人物及其身份的建构植入了诸多中国特有的文化，使得该片成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性表现的一个典型作品。

　　二、中国版的《十二怒汉》——《十二公民》

　　《十二公民》2015年5月15日在中国公映。该片在情节、结构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在人物的设置上则着重设置代表中国多个阶层与群体的人物，通过人物突出个性的塑造呈现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诸如中国人对于“富二代”群体的歧视；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和学生谈恋爱，而冠以“干爹”的名义；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等。这些中国元素的呈现，使该片成功转换了语境，完成了中国化的华丽转身。

　　影片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建构了故事的合理性。当12名陪审员以“完成任务”为目的走进讨论室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一场时间长久的论争。12位陪审员中有朴实的保安、玩世不恭的刑满释放人员、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等，囊括了当下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

　　（一）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城市压力

　　11号陪审员是一名河南籍保安，操着一口河南口音，在案件争论的过程中，他与北京籍陪审员发生了矛盾。北京人认为都是外地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使得社会治安变得糟糕，河南籍保安却坚持正是农民工的大量涌入，才使得城市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密集与经济落后使大批河南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进城务工的一个大群体。但因为诸多社会原因，卫生条件差、诈骗、造假等成为他们的代名词，遭到社会普遍排斥。歧视与反歧视形成了具有极大张力的社会矛盾。

　　（二）对于“富二代”的社会偏见

　　“富二代”是中国富裕阶层子女的代名词，从2009年“杭州胡斌飙车案”发生后，媒体有关“富二代”的报道态度，开始从中性逐渐转为贬义为主的报道，使得公众从媒体获取了较为扭曲的解读，并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当下社会，激发了民众对于“富二代”的“仇视”心理，进而形成了社会群体性的不客观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富二代和官二代依靠父辈的权势和金钱为所欲为，他们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反面教材。对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的关注度的不断升高，使得媒体也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不良行为，间接地成为吸引读者的关键点，致使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三）“弑父”行为对传统文化的背离

　　宗法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的最典型的传统结构。自周代起，中国社会历经动乱，社会结构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结构——家庭。①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父子是一种有分界线的两个阶层，中国传统中“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决定了父亲在父子关系中占据绝对领导和支配的地位，作为“子”只能听从父母之言。

　　“弑父”在中国传统中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和行为上的双重罪恶，使得《十二公民》所围绕的“富二代弑父”的故事核心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和重点，并从传统观念中将富二代的性质定为罪恶。因此在第一轮投票中，除了隐藏检察官身份的8号陪审员外，其余11位陪审员均投了“有罪”票。

　　三、《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的文化差异

　　电影《十二公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式和思考方向——基于不同文化下发展起来的电影本身，将不同民族的文化渗透在电影内容中，并以消除差异来获得认同感的方式。

　　造成中美文化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了民族之间价值观念、思考方式、文化趋向、社会规范等方面的不同。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相”

　　中国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的，它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和对自然的崇拜。而西方则主张天人分相，加上宗教中对“原罪”的自我认识，使得西方人为赎罪而与自然抗争，改造自我以求“神人”合一。美国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美国人是欧洲人的后裔，他们在传统思想上有一种征服自然和勇敢探索的精神，由此造成了西方传统思想当中的“重逻辑”。

　　美国《十二怒汉》中，以证据为先导，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人毫不犹豫地认定了贫民窟少年的罪行。在中国的《十二公民》中，假定陪审团的陪审员们更多考虑的是富二代的弑父行为，以及富二代本身群体所造成的消极的社会影响。

　　（二）群体取向与个人取向

　　在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为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中，群体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群体取向，二是他人取向。他人取向是群体取向的延伸，表现在中国人做事情时，首先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严重时会出现“人言可畏”的情况。②

　　西方人天人相分的价值观，衍生了西方的个人取向。与中国人“求稳”的思想不同，他们的思维言式则强调“求变”。他们不考虑人际关系之间的差序格局，个体价值观突出，更强调自由、平等、权利。在《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对法庭提供的证词、证据表示怀疑，并进行合理推理的时候，在展现西方民主法治的同时，通过每个人的表演以及每个陪审员的表述。影片的最后，在做出12：0的无罪投票后，12名陪审员陆续走出法院，他们又回到了社会，又做回一名普通的社会人，这就是西方人的职责，对法律、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个人的职责。

　　多媒体越来越高的覆盖率，占据了越来越主动的社会话语支配地位，对社会起着一种导向的作用。而这种导向性在中国加强了群体取向，在西方则加强了个人取向。

　　注释：

　　①②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1，61.

　　参考文献：

　　[1]张净雨.《十二公民》：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一次本土化改写的成功实践[J].当代电影，2015（05）.

　　[2]晁婕.《十二公民》中的舆论思想[J].新闻研究导刊，2015（16）.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